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6-12 21:45:15]

诗歌，或悲痛的余烬 

王家新

诗人何为

　　武汉的诗人李以亮来信，为《汉诗》“汶川之后，诗歌是如何可能的”专栏约稿。但是，从何谈起？这正像面对一座燃烧过的且余震不断的城镇，该从何入手？
　　我试着把问题限制在和诗歌写作有关的范围，可是，这也很难。诗人西渡前些天来信坦言“这次地震我一个字也没写……我觉得诗很难面对这种巨大的公共灾难。我没有办法为它找到一种个人的语言”。他很准确地说出了很多诗人所面对的困境。
　　但这一次，我似乎没有考虑这么多。一切也不容我们去“考虑”。这场地动山摇的巨大灾难，从一开始就把我完全“带进去”了。在那最初的几天，在那些揪心的日日夜夜，除了紧盯着电视和上网搜索一些消息，我什么也不能干。
　　我想写诗，但深感无力。似乎语言也被悲痛烧成了灰烬。上网去看看，“诗人何为”也被人们提了出来。诗人何为？这还需要从理论上探讨吗？不。在这样的时刻，诗人就是流泪，就是被悲痛拦腰击中，就是在那忍不住的泪水中盘成一团……
　　我就这样“写了”。但与其说是作为一个诗人，不如说是作为“悲哀的学徒”，在血肉中艰难劳作，并且，一任那惨痛的板块在内心中冲撞，直到伤口被一再撕开……
　　这些是“诗”吗？我想都没想。以后编诗集，也未必会把它们全部选入。但是，正是这种写作经历，使我深切体会到犹太裔作家、“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凯尔泰斯所说的一句话：“即使现在：有谁谈论文学？记录下最后的一阵挛痛，这就是一切”。

孩子，我们的爱，我们的创伤，我们永久的疼……

　　为什么这次大地震如此让人难以置信，那就是因为那些孩子：那些从废墟里刨出来的一个个眼睛紧闭的孩子，那些揭开水泥板后惨不忍睹的一窝窝叠压在一起的孩子，那些成群漂在水上的还系着红领巾的孩子……
　　大地震在人类的历史上发生过一次次，但死没有死过如此多的学生和孩子呢？这不仅让人哀痛，更让人悲愤。那些悲惨的画面，那些呼天抢地的声音，撕开了一个个中国人良知的创伤。
    我在大学教书。地震后的第一课，我让学生们读的是诗人余笑忠的诗《悼沙兰逝去的孩子们》：

　　这人间有高处，但你们攀爬不上
　　你们的父亲母亲也攀爬不上
　　这人间有歌声，照样有歌声
　　但你们的嘴里含着污泥浊水
　　你们的父亲母亲嘴里也含着污泥浊水

　　沙兰是黑龙江省一个偏僻的乡镇。在几年前的一场洪水中，那里有一百多位小学生在教室里被活活淹死。洪水过后，人们在墙壁上发现了那些挣扎的孩子们留下的手印。那些绝望的手印，那些在发出呼喊的手印！
　　惨痛的是，悲剧不仅再次发生，而且竟然如此大规模地发生！对于这次地震后一些诗人写诗，有人在一边发出了讥讽声，说你们没有亲历地震凭什么写诗？我想请这种人住嘴。那一幅抱着孩子的尸骨朝天悲愤大叫的父亲的照片，足以使任何一个还有人性的人五内俱焚！
　　更令人惊异的是，人们的伤口还在流血，已有人开始“奉劝”那些失去孩子的灾民了，说他们的孩子已在天国里成了菩萨，就不要被什么势力“利用”并破坏目前这点“动人的气氛”了。我真是为中国还有这样的文人悲哀。不过，也应该感谢这位文化名人，因为正是他使我想到了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所说的那些话：

　　“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

　　是的，哪里还能有什么言语？还能有什么文学与诗？一个诗人所能做到的，只能是以他的最大哀痛显示于这非人间。多少个还没有开始就结束的生灵，多少个破碎、消失的家庭，多少个悲苦无告的心灵！我真不知这心灵的重创何时可以恢复——此恨绵绵无绝期！
　　就在震后一周，我还看到了一幅照片，我想几乎整个中国人民都看到了这幅照片——那就是那位背着儿子的尸骨返乡的山民。在地狱般仍在冒烟的峡谷间，他趔趔趄趄地走着，背着从学校的废墟下找到的全身已变得僵硬、比他还高半头的孩子的躯体。他要把他带回家——那里，青山埋忠骨啊。他已没有了泪。他的脸上，甚至不带有一丝悲哀……   
　　我看着这幅照片，说实话，我已无力去正视它……
　　这样一幅照片，已把我们一生的泪流尽。
　　如果还自认为是屈原、杜甫的后裔，那就看看这幅照片吧，那就试着去说出这位父亲在内心里要说出的话吧。

“去做一点实事”

　　“谢谢你发来的诗。尽管语言‘已被悲痛烧成了灰烬’，我还是流泪了。为了被压在最下面的人民。为了那喊不出的寂静。谢谢你。” 这是一位在珠海的朋友的回信。
　　正是这一声“谢谢”，使我知道了一个诗人的责任所在。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和哀痛，这几首小诗，真是显得太苍白、甚至太不真实了。如果一个诗人还要因此而“自得”，那简直是一种耻辱。
　　在这种意义上，我理解那些一开始就选择沉默的诗人，因为他们知道这里面的巨大难度。 
　　但是，无论写或不写，一个诗人在这种时候都有一种不安。这真是一种两难。也许，他最希望的，是到一线去做一个救援者？是的，去做一点实事吧。去到那倾盆的雨水里、泥水里、血水里，去切身感受那大地的摇晃和撕裂，去帮着抗矿泉水和方便面——那可比诗管用！
　　在诗歌圈里，有些诗人已在这样做了，如翟永明等。还有蓝蓝，她虽然没有去灾区，但却托人帮她联系上了一个从废墟中救出来的五岁的孩子，她要资助他上完高中。她还和孩子的母亲通了电话，在电话中双方忍不住大哭——她们已紧紧地搂在了一起！
　　我上大学时的母校武汉大学的年轻诗人李浩，放下了毕业前的论文答辩和写到一半的长诗，很坚决地去做了志愿者。他一直到了什邡的某个偏远的重灾乡村，那里已是一片废墟，连水也被尸体污染了，每天都有余震。他们在那里帮助灾民，吃的喝的都很困难，还要面对洪水和可怕的疫情——实事上，他和其他志愿者去后没几天就被感染上了，浑身起红斑，痒疼难耐。他不知道这是什么病症，那里也没有任何救治条件。他在武汉的同学为他担心，但他说他不想走，他要把一切都献给这里。
　　听他的同学在长途电话中这样说，我顿时泪涌。我不仅受感动，更为自己还待着不动愧疚。我所能做的，是马上去了解这种感染，是找人为他们送药，是想方设法把他们弄出来救治。当我知道了这种尸毒感染如果进入血液里很快会致人于死命时，我什么也干不下去了。我想，要死，还是让我们这些老家伙去死吧。我们已死了太多的年轻的生命了！
　　我不知这是一种什么冲动，只知道必须马上去做。好在我当即打电话联系上了胡续冬，胡续冬又很快联系上了成都的马雁……后来的后来，我只能说多亏这两位了。
　　“救一个人，也就是救了整个世界”，这是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的一句话。而我们又做了些什么？比起那些身处地狱的生命的救助者和自愿者？（山东女诗人宇向来信说，她写的诗全是愧疚、愧疚！）如果我们真的做了一点什么，或“捐”了一点什么，那也只是减缓我们良心的负担和不安的一种方式。
　　我甚至要说，这也是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爱尔兰诗人希尼有一首诗专门写契诃夫去流放地库页岛看病人。契诃夫为什么要背起他的医疗包？仅仅因为他曾是一个医生吗？希尼不这样看。该诗的最后是，“他要把自己奴性的血挤出”，他要“尾随一个囚犯的引导走遍库页岛”！
那让一位作家放下一切而“尾随”的“囚犯”，就是他的负疚感，就是他的自由的良心。
　　一个没有良心的负担、没有负疚感的人，又怎么可能会是一个可以得到拯救的人？！
　　看到一幅某灾区的“父母官”跪下的照片，我真不知说什么为好。我真希望他下跪不是为了阻挡那些手棒孩子的遗照去上访的悲苦无告的父母，更不是为了他自己的仕途，而是出自那贯彻全身的悲痛，出自那更高的不可抗拒的意志，出于一种深深的负疚感……
　　如果是这样，那他就或许有救了。
　　我们不能到一线，那就在我们仅有的语言中深深地俯下身来吧。诗歌无法介入现实，但却有可能介入心灵。
　　说到底，所谓“诗的承担”，无非是承担良知对我们的目睹。

魂兮归来

　　“有抗震诗速发来”！地震后的第三天，同其他诗人一样，我的手机上就出现了这样的短信。
　　但是，没有“地震诗”，也没有“抗震诗”。写诗不是赶浪潮，也不是表态。这类说法，以及对它的火热炒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死者的不敬，也是对诗歌的无知。
　　我倒是更看重那些来自诗歌内部的更为认真的反省。这次大地震后，我收到武汉的年轻诗人黎衡的来信。他说这次大地震，使他也不得不面对着“写作的意义”和“诗人如何对残酷的现实发言”这类问题。他在信中抄录下了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写下的《瓦雷金诺叙事曲》一诗的结尾部分：“一首孱弱的诗，又怎能减缓/这巨大的恐惧？/诗人放下了笔。/从雪夜的深处，从一个词/到另一个词的间歇中，/狼的嗥叫传来，无可阻止地/传来……/蜡烛在燃烧/我们怎能写作？/当语言无法分担事物的沉重，/当我们永远也说不清/那一声凄厉的哀鸣/是来自屋外的雪野，还是/来自我们的内心……”他说这几乎是所有中国诗人和诗歌的“元问题”。这些天，他一直在与自己做着这样的争辩。他说他前一段在写一组诗，写到第五节的时候，地震爆发了。那天晚上他试图继续往下写，但是再也写不下去了。他觉得自己过于冷漠、虚伪、无力，“第七节就像被地震击中了一样，悬在了那里”。他知道了如果一个诗人连对这样的灾难都冷漠了，还自以为具有优越感和豁免权，那么还不如不做这个诗人。
　　他还讲到地震的第三天，他看到武汉虎泉夜市还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令人难以置信，“更可怕的是，很快我也跟一起吃饭的朋友们加入了其中”。到了那里，他这才想起了里尔克的诗句“苦难未被认识/爱也没有学成”，并不由得流下了泪水……
　　读到这样的信后我真是不能平静。我多么希望能有更多的诗人展开这样痛彻、深切的内省！
　　我想起了第一个追悼日即5月19日的晚上，我和诗人多多等一起参加了在中央美院的悼念和朗诵活动。在黑暗的夜空下和闪烁的烛火中，美院学生集体朗诵了屈原的《招魂》，那“魂兮归来！反故居些！”的哀切呼唤，使我在黑暗中忍不住一阵颤栗。
　　那么，为谁招魂？为一个民族、为那些悲惨的流离失所的生灵？是的，但对一个诗人而言，这还是在为他自己招魂（其实，关于《招魂》，历来就有一种“自招”说，即诗人在悲凉的流亡途中“自招其魂”）。回想这十多年以来的情形吧，生逢一个彻底商业化、娱乐化、恶搞、做秀的时代，如果说我们曾有一个灵魂、曾有那么一种诗歌精神，那我也感到了它那无望的告辞。我们要挽回它的一切努力似乎也都是徒劳的。
　　在这种意义上，应“感谢”这次山崩地裂的惨痛经历：它导致了人们“良心发现”。它使一个不死的诗人，强忍住两千年的泪，又来到了我们中间……
　　而这就是拯救。那在黑暗中的颤栗，那在写作中不由自主涌出的泪，成为对一个诗人的拯救。

“地震时代”的写作？

　　有人说的不错，现时代的文化肖像是一位流泪的诗人。然而，仅仅流泪还不够，而且泪水也有可能淹没诗歌。
　　仅仅是痛苦也还不够。还要去问，究竟是什么在我们身上痛苦？
　　真正有意义的写作，就是这样一种追问和发掘。
　　就在大地震后没两天，有的学者就这样沉痛地写到“……爱中华者，当为中华哀……圣火应该停一停，国旗也该降一降，就为黎民百姓降一次吧，他们不是伟人，只是遗骸，遗骸千万，只是无言。”
　　这不是诗。这只是几句话。但没想到就是这几句话，因为其中的字眼，很快就引发了众怒。
　　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地震时代”（王晓渔语）里写作。
　　的确，什么都被震出来了。那么，面对这场灾难，尤其是面对媒体上和我们身边响起的一片嘈杂声、咒骂声、抵制声、加油声、请命声、哀哭声、逼捐声、奉劝声，写作不是确定“立场”又是什么？哪怕我们是在找一种个人的语言，也是在确定。
　　“山崩地裂之后/‘人民’就不再是抽象的了”，因而我也知道了自己的立场何在。少唱那些高调吧。诗人，在这个时候只能靠他的泪水引路。一个中国诗人，也只能靠屈原、杜甫这样的亡灵为他们引路。
　　但是，问题还不仅如此。因为写诗不是表态。在哀悼日，一个诗人应该和他的血肉同胞站在一起，但当他写诗时，他就必须发出属于他个人的声音。四川诗人杨黎《地震》一诗的最后一句是“在众志成城的好时代，我有点孤独”。是的，孤独，坚忍不拔的孤独，这就是诗的内核。
　　因此，一个诗人在这个时候写诗，并不意味着像有人讥讽的那样加入了什么“集体抒情”，或放弃了他的“个人写作”。相反，在一个集体悲情、爱国狂热淹没一切的时期，在一个以各类“政治正确”来替代甚或压制反思的时期，一个有良知的诗人和知识分子还要坚持发出个人的声音。希尼在《诗歌的纠正》中就曾引用过西蒙娜•薇依的这样一句话“遵守引力的力量，这是最大的罪”。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的写作是否就达到了一种“绝对的诚实”呢？
　　不一定。因为我们很容易被自己所欺骗，也很容易被自己所感动。
　　这真是一场考验，似乎你写下的每个字，都在经受着无情的检验。从真实到矫情，从独立到流俗，从准确到空洞，似乎也只有半步之隔。大地震后我在报上读到的第一首诗是“我的心和千百万旗帜一起飘向汶川”，我一读便在心里想“完了，这个人完了”，而这个人曾是我的朋友，也曾写过一些不错的诗。真是残酷啊。
　　那么，是什么在这个时候检验我们？——是那巨大的灾难，是血写的一切；是那无数个痛苦的生灵凝视我们的目光。
　　看来，“地震时代”的“抒情”并非那么容易。在这个时候写作，其实比平常时期要更有难度。这是一种面对死亡的写作，也是一种被众神目睹的写作。那撰刻诗句的刻刀，必须真正触及到坚硬的大理石。
　　这也使我意识到，“地震时代”的写作，其实无一例外都是一种“道德写作”。那么，什么才是一个诗人最大的道德呢？那就是对语言的珍惜。他对语言的关注和珍惜，就是他对生命的关注和珍惜。
　　正是这最后的一点，将一个真正的诗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伟大的树，把悲哀散尽”

　　大地震、心复活、诗歌潮。但是这里面也需要明察。这就像作家陈希我在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人们似乎一夜间就学会了祈祷，但又不知向谁祈祷。那些摆列成心字形的烛光晚会，一点没有哀痛的氛围，倒像是在举办生日party，充满了小资的浪漫情调。
　　与此相关，在人们的传诵和媒体的炒作中，“感人”或“抒情”成为诗的唯一标准。人们感叹来感叹去的，是那首孩子快抓住妈妈的手共赴天国的诗（据说那是山东一位作者根据几年前一首写给病女友的诗改写成的，这真是耐人寻味），那些真正有深度、有力量、有艺术个性的诗，以及那些真正对中国诗歌重要的问题，反倒是被遮蔽了。
　　因此，“汶川之后，诗歌是如何可能的”这种探讨和反思就有了必要。
　　正因为这个话题，我想起了这次大地震后不少人所套用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这句话。这句话，阿多诺当年那样说是有意义的。但在今天，面对如此的灾难，一个诗人怎么可能无动于衷？拿这句话当“口头禅”的人，本来想深沉，但却轻狂了。
　　还是更负些责吧。问题根本不是一个应该写或不应该写的问题，而是怎样写的问题，或“如何可能”的问题。广西诗人刘春在一首诗中写到，当他看到废墟下一个孩子紧握的笔，这才意识到他以前写下的诗是多么苍白！我想，这才是一种诚恳、有益的反省。
　　在这场灾难中，闪耀着人性的黑暗和光辉，但是，没有英雄，也没有先知。中国诗歌需要的是良心，而不是什么假先知或伪先知；需要的是更为独立、深入的写作，而不是什么炒作和比赛。的确，有何胜利可言？四川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是“坚强”，据说许多考生一边流泪一边写下了他们的“坚强”。这才是一种真实的“坚强”。
　　没有“地震诗”。汶川大地震也不是诗歌的分水岭。人们只是希望诗人们能写出与这个民族的深重苦难相称的诗来。就像人们所说，震了不能白震吧。如果我们不能由此进入到一个充满悲怆、沉痛和仁爱的心灵中，那我们写诗还有什么意义。
　　而一时的热潮也会过去。就中国诗歌的发展而言，它只有重获自己的灵魂，重获一种自我追问和发掘的品格，才能恢复语言的力量。不然，它就会继续陷在美学的空洞或轻浮的喧嚷之中。
　　北京诗人宋逖有这样一句诗：“伟大的树，把悲哀散尽”。

　　　　　　　　　2008．6．12．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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