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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议：丁东、谢泳、崔卫平、傅国涌讲座侧记
[2006-6-16 13:52:15]
武汉会议：丁东、谢泳、崔卫平、傅国涌讲座侧记
上午因为一些事情耽搁了，我到达杭州已经中午，傅老师打来电话，说是已经帮我准备好了中饭，很惭愧，很不好意思，不过我还是直接到傅老师家里，老实不客气的坐下来便吃，还喝了一点白酒，弄得脸孔红通通的。饭桌上有半碟醋，傅老师说是上次丁东先生从山西带来的老陈醋，我蘸了一只虾吃，果然味道远较本地产的醇厚。
这几天杭州大腕云集，傅国涌先生说，是因为一个大学人文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承办方是杭州商学院。18日这天，丁东先生一行时间安排很紧，上午在浙江电视台做节目，下午到三联书店跟中学生朋友座谈，晚上崔卫平先生还要到浙江财经学院做一个关于哈维尔的讲座，连轴转，我想够累的，不过我看到他们并不行色匆匆，也没有疲倦之态。
一、 4月18日下午，杭州三联书店，丁东、谢泳、崔卫平、傅国涌
2点多，丁东、谢泳、崔卫平一行来了。在座的大多是中学生朋友，也有一些大学生朋友、研究生朋友，以及几位教师朋友，大家都站起来鼓掌欢迎。丁东先生看上去年长些，老是微笑着，是个和蔼的长者，这跟我的想象比较接近。谢泳先生比较年轻，似乎大不了我们几岁，穿黑色的衬衫，也老是微笑着。这几个人，都像大孩子。我想多说几句的是崔卫平先生，崔卫平先生还没来的时候，我看到周仁爱手里有一本崔老师早年的书，里面有她的照片，很漂亮，很有气质，等见到了，我则觉得，她身上有一种知识分子才有的气度，镇定？从容？随和？我找不到词语来描述，总之这种气度使人肃然起敬，而又不拒人千里之外，是一种亲和力。后来崔卫平先生开始说话，那种清晰的表达，我觉得一切都能和她文章的表述风格联系起来，丝丝入扣。
这个座谈主要是关于傅国涌先生策划，丁东、谢泳主编的《中学人文读本》。我想傅老师主要的意思是想听听中学生朋友对这套书的看法。所以这次他们几个人主要是倾听，间或发表几句看法。倒是我跟周仁爱，发了一些浅薄的看法。
丁东先生说因为之前他们编了大学人文读本，再编一套中学人文读本，可以形成一个连续性。
谢泳先生讲到了编这套书主要是因为现在中学教育有很多问题，这套书可以提供给学生一个阅读的选择，可以读，可以全读，也可以挑着读。
崔卫平先生则建议可以再编一本，除了已经编成出版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外，还可以编一本“人与自我”，她自己可以来当主编。原因在于崔的女儿也刚成为大学生，她很有感触，另外，她在面对刚从中学出来的一年纪大学生时，常不知道怎么教。崔借用了尼采的一个词语——“自由的晕眩”，来描述大一学生的心理状态。刚从中学到大学的人，常处于不知所措之中，因为老师讲完就走人，不像高中时监督着，面对自由，无法自理。她还讲到了克尔凯郭尔的一个词语“隘口”，意思是人必须突破这个隘口，才会到一个更自由的境界。
不过话题最终没有局限在《中学人文读本》里。丁东、谢泳和崔卫平很为杭州中学生的阅读视野和思考深度惊讶，杭州外国语学校的马金馨、蔺子等几个同学带来了他们文学社编的《阅读》杂志，后来也都发了言，杭州高级中学的周素文、宛凌同学也发了言，这都带给几位学者震动。他们当即建议暑假里搞夏令营，崔老师说中学生朋友可以在她家里打地铺，丁东先生也说，他也可以解决一部分同学的食宿。想想几位大孩子跟这些小孩子一起玩的情景，有趣的很。
这个《阅读》肯定会叫人吃惊，他们带来的几期，有几期是报人系列，史量才、王芸生等人都在他们视野内，傅国涌先生也有文章专为他们而写。一期是关于自由主义的，王怡有文章写给他们——《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以前因为范美忠介绍，曾给他们写过关于顾准的一些介绍文字，郭初阳也给他们写过关于谢泳的一些介绍文字（一个细节，谢泳先生很认真的看了郭初阳这篇《抛砖者谢泳》）。不过他们的厉害在于，他们居然直接约王怡、傅国涌写文章。我想我真是很荣幸啊，和他们在同一个刊物上发文章。
马金馨很有理想，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气概。她讲到了他们办杂志的设想、具体操作，以及一些困难，最后他说中国终将在他们这代人手中有所改变。这种锐气叫人吃惊。
周素文和宛凌上午参加了浙江电视台的节目录制，周问了丁东先生一个关于公民社会如何可能的问题。丁东先生下午还在回答。丁东先生还讲到，希望他们将来不要成为那种纯粹的书斋里的知识分子，不要成为只是为了诸如职称啊、利益啊什么的而做学问的知识分子。这个说法后来引起了一个研究生朋友的质疑。
特意从上海跑过来的钟亮兄发表了一些看法，他建议杭外文学社在介绍这些人物和思想时，不要过多的采用评论性质的文字，可以多采取故事或者叙述的方式，这就考虑到了一个中学生的接受的问题。钟亮兄对《中学人文读本》的看法很使我同意。他说这个读本跟别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就是它旨在告诉我们常识，而不是像别的读本一样重在经典。我也一直在想这个读本的特点，钟亮兄拈出“常识”这个词，我觉得很到位。可惜钟亮兄下午就走了，没有听晚上崔卫平先生关于哈维尔的讲座。
我讲了我认为的这个读本的两个小问题。一个是选篇，比如里面赵鑫珊居然有两篇，而我认为他那篇讲德国“森林文化”的文章，很糟糕，从这篇文章看，他似乎并不怎么懂得德国的“黑森林”。傅老师解释这个编好时删了，但后来不知怎么，出版时又加上去了。另一个是读者定位问题。因为我的学生，有几个觉得这个选本太浅，而大多数则觉得太深。这一点傅老师说，甚至只要能看懂一篇就够。傅老师引了达摩祖师西来，只为找一个会心人的说法。
我还有一点忘了讲了，在“人与自然”这一册里，《敬畏生命》和《寂静的春天》没有选进去，我觉得有些遗憾。
一位朋友问中学教师如何处理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之间的矛盾，周兄说他努力在寻找一个契合点。我说我认为素质教育这个说法有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只有“人的教育”和“非人的教育”之分。
二、4月18日晚，浙江财经学院学思楼报告厅
崔卫平、傅国涌、昝爱宗、见森
主讲：崔卫平
话题：关于哈维尔
晚上6点半，崔卫平傅国涌昝爱宗诸位先生准时到达。财院学思楼报告厅里坐的人并不多，大约20多个人，这使我觉得有些遗憾，毕竟这是崔卫平老师的讲座啊。但想到傅国涌老师说的达摩祖师西来的故事，又有些释然。
主持人大约是财经学院的，一个小伙子，略有些羞涩。他说现在大家谈的都是一些较为前卫和先锋的事情，能够坐在这里谈哈维尔，很难得。崔卫平老师笑着纠正说，哈维尔也是一个很先锋的话题。
崔卫平先生的谈话从哈维尔生平开始。哈维尔是一个荒诞戏剧作者，也是一个先锋诗歌的作者，比如说哈维尔的诗歌形式接近一些几何形状，有的像金字塔。崔几次说，哈维尔是一个乐观和幽默的人，他的荒诞戏剧叫人从头笑到尾，即使他后来当了总统，还老是坐着童车，在楼梯上滑上滑下。这样对一些细节的不厌其烦的述说，我觉得只是想说一个问题，就是哈维尔从来没有想过要当总统，他只想做一个有正常生活的人。崔几次引用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的话：我们只想做一个人，但是客观上却做了一个英雄要做的事情。这个说法跟傅国涌老师几次提到的，他只想做一个正常社会的普通公民的说法十分接近。傅国涌先生在《生活之树常青》这个访谈里讲到，希望过“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普通而有尊严的生活”。这句话很震动我。
崔卫平先生讲到了她走近哈维尔的经过。她有一个朋友，老是将一些他不用的书送给崔，崔就将他们随意堆在书架上。有一次，崔在书架上随意翻阅的时候，看到了哈维尔文集的英文版，就是那个朋友送来的书堆中的一本，她读了开头一段，当时的感觉是如受电击。崔说当时她女儿要放学了，她要做饭，吃饭的时候她还在想，这个哈维尔是谁，怎么这么厉害！后来去翻，才发现是捷克总统。这后来才下决心去翻译。
崔卫平的讲座始终紧贴着一个词语：敏感。他认为哈维尔作为一个人，有一种道德上的敏感，这种敏感是跟一个人对日常生活的态度有关的。崔从3个角度来谈这种敏感。
一是对真实的敏感。崔说哈维尔的语言是十分难以翻译的，因为哈维尔的语言是一种缠绕着、复杂的语言，他从不急于表明一个观点，作出一个结论，而是努力贴近现实，努力将复杂的、缠绕着的事实本身呈现出来。崔卫平指出，这里跟哈维尔的现象学背景也有关系。
崔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卖西红柿的橱窗里贴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标语的事实。张贴这个标语不是说这个店老板非得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可，而是在表明，我很听话，我有权留在这里。说到底这里面隐含着一种恐惧。第二个例子就是一个摇滚歌手被迫害的事，哈维尔觉得这件事与“我”直接相关，于是站出来说话。
有趣的是，我刚跟周仁爱走进财经学院时，看到一幢巨大建筑物的正门，就悬挂着大幅标语，意思是要办实事、求实绩之类的，我当时跟周兄相视一笑，都想到了哈维尔讲述的这个故事。
二是哈维尔对尊严的敏感。哈维尔有一句极其牛叉的话：我们有选择自己喜欢的洗衣机牌子的自由。这句话一语道破了后极权社会人们的生活景况。而这最终将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瘫痪。这里傅国涌老师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出现像哈维尔式的，具有深刻洞察力的人物。
这个问题引起了大家的较为热烈的讨论，崔说可能因为是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对尊严感不够敏感。崔讲到了冯小刚电影《手机》里的一个镜头，徐帆拿着手电筒去照睡觉的学生的脸。这是多么粗暴的行为，崔说只有奥斯维辛的纳粹才对犹太人这么干，可是我们中国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不过我们接下去的讨论似乎有些偏离这个问题本身。我没有发言，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们几千年专制的历史下来，从来就没有过个人尊严。王小妮有一篇文章，讲到学校对孩子的教育，引了鄂伦春人“熬鹰”的例子，鹰被驯服的过程，首先是鹰头被不断的拨弄，使最傲慢的鹰也被迫放弃了他的自尊。我们的尊严感就是这样丧失的。
傅老师后来自己试着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那些知识分子，在思考力上，对最能表达思想的语言把握不够，没有一种具有穿透性的把握。
这个回答引起了崔老师的不满，她说啊你自己提一个问题，然后早就想好了答案，还让我们来回答。众笑。
还有一次会意的笑是傅老师在讲到我国的出版事业时，批评了当前出版界的急功近利和泡沫化，而像崔卫平先生译的《哈维尔文集》这样的好书，却不能正式出版。后来我在提问时说到了这点，我引用了在世纪沙龙看到的一个帖子《姜昆你想讽刺谁别以为党不知道》。因为我读哈维尔，似乎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在对我们的当下发言！
三是对责任感的敏感。这里崔又引到了克尔凯郭尔“隘口”的说法，个人就是一个隘口，这个隘口存在于人的秘密中，这个秘密是什么，人就是什么。哈维尔则进一步指出，这个秘密就是人的责任感。崔还谈到加谬对“反抗”的定义，就是回过头来。
崔还讲到一点，对我很有触动。就是只对事情呈现出来的部分发言，看得见的说，不揣测动机。并要时时反思自己，毕竟我们都是喝狼奶长大的。这是针对一位浙大学生的问题所作的回答。
针对一位女同学涉及到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问题，周兄抢过了话筒，说，崔老师这个问题我帮你回答。接着就条分缕析，侃侃而谈。看来萧雪慧老师那篇《爱国主义辨析》，的确使周兄深有感触。
我因为自己毕竟较为倾向于文学，所以问的是关于米兰昆德拉、伊凡克里马和海子。崔主持翻译的捷克作家伊凡克里马的书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了，可惜我还没有看到，至今只看到崔收在《积极生活》中的《布拉格精神》对他的介绍，以及以前译林出的一本《我快乐的早晨》。海子，崔说他一个人担当了整个时代的断裂与虚无。
米兰昆德拉说得多一些，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我觉得米兰昆德拉是以一种自视为智者的姿态出现的，所以他有自己对历史、对政治的看法，与哈维尔不同。理由之一是，正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开头的话，因为历史不断重演，类似于尼采所谓的“永劫回归”，于是“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均可笑的被允许了”。理由之二是同样在《生命》这个小说里，弗兰茨《伟大的进军》，结果充满了误解、作秀和争夺，弗兰茨终于不明不白的，很不体面的死在南亚。这跟他出发时那种伟大的念头形成一个强烈的讽刺。理由之三是《慢》，那个来自东欧小国的昆虫学家，和那些来自西方的学者之间的误解。这些都说明米兰昆德拉对政治的看法，一切都预先可笑的被原谅了，笑是米兰昆德拉消解一切的手段。
这番话被崔卫平先生斥之为“鬼话”。不过从这个词语我也看到了崔先生的真诚。崔先生有些激动，她反驳说：这消解得了吗？我想我很理解这句话背后的，很多沉重的东西。
事实上我对米兰昆德拉的看法很接近崔先生。我觉得米兰昆德拉身上有一种犬儒心态。我觉得他在1968年之后所有的小说创作，都是在为他自己当年的怯懦与不负责任辩护。只是作为一个小说家，他的小说本身极棒，叫人着迷。
昝爱宗话说的很少，只有在谈到公民这个词语时，才讲到我们没有公民社会这个土壤。结束时我说昝老师话太少，他说他不太习惯这样的场合说话，最好是小范围的讨论。见森很年轻，不过思路极其清晰，给我和周都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我已经是第二次见他了，上一次是在温克坚策划的许向阳先生的座谈上。
我的遗憾是，这次只带了崔卫平先生的《积极生活》请她签名，忘了带《哈维尔文集》了。回来后翻着《哈维尔文集》，开始觉得有美中不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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