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平

 

      象要教诲我们深刻认识自己的民族一样，在刚感叹过诗性缺失不久，汶川地震救灾中来自民间自发的诗，如潮水般漫过互联网、报章，在短信中传递，电台电视和晚会上吟咏传唱。没有人觉得做作，不自然，倒像是发自每个人心里一样，无论诗雅或俗，工与拗，语言是否通畅。不由人再次感叹，中华民族是个诗性的民族！

      数以千万计的诗在同一时刻自发地出现，是一种壮观。那种感觉是那样的强烈，面对大灾大难，大悲大哀，心中的情绪、情感要流要淌，思想信念要表达，要呐喊要吟唱。于是，苦难成诗，对遇难者的哀悼、哀思化为诗篇，把全民族心中的恻隐、伤痛凝于笔端，变作挽歌。那一首《妈妈拉紧我的手》，多少次地被转发，又多少次催人泪下！于是，呐喊成诗，我们要团结，要坚强，民族凝聚的呼声化作祖国坚韧的形象，变为诗人们的亢吟雄唱。于是，忧思成诗，对人类生存和生命本质意义的反思，忧患，理性、情怀、觉悟，也化作万般倾诉，叙说。这样的现象发人深思，说明诗性本在生活中。生活本身是诗意的，所以才有了对它的反映，无诗的年代是生活缺乏诗意，激情，而不是诗人无能。

      那么，可否说诗也是时代精神的标志呢？曾几何时，三十年前，天安门诗抄，成为当时社会心理的反映，今天看来，它或许正是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前奏。时代精神中不仅有思想、理性、逻辑，也应有心理、情感、情绪，这些实际包涵着、蕴藏着思想、理性、逻辑的非理性。学者们研究中国文化是一种情本体的文化。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恶之心人皆有之，并且把人的情感境界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层次。朱子解说，“充内形外之谓美，塞乎天地之间，则有光辉之意”，是谓大美。这样发乎情，表为美的东西，正是诗的内容和本质，正是人作为群居动物群体意识情感对自身生存状态，社会关系的反映，情在这里是理性的也是非理性的，是包含着价值观的情感。西方的哲学家也承认情感对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成起关键作用，比如舍勒，认为思想有赖于情感存在。黑格尔则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认为诗反映着精神本质。因之，作为反映人类情感折射人类社会存在的诗大概也可以算作时代精神的标志之一。从这样的联想出发，我们去把握一下汶川地震诗歌中传递的是一种什么精神呢？那是对去者的惋惜，对生命的珍视，对自然灾害的抗争，对团结凝聚的呼唤号召，坚强奋斗的激励，一言以蔽之，是以人为本和集体精神。它本身超越了功利，超越了市场经济，因为人本身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关系包含了市场经济，但大于、广泛于市场经济。那些呐喊吟咏不正是在向人们提示、渲染着和谐、仁爱、团结、奋斗、发展这样更为深沉崇高的理念吗？答案是肯定的。

    《离骚》成于楚难，《胡笳十八拍》赋于流离，苦难出诗人，这已被以往的历史无数次地证明过。而当下的历史向我们证明的是，多难兴邦，诗还是一种力量。在无数捐赠中，抢险救灾的行动中，我们看到的难道不是诗心？！而那数以千万计的诗只不过是诗心的外在表现。诗的洪流，爱的潮水，必将把中华民族推向新的高度和起跑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