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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议:丁东、谢泳、崔卫平、傅国涌讲座侧记

[2006-6-16 13:52:15]


武汉会议:丁东、谢泳、崔卫平、傅国涌讲座侧记  
  上午因为一些事情耽搁了,我到达杭州已经中午,傅老师打来电话,说是已经帮我准备好了中饭,很惭愧,很不好意思,不过我还是直接到傅老师家里,老实不客气的坐下来便吃,还喝了一点白酒,弄得脸孔红通通的。饭桌上有半碟醋,傅老师说是上次丁东先生从山西带来的老陈醋,我蘸了一只虾吃,果然味道远较本地产的醇厚。
  这几天杭州大腕云集,傅国涌先生说,是因为一个大学人文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承办方是杭州商学院。18日这天,丁东先生一行时间安排很紧,上午在浙江电视台做节目,下午到三联书店跟中学生朋友座谈,晚上崔卫平先生还要到浙江财经学院做一个关于哈维尔的讲座,连轴转,我想够累的,不过我看到他们并不行色匆匆,也没有疲倦之态。
  
  一、 4月18日下午,杭州三联书店,丁东、谢泳、崔卫平、傅国涌
  2点多,丁东、谢泳、崔卫平一行来了。在座的大多是中学生朋友,也有一些大学生朋友、研究生朋友,以及几位教师朋友,大家都站起来鼓掌欢迎。丁东先生看上去年长些,老是微笑着,是个和蔼的长者,这跟我的想象比较接近。谢泳先生比较年轻,似乎大不了我们几岁,穿黑色的衬衫,也老是微笑着。这几个人,都像大孩子。我想多说几句的是崔卫平先生,崔卫平先生还没来的时候,我看到周仁爱手里有一本崔老师早年的书,里面有她的照片,很漂亮,很有气质,等见到了,我则觉得,她身上有一种知识分子才有的气度,镇定?从容?随和?我找不到词语来描述,总之这种气度使人肃然起敬,而又不拒人千里之外,是一种亲和力。后来崔卫平先生开始说话,那种清晰的表达,我觉得一切都能和她文章的表述风格联系起来,丝丝入扣。
  这个座谈主要是关于傅国涌先生策划,丁东、谢泳主编的《中学人文读本》。我想傅老师主要的意思是想听听中学生朋友对这套书的看法。所以这次他们几个人主要是倾听,间或发表几句看法。倒是我跟周仁爱,发了一些浅薄的看法。
  丁东先生说因为之前他们编了大学人文读本,再编一套中学人文读本,可以形成一个连续性。
  谢泳先生讲到了编这套书主要是因为现在中学教育有很多问题,这套书可以提供给学生一个阅读的选择,可以读,可以全读,也可以挑着读。
  崔卫平先生则建议可以再编一本,除了已经编成出版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外,还可以编一本“人与自我”,她自己可以来当主编。原因在于崔的女儿也刚成为大学生,她很有感触,另外,她在面对刚从中学出来的一年纪大学生时,常不知道怎么教。崔借用了尼采的一个词语——“自由的晕眩”,来描述大一学生的心理状态。刚从中学到大学的人,常处于不知所措之中,因为老师讲完就走人,不像高中时监督着,面对自由,无法自理。她还讲到了克尔凯郭尔的一个词语“隘口”,意思是人必须突破这个隘口,才会到一个更自由的境界。
  
  不过话题最终没有局限在《中学人文读本》里。丁东、谢泳和崔卫平很为杭州中学生的阅读视野和思考深度惊讶,杭州外国语学校的马金馨、蔺子等几个同学带来了他们文学社编的《阅读》杂志,后来也都发了言,杭州高级中学的周素文、宛凌同学也发了言,这都带给几位学者震动。他们当即建议暑假里搞夏令营,崔老师说中学生朋友可以在她家里打地铺,丁东先生也说,他也可以解决一部分同学的食宿。想想几位大孩子跟这些小孩子一起玩的情景,有趣的很。
  这个《阅读》肯定会叫人吃惊,他们带来的几期,有几期是报人系列,史量才、王芸生等人都在他们视野内,傅国涌先生也有文章专为他们而写。一期是关于自由主义的,王怡有文章写给他们——《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以前因为范美忠介绍,曾给他们写过关于顾准的一些介绍文字,郭初阳也给他们写过关于谢泳的一些介绍文字(一个细节,谢泳先生很认真的看了郭初阳这篇《抛砖者谢泳》)。不过他们的厉害在于,他们居然直接约王怡、傅国涌写文章。我想我真是很荣幸啊,和他们在同一个刊物上发文章。
  马金馨很有理想,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气概。她讲到了他们办杂志的设想、具体操作,以及一些困难,最后他说中国终将在他们这代人手中有所改变。这种锐气叫人吃惊。
  周素文和宛凌上午参加了浙江电视台的节目录制,周问了丁东先生一个关于公民社会如何可能的问题。丁东先生下午还在回答。丁东先生还讲到,希望他们将来不要成为那种纯粹的书斋里的知识分子,不要成为只是为了诸如职称啊、利益啊什么的而做学问的知识分子。这个说法后来引起了一个研究生朋友的质疑。
  特意从上海跑过来的钟亮兄发表了一些看法,他建议杭外文学社在介绍这些人物和思想时,不要过多的采用评论性质的文字,可以多采取故事或者叙述的方式,这就考虑到了一个中学生的接受的问题。钟亮兄对《中学人文读本》的看法很使我同意。他说这个读本跟别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就是它旨在告诉我们常识,而不是像别的读本一样重在经典。我也一直在想这个读本的特点,钟亮兄拈出“常识”这个词,我觉得很到位。可惜钟亮兄下午就走了,没有听晚上崔卫平先生关于哈维尔的讲座。
  
  我讲了我认为的这个读本的两个小问题。一个是选篇,比如里面赵鑫珊居然有两篇,而我认为他那篇讲德国“森林文化”的文章,很糟糕,从这篇文章看,他似乎并不怎么懂得德国的“黑森林”。傅老师解释这个编好时删了,但后来不知怎么,出版时又加上去了。另一个是读者定位问题。因为我的学生,有几个觉得这个选本太浅,而大多数则觉得太深。这一点傅老师说,甚至只要能看懂一篇就够。傅老师引了达摩祖师西来,只为找一个会心人的说法。
  我还有一点忘了讲了,在“人与自然”这一册里,《敬畏生命》和《寂静的春天》没有选进去,我觉得有些遗憾。
  一位朋友问中学教师如何处理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之间的矛盾,周兄说他努力在寻找一个契合点。我说我认为素质教育这个说法有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只有“人的教育”和“非人的教育”之分。
  
  二、4月18日晚,浙江财经学院学思楼报告厅
  崔卫平、傅国涌、昝爱宗、见森
  主讲:崔卫平
  话题:关于哈维尔
  
  晚上6点半,崔卫平傅国涌昝爱宗诸位先生准时到达。财院学思楼报告厅里坐的人并不多,大约20多个人,这使我觉得有些遗憾,毕竟这是崔卫平老师的讲座啊。但想到傅国涌老师说的达摩祖师西来的故事,又有些释然。
  主持人大约是财经学院的,一个小伙子,略有些羞涩。他说现在大家谈的都是一些较为前卫和先锋的事情,能够坐在这里谈哈维尔,很难得。崔卫平老师笑着纠正说,哈维尔也是一个很先锋的话题。
  
  崔卫平先生的谈话从哈维尔生平开始。哈维尔是一个荒诞戏剧作者,也是一个先锋诗歌的作者,比如说哈维尔的诗歌形式接近一些几何形状,有的像金字塔。崔几次说,哈维尔是一个乐观和幽默的人,他的荒诞戏剧叫人从头笑到尾,即使他后来当了总统,还老是坐着童车,在楼梯上滑上滑下。这样对一些细节的不厌其烦的述说,我觉得只是想说一个问题,就是哈维尔从来没有想过要当总统,他只想做一个有正常生活的人。崔几次引用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的话:我们只想做一个人,但是客观上却做了一个英雄要做的事情。这个说法跟傅国涌老师几次提到的,他只想做一个正常社会的普通公民的说法十分接近。傅国涌先生在《生活之树常青》这个访谈里讲到,希望过“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普通而有尊严的生活”。这句话很震动我。
  崔卫平先生讲到了她走近哈维尔的经过。她有一个朋友,老是将一些他不用的书送给崔,崔就将他们随意堆在书架上。有一次,崔在书架上随意翻阅的时候,看到了哈维尔文集的英文版,就是那个朋友送来的书堆中的一本,她读了开头一段,当时的感觉是如受电击。崔说当时她女儿要放学了,她要做饭,吃饭的时候她还在想,这个哈维尔是谁,怎么这么厉害!后来去翻,才发现是捷克总统。这后来才下决心去翻译。
  
  崔卫平的讲座始终紧贴着一个词语:敏感。他认为哈维尔作为一个人,有一种道德上的敏感,这种敏感是跟一个人对日常生活的态度有关的。崔从3个角度来谈这种敏感。
  
  一是对真实的敏感。崔说哈维尔的语言是十分难以翻译的,因为哈维尔的语言是一种缠绕着、复杂的语言,他从不急于表明一个观点,作出一个结论,而是努力贴近现实,努力将复杂的、缠绕着的事实本身呈现出来。崔卫平指出,这里跟哈维尔的现象学背景也有关系。
  崔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卖西红柿的橱窗里贴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标语的事实。张贴这个标语不是说这个店老板非得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可,而是在表明,我很听话,我有权留在这里。说到底这里面隐含着一种恐惧。第二个例子就是一个摇滚歌手被迫害的事,哈维尔觉得这件事与“我”直接相关,于是站出来说话。
  有趣的是,我刚跟周仁爱走进财经学院时,看到一幢巨大建筑物的正门,就悬挂着大幅标语,意思是要办实事、求实绩之类的,我当时跟周兄相视一笑,都想到了哈维尔讲述的这个故事。
  
  二是哈维尔对尊严的敏感。哈维尔有一句极其牛叉的话:我们有选择自己喜欢的洗衣机牌子的自由。这句话一语道破了后极权社会人们的生活景况。而这最终将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瘫痪。这里傅国涌老师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出现像哈维尔式的,具有深刻洞察力的人物。
  这个问题引起了大家的较为热烈的讨论,崔说可能因为是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对尊严感不够敏感。崔讲到了冯小刚电影《手机》里的一个镜头,徐帆拿着手电筒去照睡觉的学生的脸。这是多么粗暴的行为,崔说只有奥斯维辛的纳粹才对犹太人这么干,可是我们中国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不过我们接下去的讨论似乎有些偏离这个问题本身。我没有发言,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们几千年专制的历史下来,从来就没有过个人尊严。王小妮有一篇文章,讲到学校对孩子的教育,引了鄂伦春人“熬鹰”的例子,鹰被驯服的过程,首先是鹰头被不断的拨弄,使最傲慢的鹰也被迫放弃了他的自尊。我们的尊严感就是这样丧失的。
  傅老师后来自己试着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那些知识分子,在思考力上,对最能表达思想的语言把握不够,没有一种具有穿透性的把握。
  这个回答引起了崔老师的不满,她说啊你自己提一个问题,然后早就想好了答案,还让我们来回答。众笑。
  还有一次会意的笑是傅老师在讲到我国的出版事业时,批评了当前出版界的急功近利和泡沫化,而像崔卫平先生译的《哈维尔文集》这样的好书,却不能正式出版。后来我在提问时说到了这点,我引用了在世纪沙龙看到的一个帖子《姜昆你想讽刺谁别以为党不知道》。因为我读哈维尔,似乎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在对我们的当下发言!
  
  三是对责任感的敏感。这里崔又引到了克尔凯郭尔“隘口”的说法,个人就是一个隘口,这个隘口存在于人的秘密中,这个秘密是什么,人就是什么。哈维尔则进一步指出,这个秘密就是人的责任感。崔还谈到加谬对“反抗”的定义,就是回过头来。
  崔还讲到一点,对我很有触动。就是只对事情呈现出来的部分发言,看得见的说,不揣测动机。并要时时反思自己,毕竟我们都是喝狼奶长大的。这是针对一位浙大学生的问题所作的回答。
  针对一位女同学涉及到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问题,周兄抢过了话筒,说,崔老师这个问题我帮你回答。接着就条分缕析,侃侃而谈。看来萧雪慧老师那篇《爱国主义辨析》,的确使周兄深有感触。
  我因为自己毕竟较为倾向于文学,所以问的是关于米兰昆德拉、伊凡克里马和海子。崔主持翻译的捷克作家伊凡克里马的书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了,可惜我还没有看到,至今只看到崔收在《积极生活》中的《布拉格精神》对他的介绍,以及以前译林出的一本《我快乐的早晨》。海子,崔说他一个人担当了整个时代的断裂与虚无。
  米兰昆德拉说得多一些,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我觉得米兰昆德拉是以一种自视为智者的姿态出现的,所以他有自己对历史、对政治的看法,与哈维尔不同。理由之一是,正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开头的话,因为历史不断重演,类似于尼采所谓的“永劫回归”,于是“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均可笑的被允许了”。理由之二是同样在《生命》这个小说里,弗兰茨《伟大的进军》,结果充满了误解、作秀和争夺,弗兰茨终于不明不白的,很不体面的死在南亚。这跟他出发时那种伟大的念头形成一个强烈的讽刺。理由之三是《慢》,那个来自东欧小国的昆虫学家,和那些来自西方的学者之间的误解。这些都说明米兰昆德拉对政治的看法,一切都预先可笑的被原谅了,笑是米兰昆德拉消解一切的手段。
  这番话被崔卫平先生斥之为“鬼话”。不过从这个词语我也看到了崔先生的真诚。崔先生有些激动,她反驳说:这消解得了吗?我想我很理解这句话背后的,很多沉重的东西。
  事实上我对米兰昆德拉的看法很接近崔先生。我觉得米兰昆德拉身上有一种犬儒心态。我觉得他在1968年之后所有的小说创作,都是在为他自己当年的怯懦与不负责任辩护。只是作为一个小说家,他的小说本身极棒,叫人着迷。
  
  昝爱宗话说的很少,只有在谈到公民这个词语时,才讲到我们没有公民社会这个土壤。结束时我说昝老师话太少,他说他不太习惯这样的场合说话,最好是小范围的讨论。见森很年轻,不过思路极其清晰,给我和周都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我已经是第二次见他了,上一次是在温克坚策划的许向阳先生的座谈上。
  我的遗憾是,这次只带了崔卫平先生的《积极生活》请她签名,忘了带《哈维尔文集》了。回来后翻着《哈维尔文集》,开始觉得有美中不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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