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灾叙事

 

 

一、绵阳：灾时的共产主义

 

文/胡赳赳

 

这个城市在灾后的几日里夜不闭户，“小家”的概念被打破，人们搬到广场上居住，各式帐篷五颜六色，一些沿着河沿大桥排开的尼龙布敞篷、凉席地铺则显得具有四川特的市井气息。
志愿者大量涌入绵阳，在街头，那些三三两两穿着企业自制“抗震救灾”T恤的人随处可见。一些人在人行道上集合，另一些人在加紧装车，将物资运往北川、安县等地。在通往重灾区的路上，志愿队的红旗在路边飘扬。他们大都来自外省，灾时的绵阳像一个革命的圣地，吸引着无数热血青年和热切人士的到来。
只能用战争和战场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绵阳的局势，呼啸而过的救护车在夜晚的声音更加清晰，军方继续派遣着他们的力量，卡车副座上的士兵，其眼神与坐在他怀里的灾区孩子一样稚嫩。
80年代生人成为这场救灾运动中的主角，他们从“宅男宅女”的形象中摆脱出来，变身为志愿者的主力军。他们极大的刷新了自我的形象，按代际划分的80后不仅是消费主义的一代人，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很快进入状态。这也充分说明，将切格瓦拉作为消费符号只是他们的次优选择，一旦需要，他们很快会显露出革命的浪漫主义。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恢复到改革开放30年前的状况。出租车拉着记者满大街采访，最后分文不收。更多的私人车主和出租车司机，一趟趟地捎人去灾区，或从灾区捎人回来。只要你招招手，那些在乡村公路上奔跑的车辆就会停下来，即便载满了人，也会客气的知会一声再离开。一辆现代越野车上能搭载8个去秀水镇的志愿者，而一辆运鸭蛋的中巴货车也能发挥其载人的运力。警察对摩托车主说：“小兄弟，我去一下就过来。”车主就很爽快地由他征用。在虹苑剧场，1000多名灾后的男女中学生睡满了整个大厅，

他们不用上学、做功课，在等着学校和家人来认领的同时，“地震时期的爱情”也在萌芽。
货币在这里并非万能的，汽油等抗灾战略物资优先公用，私人车主每次只能加100元的油。现金缺少消费之处，茶馆、娱乐场所大都关闭，只有资本主义的企业麦当劳、肯德

基、屈臣氏等仍在百货公司附近营业。
共产主义提前来到了这里吗?一部分崇尚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在中心城市里，盯着电视里的绵阳进行思维的转轨，共产党所凝聚的力量是有目共睹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在救灾中得到体现。“你们是人民养的，你们看着办吧。”总理温家宝对官僚集团所说的这句话，被媒体放大了许多倍，成为一句沟通民众的经典语录。自由主义仍是个时髦的词，但它无法去一步到位地解决中国的问题。多灾多难才是中国的“悠久传统”，厚德载物的四川盆地有好些年里没有大规模的战争、瘟疫和灾难，正如单之蔷在《新天府评选》中所说：“成都人之所以闲，是因为成都平原是中国各种自然灾害的一块飞地。”令人遗憾地是，他说：“看一下我国的地震灾害分布图，四川盆地的北部、西部、南部都是地震带，它的周围不知发生了多少次大地摇动、天崩地裂的惨剧，但是这里却安然无恙。”假如单之蔷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这场汶川发生出来的大地震将会改变这块盆地的群体性格。命运改变性格。
绵阳并没有外界想像得那么恐怖，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及来这里的志愿者拥有一种重建家园的豪迈和热情，他们中许多人，目光中闪烁的不是劫后余生的幸庆，反而是一种

劫后余生的勇敢和自信。在这里，志愿者的身份也变得模糊，没人在乎你的职位或成就，无差别的身份使得生命个体之间更显平等，富人与穷人搭的帐篷都是一样的，身份炫耀在这里毫无意义。只要是从重灾区北川县回来，就连下馆子，也会受到老板娘的礼遇，仿佛是英雄凯旋。“抗震救灾”就是“芝麻开门”的口头粮票，能在碰到衣食住行的一切困难时，由民众和政府包办。大部分灾民们目前不用工作，他们按点吃饭，按需分配。
灾时的人们重温到了一种乌托邦的国家理想，南河体育中心的大门上方，几个大字“灾区人民感谢共产党！”硕大而夺目，无家可归的4万灾民在这样一些政府指定的公共空

间过起了临时生活。
“政府管你们生活，管你们学习”。温总理另外一句话温暖人心，在人心所向的政府面前，自由主义的言论变得孱弱，自由主义者开始不说话或不反驳了。绵阳上一次感觉地震的威力，还是在1933年，同样地处汶山地带的迭溪（今茂文县）发生过7.5级地震。历史总是重

复的，以制度先进、科技发达而骄傲的人类并没有逃脱大自然的惩戒。人们用“抗震”这样的词语说话，依然是人定胜天的思想，灾是救过不少，我们何时能抗得过震呢?大地仍在轻轻地颤抖、摇晃，余震不断。那些渐渐习惯的人们在灾后第3日就陆续搬进室内生活，绵阳城内、城外依然是火热的场景。那些不非法的集会、友善的警察、在志愿者之间产生的友谊，以及人与人之间彼此信任、彼此分担的良好感受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绵阳一起，成为人们记忆和怀念的一部分。

 

 

二、北川，终点

 

 

飞机缓缓下降，人们争相从舷舱往外俯视绵阳周边的一座座山川、河流，还有道路以及那些聚居的城镇村落。日本NHK的记者孙肇增坐在前列，他打开DV机，纪录下灾后第4日绵阳周边的俯拍画面：一切似乎如常，绵延的山脉、弯曲的河道显示出这里是四川盆地的边缘。在过去100年间发生过14次地震的龙门山地震带并没有直接延伸到这里，公路、

房屋的状况从高空看下来一片平静。
这趟从北京飞往绵阳的飞机上，连头等舱都坐满了人。总装备部的20名解放军医护人员组成的救援队，将直接去到绵阳的解放军医院－－后来得知，那几天绵阳所有的医院都成了战地医院，外科医生们在露天帐篷里做手术，在缺少麻醉药的情况下进行清创和缝合，孩子们的哭声在医生们的理性和忙碌中渐渐平息下来。除了医生、记者、志愿者，这趟飞机上的其他人还有一种身份：寻亲者。除此之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人会在这样一个时刻冒着危险前来，灾后的余震比人们想像得还要频繁，灾后当天就又发生过2000多次小震动，在随后的那几天，大地一直在间歇性地、迟钝地抽搐，像是一个年迈的帕金森综合症患者。
到达绵阳机场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刚刚离去，一个小时之前，他在机场的会议室里与已在前线指挥了3天的国家总理交换了意见，他们召开了临时指挥会议。温家宝以其情感归属上的人民性和亲切色彩，受到民众的普遍拥护，网友们则以“宝宝”相称来表示对这位总理的亲昵和依赖。在他任职总理的第5年，其声望达到执政生涯以来的顶峰，与以铁面、强有力而著称的上任总理一样，被拿来与世界范围内的著名政治家周恩来一起相提并论。
每当灾难来临，需要“全民总动员”的时候，红星就会照彻这个国家，这令世界媒体感到动容，从漠视生命到视生命本身为最高价值尺度，中国的改造者们在经历了经济复兴之后，终于有能力、有意识去尝试完成这种转变。在会议后，国家主席胡锦涛去了这次大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北川(Beichuan)－－整个县城变为废墟，这个城市的非农业人口在2002年的统计数目是18293人，没有人能确切得知有多少人被埋在地下。从绵阳机场到北川县城，沿路的景象也许将深深印在这位领导人的脑海中：在通往北川的国道和普通公路上，沿途经过安县、秀水镇、擂鼓镇，那里受灾的情况随着从平原到山区的地理改变，而越来越严峻，公路两旁被毁坏的房屋与居民们的神情历历在目；泥石流与山体滑波留下的痕迹在青山、雾蔼中显得尤为刺眼，这片范围巨大的山岚之中掩映着众多自然风景区、森林公园、岩洞和溪流，假如不是地震，游客们会在与水墨画完全一致的中国山水中留连忘返，既便是地震之后，人们内心仍能升腾起对大自然的美好感情，它仍然能引发人们观赏美景的愉悦，道德感强烈的人也许会为此而羞愧－－你怎么可以在灾区去体验游客的乐趣呢?你不应该心情悲痛才对吗?对摄影记者而言，在去往北川的路途中，你拍的每一幅照片，都没有下一幅照片更悲伤、更震憾、更摧人心肝。在进入北川境内后的一条叉路上，是一个很小的集镇，清真寺毁坏得只剩下一个门楼和牌匾；从停在路边的殓尸器具中散发出阵阵异味；脚下有可能绊倒你的电线；没有完全塌倒的房屋就在左边，也在右边，它们的结构和形状已经没有一间是完全相同的；一位年迈的居民佝偻着腰在整理受灾后的砖块，他的皮肤的颜色已经与废墟的黑色融为一体，如果不是在缓缓运动，就会受目光忽视；巨大的厂房没有浓烟冒出，呈现出战争后的残破面貌。这一切场景，像极了克里斯多夫·甘斯导演的恐怖片《寂静岭》：你已经踏入了一个毫无生气的小镇。
在快接近北川的路上，沿途都有警察，在维持国家领导人车队的交通。几公里长的运输车辆被堵塞在路上，但没有一个人心存怨言，警察在友善的解释，有些人下车注视着道路的尽头，另一些民众在耐心等候，有些志愿者开始组织起来，徒步向10公里外的北川进发。在这个需要举国之力共同担当的巨大灾难面前，社会的群体心理发生了强烈的共鸣，民众与政府之间达致心灵上的契约。

 

灾后第4日的北川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死寂。没有一个城市像它那样安静而无声，虽然有很多人匆匆而过：在临时整修出来的山道上，被解放军抬在担架上的难民，看不出其面容的表情；到处都是寻亲的人，志愿者跟他们混杂在一起，走在路的两侧，在今天之前，为了保证营救和物资的运输，在半路上设有检查站，他们还受限制进入，于是他们就徒步前来寻找亲人或支援灾区；黄金营救的72小时已过，那些暴露在外面的尸体陆续被装进灰色的运尸袋，北川的老城区比新城区喷洒的消毒药物更多。

任家坪收费站是唯一进入北川县城的路口，这里的车辆发生了拥挤，在5月16日这一天，不停地有救援队、运送物资的车辆开来，它们停满了公路两侧，一些受灾地区的群众、老人和孩子被军方的大卡车运走，运力最强大的是城市里看不见的农运车，它能在后车厢里装上20名乘客，每个人都蹲着，这些车辆的日常日途是运送农作物和牲畜。超载在这里是被允许的。车况不好的简易卡车甚至只在后车厢里用塑料棍和编织袋的布料架起了一个三角形的帐篷，里面黑暗、污浊而不透气，这一天也运送了20名志愿者。

从各个地方前来的救援队伍集结于此处，后来的志愿者向先来的志愿者分发药品、食物和矿泉水。中国联通的临时信号车停在一个开阔的地带，附近的帐篷是医生们用来为伤员临时动手术的地方。

在这里，已经分不清哪些是军警组织和民间组织，也分不清机构和个人，大庆油田来的救援队在公路一侧的农田里平整土地，他们要驻扎于此、搭起帐篷。

外国记者并没有受到新闻封锁，他们扛着摄像机出现在北川县城内，其中一位40岁左右的摄影师神情专注地纪录着废墟营救的一幕，他拒绝了志愿者给其口罩的好意。这么多的人声、车声、脚步声，这里仍显得一片死寂。从山坳间望过去，北川县城远远就在眼前，这个地理位置被包裹在山脚下的县城，可能将永远从地图上消失。第一次消失发生在5月12下午2点28分发生的大地震，这是这座城市最后的嚎叫，滚滚而下的山石冲击到街道上来，短短50米的路上就有20人因此丧生。这些山石每个都有一间房子那么大，曾经是阻碍救援的拦路石，现在已被挪开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医生用手机拍下的照片显示，到处都是尸体，需要踏着尸体前进，这在灾后第4日已经看不见这种末日悲凉的灾难场景了。第4日是救灾工作的分水岭，人们的重心开始从营救生者向安置生者、控制疫情转移。那些被压在废墟下面的生命体征越来越微弱，搜救工作的意义和希望渺茫。但正如媒体上的报道，奇迹每刻都在发生。无论是县城里还是大山内，都有100个小时之后生还者的消息出现。持精英观点的人认为，每一代人的存在为的是蕴育其精英和杰才。在中国，经过学校考试体制所选拔出来的知识阶层，最后会成为这个国家的主导和栋梁，他们代表着这个国家的国运所系。3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使得唐山的一代人前途尽毁、元气大伤，在此后30年的时间内，唐山没有孵育出自己在各个领域内的精英，致使唐山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话语权微弱，缺少卓越的天才、大师和精神领袖，带领这个城市迈步前进。倾城之灾的北川，会重复这样的命运吗?北川中学的悲剧令人痛惜，近3000名师生中，有一半的人被灾难吞埋，这对于北川的未来，是尤为重大的损失。但也有4岁的孩子自己从废墟中爬出来，额头上带着被碎石击伤的痕迹。这些孩子们负有更大的使命，但没有人会这样要求他们，活下来就是全部意义。

北川县的第二次消失正在讨论中，对于已成废墟的家园而言，是在原址上重建还是集体搬迁到一个美丽新家园中，是北川县将要面对的选择。更多的舆论认为，这个地理位置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它将会在行政区划地图上重新显示。

这意味着人们在北川看到的景象将会是最后一瞥，被好莱坞灾难大片的视觉冲击浸染过的目光，是否在北川县城感到恍惚?行走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之中?来到巨大的外景地和直播片场?

那些涌动的悲怮故事在医生之间悄悄流传，每听一次都会导致听者落泪。有三个女孩子被困，其中一个说：叔叔，你只要能把门弄开，我就能出去。但那门最终无法弄开。另一个被压在废墟之中，空间狭小，没有手术环境，施救只能用菜刀和斧子截肢，医生鼓励女孩说我一定能救出你，但最后人救出来了，女孩也死去。第三个女孩也是一样的命运，在救出后没多久死去。医生止不住悲从中来，嚎啕大哭。

一条有1公里宽的河流将北川县城分为老城和新城，这个依山绕水、环境优美的城市，连同房屋、记忆和烙印一起毁灭，有野猫悄无声息地游荡，受伤的狗躺在丛林里，自己舔着伤口，不远处疲惫的武警战士躺得东倒西歪。工人俱乐部墙壁上的涂鸦佐证着这个城市曾经的繁闹，马路上隆起的地裂和完全水平倒下的路灯则显示着它的终结。

北川走向了自己的终点。进入曲山小学的路径已完全不复存在，交通大楼的房屋结构错位，呈现一边倒的奇特线条，公安局门口的警车已被砸毁，没有一栋房子是完好无损的，窗帘在没有墙壁的空间里飘动，衣架上还晾着没有收起的衣服，没有生命的空间中一切物具都失去意义，在一堵像翼一样翘起的顶楼断墙上，两颗红心被一支箭串在一起，上面写着“I　LOVE　YOU”，在天空的映照下这幅图案显示出那里发生过浪漫的情感。

如今，万物的结局近了，在废墟中漫游的人内心戚苦，同类们的灭亡所带来的感怀才刚刚开始，漫长的争执、关注、愤怒以及对命运的反思，正在渐次展开。那些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往往是学校，那些房屋的质量由谁来负责?那些活着的人没有比死去的人更幸福，他们的伤痛与对灾难的记忆会伴随一生，那些死去的亲人们会复活到他们的梦里吗?他们愿意接受同情和悲悯吗?他们有别的选择吗?

黑暗就要降临，一批批志愿者开始撤回绵阳，一天就要翻过去，困在废墟中的人们继续等待着救援的希望。消防官兵、武警战士们带着搜救犬在继续工作，那里有一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等着获救，当晚的电视中就有她被救起的消息，她的男朋友将上衣脱下来盖在她身上，镜头前这个男人的背脊不停地跳跃－－还有什么摄影术比这更动人呢?

 

 

三、中国孤儿

 

 

那么多的中国人一夜间找到了他们的感情慰藉：收养震灾后的四川孤儿。这个原本需要在灾后3个月才开始的行动，在灾后第3天就开始了。他们托在前线当志愿者的朋友，托记者或是在医院工作的人，向他们物色或提供孤儿的人选。
这种令人罕见的热情席卷着灾区以外的许多城市。冒着被人误解的危险，领养生命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行为，中国人的爱心所释放出来的能量令许多人始料未及，它与社会的文明进程之间的差距，令人担心其持久性：会不会又是一阵风就过了?
这种怀疑本不应该但并非毫无道理，如果把孤儿的身份始终强加乃至于强调给地震中的孩子，这实在是更大的悲剧。如果能让他（她）觉得自己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什么特殊，也需要领受生命的全部过程，需要奋斗、学识，寻找同类、与人分享，这也许才是他们应有的丰沛人生。
只有4岁的小雨（化名）尚无法清楚地得知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她以后的生命中，地震的记忆会变成越来越淡的一抹伤痕。在一个下午，她的大伯从成都赶到绵阳中心医院看望她。小玉的额头上缠着纱布，在左额头上残缺了一块硬币大小的皮肤，深及颅骨，创口太宽，医生怎么缝合都缝不拢，只能任其裸露。她的脸上布满了黑色的结痂，她的神情既天真又活泼，令人一眼难忘。她很懂事的对电视台记者说，是警察叔叔救我出来的。而实情是她自己从废墟堆中一点点爬出，最终见到了阳光。她的父母现在仍在失踪当中，由志愿者在医院照料着她。
小雨的大伯来到医院4层的病房看了看她，找了个借口离开，就再也没返回。小雨的命运也许从此难以预料，她会变成众多等待收养的孤儿中的一个。面对中国人收养四川地震孤儿的热情，政府很快作出反应，四川民政厅成为领养孤儿的牵头单位。许多来自民间的呼声也是这样被决策者采纳：圣火路线改变、降半旗、设立纪念日等等。民众们惊喜地看到，他们的建议正在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
但小雨的命运进程呢?又会在哪双手上搬运?在这间病房中，她与旁边的小雯（13岁）是唯一没有亲人在身边的孩子。在医生用双氧水给她的创口消毒时，她小声说道：“告诉叔叔，轻一点，轻一点。”双氧水泛起白色的泡沫，流得她满脸都是，病房里的大人们都忍不住背过头去，偷偷拭去溢出眼角的泪。最为糟糕的是，在一次转院的经历中，她与照料她的志原者黄婷娜分开了。一切都像战时，在一个晚上，小雨被从绵阳医院运送到了重庆医院。等黄婷娜第二天来时，那里已经换上了新的床单，整个病房正在准备迎接新一轮的病员。这个绵阳师专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一下子心里空荡荡的。医院里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人能告诉她孩子会在重庆哪家医院，统计数据还没出来。她又托重庆的朋友在每一个医院打听孩子的下

落。
与小雨的不知其踪不同，小雯被继续留在医院，她的中指被砸伤了，等待做手术。可是手上的炎症未消退，没有手术手机，她只有继续等待，那只断指，会是她永远的伤痛。她不愿将受伤的手示人，便常常用纸蒙起来，她有时会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人，在接到礼物时又开心得笑起来。她与一位从北京来看望她的志愿者建立起了情谊，她说：“你就是我的亲人。”她们相拥而泣。
那些不在灾区的人们也用“我们都是幸存者”这样的信念站在一起。更多的孤儿被民政机构默默地转移。在父母离去或联系不上的当口，民政机构将他们安置在梓潼儿童福利院，这是绵阳市唯一的儿童福利院，在距绵阳60公里的梓潼县，那里实施封闭管理，十几个孤儿在那里进入过渡性的新生活。在一个暮色四合的傍晚，这些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兴冲冲地来到院门口玩耍，其中有几个大孩子帮助老师做一些杂务。他们的目光无忧无虑，只有一扇铁门的紧闭，使得这里变成一个区隔的世界，而不再是人与人之间亲密的无间，也脱离了家庭那种日常生活的温暖。
这些中国孩子们的未来令人忧心忡忡，他们承载了许多期待、热望和特别的关照，这一代地震孤儿的成长，将在20年后见出分晓。有一种牺牲没有仇恨，只有伤痛，中国人正在用他们自身的力量，进行顽强的自愈。
中国的孤儿，其命运将再次与这个国家的震后复兴联系在一起。在罗大佑那首《亚细亚的孤儿》中，我们依然能深切地体会到，在某一刻，每个人的生存状态都会有孤儿的体验：“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

 

 

四、志愿者的微力

  

 

志愿者（Volunteer）们走在通往灾区的路上。这些自发的人群从各个角落里涌来：有的是退役军人，有的是休假的现役军人，有的是医学院的学生，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高中生。

他们在一条通往北川的山路上相遇，几个散兵游勇式的志愿者也加入进来，这个队伍扩展到20人。两个有当兵经验的牵头者喊着口令：“向右看齐！齐步走！”这支队伍就这样进发了。

在震灾出现后的那几天，个体志愿者们与专业救援队相比，实在很难帮上太多的忙。这是实情，武警与消防官兵的推进速度因工具、设备、物资等原因而大打折扣，更不用提志愿者了。那些在灾区以外的人们反复提出质疑：志愿者们，别去给灾区添乱了！

这是个强大的逻辑：志愿者们大都没有经过训练，他们缺少专业救援知识，而且占用救援通道和物资。

同为志愿者，那些经验丰富的人也对“菜鸟”抱有成见，为他们的到来而不屑。但志愿者的热情很快就淹没了这些意见。在豆瓣网上，一个组织志愿者去前方的帖子被很多人阅读，这个有经验的团队通过火车、飞机在灾后前3日已经运送了不少志愿者前往绵阳等地。它的组织者已经没有气力去接听或回复新要求加入的志愿者的咨询。在灾区，每天的信息瞬息万变，那些道路堵不堵、需要哪些物资、哪些地方准入、应该跟什么机构对接，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人们无暇顾及到计划好后、调度停当再开始救援工作。

这些都是不现实的，就连志愿者自己都发现，组织他们的机构让他们所带的物资和用品能用上的也微乎其微，帐篷、睡袋以及野外艰苦环境下的用具，在绵阳变得不那么需要。而一些物资也很难通过恰当的方式直接到达最需要的灾民手中，一切只有通过民间的、自我寻觅的方式来完成志愿者心愿的表达。

那20名“乌合”在一起的志愿者团队并没有统一的服装，他们在向北川进发的道路上没走多久，就有一辆双排座的卡车为他们停了下来，女士们都挤进了驾驶舱，而男士们都钻进了后车厢。车厢用塑料布遮蔽着太阳和风，里面显得黑暗而污浊，用以支撑塑料布的是一些不太坚固的塑料管。汽车发动时，让人担心这个“敞篷”随时会倒下。志愿者们相互介绍，很快熟识，其中有一些是李连杰壹基金的成员，他们穿着统一的T恤，显得很有组织。李连杰是中国明星志愿者的代表之一，很多天后，网络媒体仍在报道他为灾区扛帐篷的情景。车里面，另外一些志愿者则背着行囊，里面有可供分发的药品、口罩、手套等等。还有一些则赤手空拳。

经过大约半小时的车程，他们来到了北川县城外的任家坪收费站，那里已经停了很多辆车，四周嘈杂，人来人往，每个人都面色凝重而疲惫。而对于志愿者来说，他们多少有一些兴奋，他们已经来到了离灾区最近的地点。

往前面走一点就是北川中学，在灾后头三天，那里是救灾的一个重点，许多家长与学生眼睁睁的离别就发生在这里，此后，媒体也从这里挖出了一些反映求生的渴望与挣扎、人性的卑劣与伟大以及救援现场的惨烈与悲痛等等。临时救灾指挥部也设在这里。志愿者们开始分散行动了，一些人去了那里，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另一些学医的人员则去了设在旁边的一溜帐篷，那里是医护人员为救出来的伤员做急救与包扎的地方。还有两个志愿者跟随当地寻亲的羌族人径直去了北川县城。

志愿者们事后说，他们被先到的志愿者发放了矿泉水、藿香正气口服液。在傍晚返回时，他们又被后到的志愿者发放了矿泉水。一些志愿者坚决只用自带的食物和水，而另一些没带水的志愿者则接受了这些补给。

让志愿者别去添乱的强大逻辑阻止了一些内心惶惑的人进入四川。但是那些有坚定想法的志愿者们，还是通过他们的路径，去用自己的力量发挥着功效，毫不顾忌外界的先入为主的看法。诗人翟永明和建筑师刘家琨不仅用短信发动朋友们捐赠物资，他们自己也去了一些亟待救援却被媒体和官方组织无暇无及的受灾之处，将救援物资送达。另外，他们还着手对坍塌的校舍予以取样、拍照、留存资料，以备日后追查时所需。

被视作80后文学偶像的韩寒也是志愿者中的一个，他用自己的资金维持着一个救援队，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建立起了一个社会支持系统，他在灾后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尽管他的冷嘲热讽让一些人士头痛且多有微辞，但在敢于担当这一点上，最反对他的人也无可指责。

在社会肌体中，志愿者的方式是最能体现微循环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在灾难面前。与奥运会的志愿者相比，奔赴灾区的志愿者需要更多的勇气、更大的怜悯和更深切的心灵驱动力，以及，应对随时可能发生危险的献身精神。奥运志愿者是锦上添花，而灾难志愿者是雪中送炭。

阻止志愿者前往灾区的言辞虽然逻辑强大、用心良苦，但却忽略了两点：首先，志愿者的自发行径在任何一次灾难面前，都是必不可少的有生力量，是在干流（国家救援）、支流（机构救援）之外的微流（志愿救援），正如毛细血管对人体所发挥的作用一样，能在“看不见”的地方行使最微小、最琐碎、最独立的任务；其次，对于担心志愿者“误事”或“凑热闹”的想法，也属多余，志愿者自然会在志愿行动中分层，那些可能会让人觉得误事的人，会自己选择一些边缘的志愿工作，看护老人孩子，用所长助人等；真“凑热闹”的人也必定会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他们所受到的感染、所感知的经验都有益于整个社会，在下一次灾难面前，他们就会成为真正合格而成熟的志愿者。

志愿者所拥有的正是这样的“微”力。毛细血管虽然微小，但蕴藏的血量却是身体内最丰富的。正是由于有大批志愿者的存在，整个社会才会显示出“不公平的美好”。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说过：“志愿精神的核心是服务、团结的理想和共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信念。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志愿者精神是联合国精神的最终体现。”

8年前，中国将每年的3月5日“学雷锋”日确定为“志愿服务日”，中国共青团的团中央有专门的部门在倡导和管理志愿者组织，而更多的志愿者大隐隐于市，一旦社会发生危机，他们就会主动请缨，为社会而非为政党效力。

这样的人在中国被看作“理想主义者”，而只是观望的人则被称作“愤青”。这些词汇陷入了非此即彼的陷阱中，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中，这样的指称曾经被称作是“扣帽子”，虽然目前早已没有人身危险，但不同的词汇仍是人们互相指责乃至攻讦的方式。

那20名志愿者在北川并没有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与后来俄罗斯与日本赶来的专业救援队在中国的表现一样，仍在西藏服兵役的小赵在这次北川之行中也救了几只小动物－－他放飞了两只处于险境中的鸽子，一只无家可归的狗对他非常温顺，但他实在没办法把它带走。另一位退役军人小唐（化名）现在是装修设计师，他穿着整齐的军服，很少说话，为自己没有使上劲而暗暗自责。在次日，他又独自返回北川。其它的一些志愿者们各有收获，但也各有内疚，这是志愿者始终存在的焦虑心态：总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多、不够好。哪怕是一个一天救了10个人的志愿者，他也会为没救出第11个人而悲痛。

80后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张悦然则将志愿者的前行称之为“自我洁净”，她默默地去到北川做志愿者，使人们对她和80后群体都有着重新刷新的认识。她在博客上这样说：“这场参与救援的经历，之于志愿者自己的意义，也许远远大于对外界的。”

张悦然对此作了文学意义上的解读：“某种善良的东西，宛如血小板，在灾难造成的伤口上，迅速聚集。若它可以持久，可以累积，未尝不是灾难带来一种馈赠。”

这次灾难显示，中国社会有能力建立优秀的志愿者群体，他们亦正在酿成让人感动的志愿者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