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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杀死了我们的孩子?—关于汶川地震的反省与问责

[2008-6-12 21:42:02]


谁杀死了我们的孩子?——关于汶川地震的反省与问责 

朱大可

  跟反应迟钝的缅甸军政府相比,同样作为威权政府,中国却向世界展示出良好的救灾效率,并因而改善了此前遭到严重损害的中国形象。历史学家向我们证实,这种高效率的救灾运作,恰恰就是亚细亚威权政治的传统。从大禹理水,经望帝(鳖灵)抗洪到李冰修堰,这些著名的抗灾人物,都向我们提供了威权主义的效率样本。汶川地震再度证明,自然灾难和威权政治具有密切的依存关系。巨大的灾难刺激政府,促使它作出迅速反应。威权政治的这种特性,向民主社会提供了一个典型的研究样本。而它所扭转的国际舆论生态,也将成为进一步提升效率的良性动能。

  另一个获得高度好评的项目,是透明度良好的新闻报道。大批记者赶往现场,冒着余震和疫病的危险采集新闻,向民众报告死亡和营救现场的情景,传递出苦难和悲恸的气息,大面积催化着民众的爱心和眼泪,一时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的煽情媒体。

  但我们也同时看到,某权威电视台记者在帐篷学校里对主持人反复说:你听到孩子们快乐的笑声吗?镜头随即一转,出现了孩子的可爱的无忧无虑的笑脸。我们还看到,在压了上百个小时之后,那些被救出的灾民,居然毫无痛苦、衣衫整洁、表情从容地爬出废墟,甚至挥手向镜头致意,俨然一些认真表演的演员。越过苦难绝望的死亡现场,那些狂欢镜头,在急切地赞美救赎的伟大成就和奇迹。

  新闻报道一方面“很透明”,一方面又“很明亮”。这是典型的本土宣传风格。它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把沉痛的丧事办成了轻快的喜事,也就是把灾难变成庆典,把哀伤变成喜悦,把问责变成感恩,把反思变成赞美,把对生命的珍惜变成对组织的效忠,把对个人善行的感激变成对国家的颂扬。这种语义的流畅转换,再次验证了中国救灾文化的美妙特性。

  那些大规模死亡的电视影像,在中国民众中产生罕见的 “情感大爆炸”,唤醒了沉睡的社会良知,引起震惊、悲悯、同情、善性和博爱的连锁精神反应,大批志愿者赶赴现场。这无疑是灾难对人性的一次全面唤醒。如果这种爱心不仅是一种临时情感和应急反应,而能成为持续的道德力量,并升华为一种普世的爱,成为构筑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那么,这将成为21世纪中国文化建构的最大财富。

  长期以来,基于多种原因,中国社会一直被仇恨所劫持,仇恨指数成了描述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指征。尽管仇恨是一种特殊的心灵力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能制造“恶的历史作用”,以暴力方式改造着世界的容貌。而越过大地震的苦难,人们发现这种仇恨是可以用爱加以替换的。重要的是,地震敦促世人反思并削弱仇恨的存在,学会向灾民捐献自己的热血,让爱和良知、正义、公正和平等一系列普世价值共存,构筑社会进步的正面动力。

  但是,正是在所谓“爱”的名义支配下,某种社会仇恨仍在继续滋长,逼捐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从胡润的捐款排行榜,到郎咸平的攻击文章,都摆出大义凛然的逼捐姿态,以此煽动民众的仇恨情绪,完全不顾那些“黑名单”企业以纳税方式对中国经济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捐款是一种志愿和义务性行为,每个人或企业都有自主选择捐助方式和捐款数额的权利。健康的中国社会应正面鼓励捐款,而不是动辄以“抵制“加以惩罚。把义捐变成逼捐和摊派,只能是对博爱和慈善原则的背离。任何一种以爱的名义之所从事的多数人的暴政,无法达成普遍的社会和解,反而会加剧畏捐心理,制造出新的社会仇恨。而这种暴力逼捐,跟纳粹领导人以国家利益名义逼迫犹太商人捐款,又有多少本质上的区别?

  耐人寻味的是,这种逼捐行为还充满了单向操作的特点,它往往针对文娱体育明星、民企和外商,却很少有人针对红顶商人,更很少有人胆敢针对各地党政干部。这种选择性逼捐,难道不是离社会公正更为遥远么?

  逼捐放大了中国社会的“畏捐现象”。那些畏捐者也许出于“吝啬”的人性,但更多却是基于对募款机构的怀疑。青年赛车手韩寒之所以拒绝捐款,就是担心捐款是否有一个安全和正确的去处。在社会诚信普遍丧失的时代,究竟什么才是最安全有效的捐助?怎样才能让善款不打折扣地用于救灾事务?为什么国家长期垄断慈善业的掌控权,而民间慈善基金或组织无法获得出生许可证?为什么企业与个人的慈善捐助,不能获得政府的免税待遇?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能够就此给出合理的答案。

  据我所知,放弃捐款的韩寒奔赴灾区前线,企图以个人行动来代替捐款事务,但他的救人计划,却因缺乏器械和经验而被迫流产。这其实是一种痛苦的两难处境:一方面良知敦促自己为死难者捐赠,一方面又担忧这种捐赠遭遇行政黑手。“韩寒困境”,就是中国慈善事业所要面对的最大难点。

  红十字会处理善款的手法,包括帐篷之类物品的价格猫腻,已经受到民众的普遍质疑。尽管该会负责人作出某种解释,仍然不能令人信服。多少年来,民间善款的管理,一直处于黑箱操作状态,红十字会等机构既没有建立有效可信的管理机制,也没有高度透明的信息反馈和互联网公布机制,甚至拒绝公告民众每一笔捐款的具体下落,关于善款的公共监察机制,至今都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来。而那种外部和临时的“纪检”与“审计”,根本无法解决它们的制度性缺陷。正是基于这样的局面,诚信危机才会再次爆发。如果这场质疑能够敦促慈善机构和政府组织自我完善,重修良好的诚信制度,那将成为地震后的一项重大收获。

  面对这次空前的地震灾害,国家地震局和四川地震局,之前没有发出任何预报和警示,导致近十万人的死亡,之后又拒绝道歉,为自己的无能和错误诡辩,无耻地宣称地震的不可预见性。按照这个可笑的逻辑,中国政府设立地震局及下属震检测台站,完全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而这个逻辑推演的最后环节,就应当是立即撤销地震局的行政建制,而让该局官员全部下岗,转道去为近十万死难者守灵。

  本次地震暴露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城市新建筑浪潮和新农村建设中的“豆腐渣效应”,它遍及整个中国,而学校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四川地震揭发了悲剧的根源:杀死孩子的根本不是摇撼的大地,而是那些贪官污吏。他们是制造大规模死亡的罪人。一位解放军师级干部的朋友,站在都江堰灾难现场发信给我,痛心疾首地问道:“为什么周围的楼都在,唯独那所新建学校夷为平地,四百名儿童死于非命?!”他的悲愤质疑,就是我们问责的逻辑前提。

  据《南方周末》报道,“在北川老城的废墟上,水泥是疏松的,人们可以像掰饼干一样把水泥预制板掰出任意形状。钢筋也是如此。有的水泥板中只有3根细小的钢筋,只需稍微用力就可以折断。”但另一方面,县委大楼却是“钢筋又多,水泥标号又高,砸不开。” 毫无疑问,本次地震中的房屋倒塌,属于脆性破坏和粉碎性倒塌,其真正元凶不是地震,恰恰就是质量低劣的建筑物本身。那些沉重的混凝土块,砸死并活埋了无数正在上课的天真孩童。但正如一位土木工程师所指出的那样,“专家们一直回避、混淆视听,企图将建筑破坏和建筑发生脆性破坏,粉碎性倒塌混为一谈”。这种鱼目混珠的手法,就是要为日后的“避责”提供“科学依据”。

  但我要在此正告那些专家、包括我的同济大学同事,你们的每一种丧失良知的言论,都将被历史记录在案,并且必然要跟罪人一起受到裁决。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地震救灾后的最重要的事务,就是要严厉追查有关机构和个人的贪渎罪责,展开公正的司法审判,以告慰那些冤死的亡灵和幸存的民众,尤其是那些可怜的孩子。而如果此举能就此改变中国建筑业的豆腐渣特色,那将是本次地震的又一项重大收获。

  1966年邢台地震,当年引发“无产阶级文化革命”;1976年的唐山地震,当年引发北京政治变局,促使毛派倒台和文革结束;如果说前两次地震催生了政治变革,那么本次地震的深远后果,我们至今还难以预测•。但它至少已诱发了一场剧烈的精神地震,敦促我们反省和改造制度的结构性弊端,同时,它也必然会形成一种文化记忆,而其主题不是别的,就是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第一次从自己身上,发现了更为健全的人性。(2008年5月26日,写于持续的悲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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