四、我
我爷爷的决定是对的，他的观点和看法一直影响着我。也或是遗传基因里本就带着这样的决
定。
在决定要死的那一天，我从家里出来，只花了两星期，就将那片大山选定了。我在坐北朝南
的坡上选了一块空地，将随身带着的铁铲拿出来，一铲一铲地挖。先浅浅地挖了一个两米长
一米宽的长方形筐架，然后再深深地往下挖。结果越挖越小，成了一个上大下尖的椎体。
我左看看右看看，还是不行。这样我在里面一定躺得不会舒服。可这时，我已经累酣了。于
是，用毛巾擦了擦汗，在铁铲上坐下，对面山上一浪一浪的绿色植被，层层叠叠，谁在这儿
心情都会畅快。只是肩背那些地方隐隐地在疼。

从监狱出来，我的肩膀一到雨天就疼，那是被打的最重的地方。其实也不然，或许有些精神
因素在里面作怪。就说九寨沟那回伤了脚吧，也没留下什么病痛。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些问题
来，在精神愉悦时，再怎么严重的伤势，好了就是好了，不留下后遗症。而肉体的外伤与精
神的痛苦相结合，才会留下永久的病症。甚至没有什么肉体的伤害，也会在精神上造成病症。
就说那个有指甲刀、扯眉毛钳子等工具的小盒子（如我姥姥的宝贝工具箱子），自打举办“北
京以北——上苑诗歌朗诵会”那天被某个小诗人偷走后——肯定是偷走的。因为它没有长脚
——我一直梦着它。对它看得如此的宝贝，连我自己都没想到。我知道那玩意儿没什么大不
了的，可我就是像丢了魂儿似的。这真他妈要了我的命。我对自己说，嗨！你他妈混蛋！拿
十块钱到哪个商店都能买着。干吗呢你？嗯？可是，自己立马反驳我，你他妈才混蛋呢！不
要钱到大街上能捡着我也不干！我就要我原来的那个。这不是无理取闹吗？无理取闹就无理
取闹。你拿我没辙。哈，我自己拿自己没辙。
这也是在监狱里弄出来的毛病。囚们不可以有任何金属的东西。指甲长长了，只能到水泥地
上去磨。几个月里指甲飞快地生长，磨不去的就用牙去咬。而咬指甲是我十分痛恨的恶习。
木头就有这毛病，我每天都难受地想去纠正他。在牢里我不得不逼着自己也这么干，特别是
脚趾甲，它又硬又臭，让我如何下得了口？那时候就盼望着有一个指甲刀，对它的企盼，强
烈到没有人能相信的地步。一想到它弯弯的刀口，有杠杆定律的把手，大拇指和食指一用力
“咔吧”，一小牙弯弯的“月亮”就落了下来。那镀铬的银亮，那细细的一排摩擦槽“木次木
次木次”地挫着指甲，声音胜过Pablo Casals演奏的大提琴。那把指甲刀，对我，就如一个
幸福的结婚戒指似的。
为此我痛恨那个偷走了我“幸福的结婚戒指”的诗人。还把那天进过我家门的诗人一一地审
判过，最后锁定几拨形迹可疑的人——有上半身诗派的、有下半身流派的、有三条腿走路的、
也有四只脚爬的、还有黎二的擦子什么的。对了，黎二！他是最可疑的人。你说说看，一个
好好的诗歌朗诵会，大家都像贵族绅士一样——当然也有些是假模假样——在那里安静地听
别人朗读自己写的诗。他到好，把它搞成在茶馆里听李伯清说书似的——不过那天他与芒克
几个好酒之人喝得有点多了，走路都有些摇晃。过后让他说自己当时都干了些什么，他都记
不起来——一到有他不喜欢的人上去朗读，他就用他蹩脚的普通话带着一帮子人大声叫：“好
哇，好哇。再来一个好不好？要不要得？”心头则说：“锤子要的。”
上海复旦毕业的诗人马骅不干了——他那天也喝多了，乘着酒劲他也闹起来——你他妈是哪
儿来的鸟？敢在如此大雅之堂上猴嘈！他们俩乘着酒劲干起来。马骅说，你们他妈的下半身
有本事上去读诗时不穿裤子。穿着裤子算什么？不伦不类。黎二说，锤子，我不但不穿裤子，
我随时都把锤子挂在嘴上，你没看到嗖？你没看到只能说你是瓜的。马骅将啤酒瓶倒过来，
敲掉半节，拿在手里当武器。黎二将折叠椅抡起来，要朝马骅头上砸去。结果他已经醉得搞
不清方向了，椅子砸在了自己身上。还没轮到马骅回击，俩人就被众人扛出去了。那些人真
叫多管闲事，你们就不能让他们俩打一架？也好让我知道谁胜谁负呀。这到好，害得我三天
没有睡觉，天天琢磨着他俩要是打起来了，会是谁赢呢？要是没喝醉酒，方向准了，那一椅
子砸下去马骅的脑袋还在不在呢？脑袋要还在但是傻了怎么办呢？马骅还没有对象呢。要是
没人拉着马骅，那像尖刀一样的酒瓶子将扎在黎二身上什么位置呢？要扎在心和血管上黎二
就玩完了。黎二要玩完了，他的儿子们怎么办呢？我看见他的俩儿子吵架，小的说，我妈嫁
给我爸的时候是记者。大的说，我妈是诗人。弟弟说，诗人又没得钱。哥哥说，我爸先认识
我妈的，我爸还不是没得钱。黎二说，不准吵了。再吵再吵，你们爸就更没得钱了。我说，
不准打了，再打再打，你们就连爸爸都打没得了。其实黎二不醉酒时特好玩，四川的那帮子
诗人大多爱找他喝上几盅。可是没喝几圈他就得醉，一醉就什么洋相都出来了。
这是上苑村里唯一一次诗歌活动，让我们这些画家着实看了一场好戏。但我规定木头以后不
准往家里引这些人，搞得他头都大了，对着我不停地嚷嚷：
 “不就一指甲刀盒吗？！不就一盒小工具吗？！几块钱的东西。指不定是猫将它衔到什么地
方去了呢。”
“猫会衔这样没油没味的东西吗？何况崔卫平放咱家的这只猫连门都不出。我房前房后、挖
地三尺地寻过了，都没见。”
“你至于要挖地三尺去寻一个这样无甚了不得的东西吗？”
“它对我来说就是了不得。”
“你看看，你看看，把个好好的院子挖得乱七八糟。花花草草都伤着了。”
原本我是最心疼花花草草的，谁要是伤着它们了，我准得斥责几句。我不知道现在活着每日
在行事的这个“扬子”是否就是我？我偏爱植物，对动物却有些冷漠。就说崔卫平的那只猫
吧，她女儿要高考时，突然对猫毛产生过敏反应，满身长红疙瘩。不得已忍痛将猫放到我家
里来养。那猫初来的时候，独自忧郁着，足有十天不理我们。哼，你不理我？我更不会去理
你。但后来在木头不断的感化安抚下才慢慢开始与他交流并试图讨好他。在他身边转来转去、
可怜兮兮地对着他小声地叫唤、当他看着它时，它立即在地上仰躺着作娇态——连猫都媚俗
——更让我瞧不起它的是，在它与狗之间争斗时所耍的那点点心计。它在与狗的一次战斗中
大受惊吓后，决不再跨出大门一步。这样它占据着屋子，狗占据着院子，门和窗是它们的疆
界。但猫对玻璃这种屏障十分了解，它充分地利用玻璃来对狗进行羞辱。狗在外面气得七窍
冒烟，它则高傲而阴险地在窗玻璃后望着狗，当恼羞成怒的狗试图爬上窗户对它进行侵袭时
它则迅雷不及掩耳地照着狗的脸就是一爪，在玻璃上留下一记清脆的响声。吓得狗一阵狂叫，
它则歪着头一付惊讶又无辜的样子。当狗无奈地走后，它又四处去寻狗——从玻璃门到几个
房间的窗户，有意对狗进行挑逗，从而又挑起新的战争。可木头总是不分清红皂白地对狗进
行训斥，好像什么错都是狗的。当然，我不会去为狗辩护，我只担心哪天窗玻璃会因为它俩
的战争而遭毁灭。我的确活得太无聊，每天花很多时间看它们，看它俩谁斗得过谁。想想这
些低智能的动物也诡计多端，更何况人呢？
原本我只是不信任他人，现在连我自己也不信任自己了。我走在任何一条街上，先要看看四
周围有没 可以逃跑的叉道？如果是一条单线的巷子，哪怕这条路是到达目的地最近的线，我
也宁愿绕两倍以上的路。安全第一！可我的这双脚是可信的吗？到时候它会跑吗？主要的问
题是，它到底是不是我的？到菜场买菜，你也决不能进到里面去，警察将那四扇门一堵，你
有翅膀也飞不了，更何况你没有。
你看看人家孙文波，他的警惕性就比我高。只不过他或许高过头了，见到秋天发红的树也当
是警察，立马把屁股夹紧，驾着他的破拉达车往京密引水渠里开。警察当然不敢在大冷的天
里下水，就由着他在水里。他到好，头将挡风玻璃撞得粉碎，头皮连点痕迹都没留下，还满
大街去问：
“谁？谁？谁把我的挡风玻璃给撞烂了？”
他还时时不忘自己是个大诗人，过后立马写一首题叫《大风中开车回家》的诗：

路边的树红得像火，
寒冷像铁钻钻进骨头。
我对你说：不！意思是：
我看见你四处走动像公路巡警。
我想躲得远一点，把词语当作羽绒服。
不过暗地里，我希望灵魂
像一只鹞子那样飞在空中，
俯瞰自己的肉体像俯瞰猎物。
就这样，我到家了，咣当声中打开铁门……

你说这叫什么话？一会儿他就变成鹞子了，还咣当着铁门！他是没坐过牢，以为那咣当着的
铁门声是美妙的，咣当你几百个日日夜夜，让你气都透不了，看你还咣当不咣当？听到谁说
铁门我就有火，更别说“咣当咣当”响。他多半是个混账诗人，徒有虚名。总有一天我非得
在他咣当铁门时把他给宰了，就着红葡萄酒吃了他。这样的混账诗人竟然有一个叫秦晓宇的
家伙为他写了文章。说是一份礼物。你听听都说了些什么：

《在此刻停留》——谈孙文波最新诗集《空中乱飞》（我看是梦中乱飞，他在四十多岁就得老
年性痴呆症了）。
孙文波的最新诗集《空中乱飞》收录了他写于2002年4月——2003年2月的38首作品。在
他的前一本诗集《六十年代的自行车》里，诗人所处理的虽然也是极端个人化的题材，童年
和少年时代的生命经历，但隐含的文本却是普泛的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认为那个不幸被“卷
入”历史的男孩是时代命运的一个样本，一个参数。诗人的写作不是为了缅怀，也不是为了
批判——虽然其中不乏缅怀和批判的因素，而是为了以诗歌的方式呈现、还原。在这里，作
为记忆的历史不再是一堆死的材料，它的意义以无限丰富的活力及其“隐喻性”不断向现在
敞开，同时也对现在进行着历史还原。于是六十年代一声“尖利的鸟叫”塞满了诗人若干年
后失聪的右耳，与诗人的基本命运发生共鸣，或者干脆把诗人纳入了它的内部。这声鸟叫或
许一直都藏在诗人的骨子里，等待着被一首诗打开。凭借《六十年代的自行车》这本诗集，
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个人）历史是未完成和正在进行的，有着无限生长的可能。
而在《空中乱飞》中，诗人的目光从遥远的过去转向当下，投向身边的事物；从纷繁的历史
烟云转至日常。与《六十年代的自行车》或多或少靠题材的一致性完成一种诗集的整体磁场
效果（即其中的每首诗彼此联系、呼应、烘托，有机的构成一个整体）不同，《空中乱飞》所
涉及的题材正如书名所暗示的那样，东鳞西爪非常散乱。但细读之下却并无一点杂乱之感，
反而觉得这一批诗就应该放在一起，就像一颗颗色泽、大小相似的珍珠应该被串成一串项链。
更令我着迷的是，其中某些篇章孤立阅读可能会稍觉乏味，但放在整体中它的后劲就逐渐表
现出来了，对一首诗的理解会受到另外一首诗的启发，一首诗的藤蔓可能搭在另一首诗的枝
杈上，或者说，一首诗将在另一首诗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完成。其原因除了诗人近年来致力于
一种诗歌写作的“减法”，这种减法包含了对题材的选择——日常的，描写身边熟悉的事物的
诗歌；包含了对修辞的限制——平实的、反机巧的诗歌；也包含了自身诗歌观念的调整——
讲话的、理解性的、“真实”的诗歌（孙文波说过：“写作是趋近，是理解，是建立一个对于
个人而言有效的面对世界的机制，是讲话”）。但这种减法对读者来说往往需要通过补偿阅读
与联系阅读才能更加有效地深入一首诗，进而深入作为整体的诗境当中。此外，《空中乱飞》
题材固然广泛，却也并非没有共同之处。我们会发现这38首诗其实是被写作拣选并被其延宕
开的诗人的38个瞬间。诗集里，诗人或躺在一月早晨温暖的床上，想昨夜的梦（《一月的早
晨躺在温暖的床上》；或驾车在进城的路上，突然想哭：像沙尘爆中的树一样哭泣（《哭泣》）。
那个被写作打捞起并抚摩着的瞬间，要么是某个早晨，诗人一遍遍的嘀咕着谁会给我正义的
瞬间（《空中乱飞》）；要么是中秋节，诗人因某个朋友而感到自己像喷射的水注一样快乐的瞬
间（《中秋节——为蒋浩而作》）……就这样，诗人在那些被诗歌召唤的微妙而平常的时刻停
留，将此刻以诗歌的方式确定下来。而此刻所具有的绵延性与同素异形性使这些瞬间彼此沟
通、呼应，连缀了一个诗人的生命之流，又使每一首诗成为一部诗集的某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如果说《六十年代的自行车》是对历史的关照，那么《空中乱飞》则是对现实的体悟、
呈现。这种现实是一种微观的现实，它具体到一个人和他的生活，具体到这个人的某个瞬间，
里面既有社会现实的影响，也有现实场景，同时又包含了珍贵的心灵体验和“非现实”的因
素，此刻因此具有了丰富的诗意与言说的必要。
　　《空中乱飞》中被诗歌挽留住的此刻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 主体的在场性。
　　说诗中某个诗人在场似乎是一句废话，在脱胎于个人理智与情感的诗篇中，诗人怎么可
能不在场呢。但它又不是一句废话，因为我所说的在场性问题是指作者在文本中隐去还是彰
显。中国古诗中有“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的区分；而现代诗歌对叙事性与戏剧性的重
视使得诗人不一定在诗中担任叙述媒介的角色，某些诗歌因而表现出某种虚构色彩和表演特
征，用欧阳江河的话说，“站在虚构这边”。西川有一本随笔集《让蒙面人说话》，即强调作者
面目应该模糊，或者只保留一个理想我。福科更是断定现代作品所提供的是一种主体在其中
消失的，没有作者的文本空间。
　　与此相反，所谓主体的在场即诗歌要指向一种具体的情境，要“介入”，要关怀存在本身，
要判断。在场更是一种承担，诗人要承担起对生活的美学责任和认知义务，我认为这是一名
诗人的伦理底线。那么是不是所有以第一人称（或内观时的第二人称）写作的诗歌都是主体
在场的作品呢？当然不是。至少以下四种情况都可能导致主体在文本中消失。
　　（1）对智性的过分依赖；（2）对物性的沉溺；（3）毫无节制的情绪或情绪的极速运动；
（4）迷醉于语言本身。这四种情况要么把作者排斥在文本之外，要么诗歌只是用以装扮某个
虚伪的主体的化妆品，要么本身就构成一种遮蔽。就是说，即使那些追求主体在场的写作，
也需要把握好一个度，否则不仅无助于主体在文本中的确立，反而加速了他的隐遁。
　　孙文波近一阶段的写作实践告诉我们，诗歌不是纯粹的智力体操；不是中性的和零度的
写作；不是“物”的狂欢节；不是能指与所指的捉迷藏游戏，也不是被溺爱的抒情幻觉；他
的写作是在广大的世界上安身立命并感受和认知世界的一种机制，是“把生活当成写作永远
的前提和背景”（《上苑札记》），是在此刻停留，并成为自己此刻的见证者，使一个真实的“我”
不至于在时间迷宫中消失。
　　《空中乱飞》里，诗人以其明确的在场性向我们表明：诗中的“我”就是作者本人，诗
人怎样生活、怎样遭遇、怎样思量，怎样感受，诗人怎样突入此刻，诗歌就呈现出怎样的面
貌与气质。二者互为映射。我们阅读一首诗，就是去接近作者灵与肉的真实，就是身临其境，
就是听他讲心里话，就是参观他的日常。诗中，时间、地点、人物等结构性元素都不是虚拟
的，也不是模糊的，更不是抽象的，它是明确的某个现实的片段，也是诗人某个瞬息的自我。
它不夸张也不讳饰，不矫情也不矜持，它以一种最自然甚至于笨拙的方式把自我向此刻敞开，
使其置身于此刻的现场当中。
二、自我的本真性
　　对孙文波来说，诗歌既是对世界的还原，也是对自我的还原。对世界的还原要求作者在
场，胡塞尔就说过：“没有自我的世界是死寂的世界”；对自我的还原则要求诗人在诗歌中亮
出一种赤子的本真情貌，达到海德格尔所说的“去蔽”、“澄明”的境界。在近期的写作中，
孙文波成功地避免了社会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双重塑造及某种姿态感，从而呈现出纯粹的“我
相”，席亚兵称之为无面具的写作。但如果考虑到无面具也是一种面具，我们就应该对这一说
法稍加纠正：至少作为诗人的孙文波在写作的那一刻脸上是没有面具的，也没有脸谱的脸谱，
他是以一种非类型化的近乎透明的方式在诗歌中在场的，是“我”在此刻的本来面目。在《空
中乱飞》里，诗人时而失态，时而软弱，时而走神，时而沉思，时而做着白日梦，时而神游
八极……从诗集里我们能听到他不加掩饰的哭泣和欢笑，也能看到他在“非常的常态”下的
真实表情和日常生活景观，也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意识流动。这是一种被拉金肯定的哈代式的
风格。拉金在《哈代》一文中说：“我读哈代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就是我本来不需要
硬撑着自己，按外在于自己生活的诗歌观念去创作——也许这正是……叶芝怂恿我做的事。
一个人只需回到生活，从那里写开去。哈代教人感受，而非写作……他还教人对自己的感受
要有信心。感谢拉金，他准确地说出了我对《空中乱飞》的读后感。
　　面具，还是不面具？这在当代汉诗写作中是一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又何尝不是）。“莽
汉派”“非非主义”“知识分子写作”、“学院派”、“民间立场”、“下半身”、“第三条道路”……
在这些命名的背后，都有某种预设的价值与写作姿态，且不说这些命名是自我标榜还是被无
辜插上的标签，以及是否像人们说的出于争夺话语权的策略考虑那么简单，至少这种命名已
说明了如何写作不仅是一个写作范围内的问题，似乎更是一个写作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伦理学
问题。孙文波曾被归入“知识分子写作”的阵营，大概他不愿在写作中放弃某些人文条款吧。
但席亚兵早就指出孙文波的诗歌气质里有一种率真的乡野气，他以粗为词根（粗重、粗鲁、
粗朴、粗硬、粗疏、粗浅）形成了自己的语言美学特征和极具个人化的比喻风格（见席亚兵
《孙文波诗歌人格气质散论》）。孙文波不惮于以粗话入诗，但“他的粗口有民间语言的纯正
健康，姿态性的文人语言既达不到那样的质感力度，也会被衬得猥亵。”（席亚兵语）比如：
“哦，张秋菊、李素芬，什么屁样子嘛；爱她们就是对母猪表示敬意。”（《醉酒》）比如：“不！
要用笔，使岁月倒转，光阴逆转；使死亡可以成为嘲弄的对象，不怕你，滚你妈的蛋！”（《起
来》）当然，孙文波的诗歌不止具有这一种气质，笼统的说，他的诗歌所表现出的是一种杂糅
了书生的迂腐与意气、军人的硬朗、农民的淳朴、孩子的率真和某种老态的混合气质。
　　与那些仍然陷在身份写作的泥沼之中的诗人不同，孙文波在脱掉公共化的身份面具之后，
继而脱掉了自我的角色面具。就是说，他在写作中自觉追求的不是实现自我，平衡自我，补
偿自我，而是——回到自我。写作，就是站在一个基本的同时也是个性的“人”的历史与现
实的具体位置上向存在发言，窃以为海德格尔“还乡”的隐喻中肯定包涵了这层意思。
到了《空中乱飞》这个阶段，对于孙文波，生活/写作，不再是或有重叠的两码事，它们是浑
然一体、密不可分的。而纯粹与真实，是它们可贵的共同品质。
三、语言的日常性
　　基于在场和本真的要求，孙文波所使用的是一种诚恳的日常语言。因为在场和本真强调
了语言的及物性和对各种抽象概念（大词）的还原。孙文波的《六十年代的自行车》即是对
历史的还原，而其《上苑短歌集》则对“人民”进行了还原：
人民就是——
做馒头生意的河北人；
村头小卖铺的胖大嫂；
裁缝店的高素珍，
开黑“面的”的王忠茂。
村委会的电工。
人民就是画村长、王家新和我。
　　这里经过还原的人民不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及物的；不再是剥离了自我的，而是
我确切在场的。我想这才是人民的本义。还原后的人民成了一个活的词，有形象、有温度，
有情感，可变化，可生长，又因人而异，可以根据个人经验在阅读时自行调整，因为诗里不
仅给出了诗人对人民的重新定义，还给出了基于个人立场的再定义的方法论。对于孙文波，
或许只有基本的词与经过还原的词才可能形成一部对写作有效的词典，这部词典剔除了历史
话语、社会话语等形形色色的公共话语的不良影响，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写作永远是一项个人
的事业。
　　其实早在1997年，孙文波就已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开始了对语言问题反思（语言问题从
来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本身的问题）。在一首名为《改一首旧诗》的被反复引用的作品中，他对
自己以往的写作进行了检讨，这种检讨暗示了未来的语言风格：

重读旧诗，我感到其中的矫揉造作。
第一句就太夸张：“他以为自己的
胡须推动了一个时代的风尚。”
一个人的胡须怎么可能推动时代的风尚？
想到当年自己为了它颇为得意，
不禁脸红。那时侯我成天钻研着
怎样把句子写得离奇。像什么
“阿根廷公鸡是黄金”之类的诗句
写得太多啦，其实，阿根廷公鸡
是什么样，我并没有见过；黄金
更是不属于我这样的穷诗人。写它们
不过是觉得怪诞，可以吓人一跳……

　　这说明他对“像大海一样充盈”的“绝对的想象力”和个人才华已有了足够的警惕，更
不用说对某些语言的虚假与张狂的厌恶了。许多时候他宁愿谦卑地从身边简单的事物那儿学
习语言。他意识到“某些句子虽然看起来十分平淡，但只要按照生活的真实性与心境的真实
性对诗歌的内在要求，将它们安排妥帖，照样会产生惊人的力量。”（敬文东语）他要求语言
至少与事物的外貌保持一致。需要指出的是，这可不是一种麻木的枯燥的语言，虽然看上去
有点笨拙。他所期望的是一种与生活的具体性、活力和奥秘相对称的有着鲜活生命力的语言，
这种语言拥有使事物既是它自身，又不仅是它自身的能力。在《空中乱飞》里，或许诗歌不
是语言的炼金术，但语言却一定是光阴的炼金术。我们知道，此刻本身是混乱的，暧昧的，
正是靠着这种有着具体呈现能力和非凡结构能力的诚实的日常语言，这混乱的、暧昧的此刻
才表现出以真实性为基础的清晰而奇妙的诗意。生活和诗歌，才同时拥有了对方。
　　孙文波的写作，现在还不到下结论的时候，以上总结的也只是一些比较明显的特征。这
些特征大概可以勾勒出一个稳稳地站在大地上，而不是在空中乱飞的诗人形象，和一种看得
见摸得着却又十分稀罕的朴实的品质。这个形象、这种品质，让我对他今后的写作充满了期
待……

苛多，你信不信？这个叫秦晓宇的准是得了酒精中毒症。在一天夜里他喝多了，坐在电脑前
对着键盘一气敲打，于是就写出了这么一遍狗屁东西。孙文波还将它当礼物收藏在他的地窖
里。你是没瞧见，他还用一块红绸缎将它包了三层，像小女人包起她的珠宝一样。哈——，
要不是那天他家的狗刨骨头时将它刨出来，叼到我家院子里，在那儿横着撕来竖着撕，让我
看到了这场好戏，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一篇狗屎东西呢。是的，我是将很多事情都看成是一场
戏。人活着都或多或少要演一些戏。只有死了，躺在那儿，胳膊扭着就扭着，屁股亮着就亮
着。你看见过那些爱在快车道上演戏的小妞吗——穿着高跟鞋，尖挺着胸，腰枝左右晃着，
突然，一声尖叫，汽车将她撞上了人行道——嗲叽——一只鞋飞了，露出破了一个洞的袜子，
裙子撩起来，露出了不该露的地方。这会儿她什么戏也不演了，一切任其自然地、丑陋地躺
在那儿等警察。当然，有些戏演得还比较耐看，有些戏则让你倒八辈子的胃口。不信？你认
识孙文波他老婆吗？她演的戏会让你得“心理性非典”——咳嗽、哮喘、恶心呕吐……就是
不发高烧。不明白？给你举个例，她没事闲得慌时就老爱写些让人一看就得吐的东西。你这
辈子就没看过这么差劲的，想起来就要吐的东西。真的，那文章忸怩作态得让人看了胃痉挛
——比看那快车道上演戏的小妞还难受。而且你知道她拿什么来说事？性！我的妈呀！不定
有多少人得在背后说她和崔卫平些什么难听的，可她们就是不怕，这一点我到是佩服她们。
你不信？好吧，我小声读一遍给你听，你得将耳朵放我嘴里来，题目是什么《解放男性与喂
养“性饥渴”的妻子》——多不要脸的题目——内容更不要脸。听着，我开始读了：

主题词：女性性饥渴——从表层感观方面，从皮肤及各种知觉中高敏区的语言、视觉系统的
抚摸，到终级高域值性器满足的缺乏；从情感托放方面的安全感、母性释放、情感回馈刺激、
被注视的交感对流畅通等的缺损；这些方面的严重缺损将造成性饥渴综合症。

看了崔卫平的《宦官制度、中国男性主体性和女性解放》的文章后，我想从另外的角度也来
讨论一下关于女性解放之外——解放男性与喂养“性饥渴”的妻子——的问题。
崔卫平在她文章的开头部份列举了多个例证，那些几乎是典型的性饥渴综合症的症状。她们
是严重受到损伤的女性。罪魁祸首除了她们的丈夫还有其他什么？我认为崔卫平从一个重要
的方面为我们找到了一些病根。
下面我想讨论的是如何能够使这种情况得到一些缓解。

一
在我从医的十多年中，在我后来与妇科药品打交道的几年中，我获得了大量这方面的信息，
女性性饥渴综合症发生率之高，超出我们的想像。而且由此引发诸多的社会问题也是我们不
能忽视的。
正如崔卫平文中所例举的“发生在卧室里无声的杀戮……卧室里人性的缺乏或丧失？……无
数像我这样的女性，只是一种全然的暗哑无声中，度过她们寂寞、压抑、受折磨的一生。—
—我曾经给一位割股动脉自杀的女友最后梳头和穿上敛衣，她是在与丈夫一同招待了家中的
来客之后，深夜与来客同宿而被丈夫发现，羞愤之下结束自己的生命。……——一位在许多
人眼中十分成功的男人被诊断患了肝癌，一般这种病活不过三个月，可是他的妻子却在几乎
是弥留的病床上，让他签了离婚协议书，很快与别人结了婚。……——朋友聚会，一位男人
拿出了一份奇怪的“打卡单”，那是他离了婚的妻子，要求将他抵达聚会地点和离开坐席的时
间，都写在上面，由做东的朋友签字带回。……是有人率先践踏了她的生活，让她在卧室里
感到非常压抑，然后她才变得如此歇斯底里。”
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在与无数男人纠缠的过程中，她的择偶首要标准从一开始的必须是有才
华的事业有成的男人——到能挣钱的有用的男人——最后到以能解决她性饥饿的男人为其择
偶的首要标准。
我另外一个男性朋友，在与众多女性的纠缠中，从开始选择标准为能擦出火花的志同道合者
——到淑女型、到花瓶型——最后到贤内助型定板。开头的“火花型”要求他有比自己更高
的成就，并在他的不够优秀和先锋的思想、作品面前不留情面地批驳；过后的“花瓶型”要
求他挣更多的钱和给予更多的床上时间；最后他选择了“不怎么样的”——即被认为是无才
无貌但能以他为中心的“贤内助型”。
这种变化有否有崔卫平所分析的“宦官制度”——体现男人价值、地位（如现在所说的事业
有成、挣钱多多、或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的“人上人身份”）——造成男性身体内出现从
前辈那里遗传下来“阉割性的宋江病毒”发作，从而退减、损贬“性的快乐”，提高、肯定、
纯洁“成就感”——即依附于“第一男人”的次男人的快乐。

我们常被教导：你要尽一个做妻子的义务（这里面有非常明确的特指性）。
而丈夫的义务仅限定在挣钱养家、事业有成等方面。而不仅仅是繁殖的“领头人”——一夫
多妻。而且男人一定不能轻易地流泪，从小就被教育要坚硬、强悍，否则就是一个无用的男
人。我们作为女人所感到的不平等、不公平是否都是男人强加给我们的？而男人是否也有感
到不平等不公平的地方？凭什么女人可以不用挣钱养家，男人就不可以在家闲着？否则就叫
吃软饭而抬不起头来。为什么男人就不能也像女人一样在性方面为女人尽义务？
少女的期待、女人对男人的期待，以及女人对婚姻的期望值都是否过高？是否走入了一个误
区？它与现有的、能够获得的相去甚远。从而所产生的孤独与绝望会杀死我们。杀死我们所
有温情的柔美，诗一样的、浪漫的激情，从而变成愤怒和暴棣的“怨妇”。
我们是否应该修正我们对婚姻的期待，降低对男人的期望值，并也伸出我们“有力的手”—
—而非花掌秀腿——去解放男性。将他们从生活的重压下解救出来，留下一些空间在卧室里。
但问题是，太多的男人正如崔卫平所说的“他们的目光永远落在别处。他们寻找不出自身真
实的出发点，寻找不出自身的地平线，寻找不出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恰当比例。”……“除非出
人头地，否则便一无是处；除了能够高居于他人之上，否则便一无可取。”
也就是说不管我们的手如何有力也无法解放男人们。那么只能是他们自己想办法解放自己。
我们变得爱莫能助。
我们就不可避免地将遭遇痛苦？男人们在婚姻的麻木中渐渐丧失对女人性饥渴的喂养主动，
甚至于迫切卸掉套在自己身上的这种喂养责任。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应对此负责或不能理解
应该付出这种“劳动”。初恋过后漫长的婚姻生活中消耗完了上帝给予的生殖冲动（大多如沈
睿所说的四十岁上下的年龄中出现——这时“人上人”的压强最大，加之“上有老下有小”
的生活压、生理上被“抽空”的补济迟后），女人再要明确表明需要非生殖的“劳动者”，便
会认为是不道德的奢侈或是不应该的下作。这类问题从来就不是能够摆上桌面的来谈论的，
更不要说让扩大男人们将如何解决“妻子性饥渴”作为一个需要他们放入议事日程中来公开
讨论的东西。我敢说没有千分之一的男人曾经在他的一生中花费一个小时去想一想这个问题，
更别说去试着担起这份责任和负出这份“劳动”。
有人会例出反证，说这个世界上不是也有如此多和睦美满的家庭吗？他们在这方面一定是解
决了你所说的“喂养性饥渴的妻子”问题。我以为不然，真正意义上的喂养（非生理需求的）
太少了。卧室里产生的“爱”与内分泌紧密相连，而男人们内分泌的起伏波动与外知觉被刺
激——受激体被激活——又紧密相连。所以单个刺激源（妻子只有一个）并作为长期的刺激
源（像火力发电厂），便会使受激体被激活的时间延长（炉子老化，煤在炉子里不能达到充分
地燃烧，热度不易立即升高），敏感度下降（输出电阻过大），直至疲劳。表现为快乐域值下
降，到最后的无感应反馈。就像是火力发电厂没有煤了，不再有电输出，所以停电罢工。这
时候他们就需要新的能源——新的刺激源——像太阳能、核能这样的新鲜玩意儿。正如在我
们看到的情况中出现的四外寻花问柳、很容易出现的第三者、黄色书刊影碟及色情场所的生
意红得火爆……。
但这的确不是全部，有更多的丈夫会试着去改造发电厂。现在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了——男人
们是否有权改造发电厂，或发电厂是否接受改造，女权主义者会感到受到了污辱，我们为什
么要改造自己以适应于男人的“受激体”？这里该牺牲的是谁？好了，大男子主义有他的道
理，女权主义者也她的道理。不管道理如何充分，我们都想办法解决各自的需求，指责和怨
恨虽然也是一种发泄，但泄口非常不畅，而且也不能充分满足性饥渴的需求。这样问题解决
不了，还可能出现“味口畸型”——性变态。
谁有好办法？

二
当我们希望男人们站出来参与这样的讨论，会有几个像崔卫平一样真正面对自己“卧室里的
真相” ？从而去“肯定它的存在，允许它进入视野，渐渐能够和它产生对话，寻找出与它交
流的语言。”……“这里需要敏感，需要诚实，需要坚持，需要和‘生活隐藏的层面’进行对
话，把眼光放在‘名不见经传’的事实上面，发掘出掉在生活的缝隙中的东西。”并勇敢地说
出来，想办法解决它，像解决一个重大物理学课题，像今天发奋要写出一部惊世之作那样的
决心。
我们能不能这样要求男人们，首先他们得认可自己对妻子性饥渴负有责任，并在家庭责任中
承担“喂养”义务；其次是要他认识到性饥渴正在他的身边出现，承认它的存在；在他没有
生殖冲动时如何想法刻服“喂养厌恶症”。
有很多男人为迟迟地、长久地不上床，寻找到类似于崔卫平文中所叙述的“我要写作”等样
的理由，来阻止这种“劳动”变成义务。其实解决妻子性饥渴并不都是需要男人们耗费巨额
能量才能达到的高消费项目。我们也看到在一些男人为自己无力喂养（这里指的是非生理性
疾病）而自责自悲，但这是一种有偏差的自责和自悲，问题有时候是双方的，当男人产生这
种偏差时女人的饥渴也是发生了偏差的，或叫“挑食、贪食”。男人理解的“无力喂养”往往
是狭隘的、单向度的，但这却源自于女人信息传达的不完全，只将终级的需求表现得过份强
烈，以至误导了男人。女人的全植入性激活点、性泄洪口是多样的，男人们只要将“心”放
一些在她们身上，就会发现并不是要将他们捣空了的那种极度劳作才能预防性饥渴的发生。
这里的“心”也有着多样的表达，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首先要让你的女人感知到，并且不能
少了“形式主义”的表现手法。从一束花——一个赞美的眼神——一个吻和拥抱——皮肤的
抚摸和语言的抚摸……。最后当你明确告知你无力负出“终级劳动”时，女人也能在先前的
这些“有心”中获得域值低一些的性满足，而不至于出现“性饥渴”。其实男人们从中也获得
施予后精神上的中等域值的互补性满足。这里同样存在需要我们共同来“解放男性”的问题
呢？
前面谈到的最重要的是有“心”——那是要有在阉割术士高举手术刀时的索问：“后不后悔？”
而能说“我不后悔”那样的“有心”。也就是崔卫平说的一个男人将从指点江山中的全部心神
中抽调出多少“心”放在自己妻子身上的问题。从而也使妻子有一个情感的托放地。
会有很多男人说，我发誓，我的确花了很多心在自已妻子身上！可是她还是不满足。这么听
来的确是妻子们不对了，她怎么这样贪婪，简直就是可恶。那么我们就要来做数学作业了，
用百分比来做比值，百分之几花在努力竞升到“人上人”；百分之几用在爱自己上，包括正确
地认知自己；剩余还有百分之几才是在妻子身上？这里面确有崔卫平说的——“他没有自己
生活的真相，他也绝不敢去追究这种真相。”……什么时候“他会在自身内部寻求生长点、宁
愿在某些时候关起门来，和一个女人共建一片私人性的天空？”……“ 他无法面对自身，那
么他也无法面对一个女人，和一个女人长久地、面对面地相处，不觉得那是一件无聊烦闷的
事情。……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他不需要女人。”
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打算给自己和妻子预留了一块“情感的托放地”。

                                    三
如果是这样，缺少了这么重要的“托放地”的房间里将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我们试着想一
想，那一定不比监狱更好，甚至于像一个墓穴。情况要是进一步恶化的话那就没什么奇怪的。
最后所有的交流渠道变得纽曲、复杂并不再通畅，随之而来的是相互“杀戮”。经常听人说，
他（她）怎么会变成这样？不可理喻！他（她）根本不是我原来认识的那个人。是的，女人
这个时候也会变得“恶毒”起来，男人们会变成什么样子？为不是问题的问题而相互指责、
漫骂，却找不到真正的原因。
是的，让我们将这些难以启齿的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谈谈吧。当我看了崔卫平这遍文章后，我
真得十分钦佩她的勇气，她的能够正视身体的真实感觉的科学态度，她的能够将准确的感知
——“卧室内的真相”是悲惨的、非人的——传达出来。她给了我们一个说话的场院，“给男
人们提了一个醒”（沈睿语）。
当崔卫平的这遍文章将在《天崖》发表出来前，有年轻的男人看过文章后评说道：“怎么现在
的女人都拿自己的男人来说事？”
这时我感到了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而且男人们对此事的无知是多么让人沮丧啊。它让我
像崔卫平一样感到几千年来有多少女人是在这样“悲惨的、非人的卧室内……度过她们寂寞、
压抑、受折磨的一生。”而且我们下一代女儿们还将这样过下时，我们的确有必要去给男人们
提个醒。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个男人如果不能真正地认识他的女人，那他在一定范围内就是一个残
废，也可以说是一个“被阉割”了的男人。
有人问，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爱本身怎么会变味成了责任义务？在这样的负担下还有爱
吗？或者说正是由于没有了爱才会出现性饥渴问题。男人说，女人啊，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吧。于是很多女人真的开始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了（从各种时尚杂志销量很大中就可以看出）
——在男人们及“谋婆”们的指点下开始美容、减肥节食、不断变幻花样想方设法获得男人
的注目……。最后基本上失去她自己，变成了男人模具里的“成品”。
反过来男人中也有这样的问题，他也处在性饥渴中，但他们四处可以下馆子，寻找到食物，
或自己下厨做一顿不怎么样的晚餐吃下，过后还可以美滋滋地伸伸舌头，添添嘴唇，打个饱
嗝，再到桌子上去与哥们聊聊在不需要负责任尽义务的情况下如何美食的心得体会。没有人
会像那位年轻男士那样说，“怎么现在的男人都拿自己的女人来说事？”
所以我不能同意崔卫平文中所说的“……无法向任何人指出这个事实。你向谁去说这件事？
它是多么地令人难以启齿！多么地令人羞愧和羞惭！”
我们饿了，不能像男人一样去下馆子找吃的，难道还不能叫唤一下吗？                       
……
什么？别念了？哦，你还真吐了。我早吐完了。
苛多，你说可气不可气？只要我发表点个人意见，木头他就把我往安贞医院送。不就是说了
点七斗半、八斗、孙文波他们的破毛病吗？孙文波和七斗半、八斗又不是他老爹或他大叔！
不就是些破诗人或破画家吗！这样的人还不满世界都是，没什么稀罕的。值得他花那么些钱
将我关进去半年，不让我回家。每天屁股上要注射五毫升药水——那药水是淡绿色的——他
们以为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傻B才不知道呢——那是氯丙嗪——老百姓管它叫冬眠灵。瞧，
我是不是脑子清醒得没治了？！
    就这样我的屁股还是每天受罪，走路都跌着的。你说这样的日子有什么意思？所以，我
得到这山上来挖墓穴，自己葬了自己。
    望着那上方下尖的墓穴，我感到饿了。拿出随身带着的一个烤红薯，一包海带丝拌竹笋。
坐在地上吃了起来。我的食欲很好，吃得很香。植物是用根在吃东西的，也会这么香吗？因
为我将成为它们的一员。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是人的一种享受，当我变成植物时希望不要没
了它。我真傻，植物说不定不这样考虑问题。那是另外的一个世界，我目前根本无法感知，
就别去瞎操那份心了。
我在做人的一辈子里，就是什么也放不下，对什么都瞎操心，活得累。自我知道苛多在南坪
医院输了血给我后，便知道了苛多和我一样都是B型血。我就不该为同是一样的血型去操心、
去探究。血虽是流动的，可不是水，当然分型号。为何我们的血能溶在一起？为何我常在梦
中把苛多变成我姥姥？
这时我脑子里出现了另一些问题，那些亡灵们是否真的出现过？我姥姥是否真得还阳了？要
是真还阳了，她会不会投胎成了苛多啊？那不对，我姥姥死时我已经八岁了，那么苛多该比
我小才对。这想法不可思议地钻进我脑子里，让我感到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