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3-10 7:38:53]

（华裔作家哈金（本名金雪飞）1985年抵美在波斯顿布兰戴斯大学攻读文学博士，1994年应乔治亚州的艾默里大学聘请教授诗歌创作，2002年至今在波斯顿大学教授小说创作。哈金主要以英文写作，已出版三本诗集、三本短篇小说集及五部长篇小说--《池塘里》、《等待》、 《疯狂》、《战废品》、和《自由生活》，获得过美国全国图书奖、美国笔会/海明威奖、欧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和欧亨利短篇小说奖，两度获得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并进入普利策奖决选。以下是明迪针对哈金最新小说《自由生活》（A Free Life，美国Pantheon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所作的英文书面访谈，明迪 译，哈金 校。）

明迪：读完你的第五本小说《自由生活》已经一个多星期了，还没有从情绪震撼中恢复过来。小说主人公武男的生活有一种很强烈的压抑感，他使我想起帕斯捷尔纳克，并不是因为两个人都对诗着迷（更不是因为书后都附了诗），而是因为他们都试图在艰难环境中寻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在挫折和压抑中寻找写作的精神缪斯。但在反抗命运、从过去以及现实环境中疏远出来、成为一个孤独的诗人这一点上，他更使我想起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你能告诉我这个小说里有多少自传成分吗？

哈金：小说的大局上完全不是自传。与武男不同，我从没在中餐馆干过活，没有放弃学业，从未回过国，没有一个前女友在美国。我比武男幸运多了。但因为故事发生在美国，我必须对所写的有把握，所以我尽量写我熟悉的事情，有时候是个人经历。总的来说，这本小说不是自传。

事实上，武男这个人物是从麻州的华森镇上一家小餐馆的老板那里得到的灵感，他是香港来的新移民，写旧体诗，自费出了本诗集。

明迪：感觉上像是你自己乔装成厨师后的画像。小说以1989年武男的儿子来到美国开始，然后武男因6/4决定留在美国，这一点与你的经历比较接近。有八万多像武男那样的中国留学生因为1989而留在美国，但从90年代中期开始很多人开始海归或者每年回去看看，就连你小说中的武男都回归故里一趟，为什么你二十二年来一直没有回国？而你的四本长篇小说和三本短篇小说集都与中国有关，你常梦到中国吗？你是否故意同故乡疏远以便描写起来更客观一些？

哈金：1997年之前，我的护照无法延期，所以我不能离开美国。后来我成为美国公民，然后就对想念中国感到疲劳了。 2004年我曾申请一所大学的教职但没有回音。我想我是不受欢迎之人吧。此外，除了《等待》以外，我的书都被禁了。我手上有同上海文艺出版社签订的五本书约但都不能兑现。所有这些都使我现在无法回去。对我来说，生活就是一种冒险，所以，抵达远比回归更有意义。

明迪：「抵达与回归」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你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新书里已作了深入探讨。关于《自由生活》，虽然武男的经历和我的不同，但我觉得完全理解他的想法和行为，只是不理解他对妻子的过于诚实。作为华人，我知道有很多家庭设法在新的环境里生存、为了方便而住在一起而不是出于爱，但我很奇怪为什么武男会告诉妻子他仍怀念第一个女友。我知道「初恋」有些象征意义，但仅从表面意义上来说，是否中国男人会对妻子坦言？你是把这作为一个吸引读者的悬念技巧还是觉得有必要写出武男困惑的心理状态？

哈金：武男对前女友的那份感情很坦诚。当然不是所有人会做出同样的事——告诉妻子实情。很多人常常对妻子隐瞒着秘密。武男不一样。他在情感上很困惑、绝望，但是最终他成熟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一个人终于成长为能够孤独生活的个人。

明迪：武男对贝娜的想念与齐瓦戈医生对拉娜的感情相似但又不尽相同，他对贝娜的怀念十多年都那么强烈，刻骨铭心，但当他开车去伊利诺见到她时却彻底幻灭，同他1997年回国后的失望一样，而此刻他又放弃了最好的朋友及诗歌界的桥梁迪克•哈里逊，然后又放弃了成功的餐馆事业。你为什么在小说结尾那么残忍，不给武男一点希望？

哈金：他必须独处才能从事写作。他最终会从对贝娜的爱中摆脱出来，成为一个成熟的人。他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他一边做他喜欢做的事情，一边写他喜欢写的东西。这是美国大多数艺术家的真实状况。一个人必须为自由付出代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是为那些愿意付出代价的人而写的赞歌。

明迪：你觉得值得像武男那样付出那么高的代价吗？

哈金：当然值得。这正是自由的含义。

明迪：小说里迪克•哈里逊在艾默里大学教写作，后来得了全国大奖。他的原形是你的诗友/艾默里大学的同事吗？或者这是武男和你的平行错位？

哈金：迪克•哈里逊是百分之百虚构的人物。

明迪：除了迪克•哈里逊之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人物，山姆•费希尔，一个享有声誉的纽约诗人。我不得不联想到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你是怎么想到用「噢－噢－噢－」作诗集的标题的？小说里关于诗人和艺术家的片断都很风趣、令人捧腹。当然，餐馆故事也很生动、细腻，尽管你从未开过餐馆，哦，也许你开过吧？

哈金：我去过很多小型的中餐馆，但只在美国餐馆干过活，主要是因为我不会说广东话。我创造了山姆•费希尔这个名诗人，自由不羁，无所畏惧，和金斯堡的形像有点重叠。自然，我不能把山姆的诗集取名为《嚎叫》。

明迪：这本小说覆盖了武男生活中的十二年，从在博士班退学、在波士顿当夜班警卫，到去纽约做一份中国流亡杂志的责任编辑同时在中餐馆打工，到开车把家搬到亚特兰大、开餐馆、最终买房子。我知道你上过布兰戴斯大学和波士顿大学、在艾默里教过写作，你在纽约住过吗？你是不是让武男去纽约以便把袁宝、刘曼平、山姆•费希尔、迪克•哈里逊等人引进他的生活？

哈金：我从没在纽约住过。纽约是流亡和移民中心。就故事而言，武男需要去那里一段时间，以便同各种各样的人打在一起。没有纽约的经历故事就会贫乏。为写这本小说做功课，我去了纽约很多次。

明迪：你对刘曼平这样的中国流亡学者的尊敬和保留意见在书中都有明确流露。有好几次，许多流亡人士都坚持「民族尊严」以及对政府抱有希望，更不用提普通移民了，而武男多次同别人因此而争论，这使得他和其他华人区分了开来。请问你是怎佯彻底反洗脑的？

哈金：有些价值观超越了国家和民族。我相信普世价值，因为我是一个人，同其他人一样有着基本的人的感情和欲望。某些海外华人共享的「民族尊严」是教化的结果，这种教化是因为缺乏其它信仰，比如宗教。

明迪：你现在信教了吗？大陆出来的华人大多数是无神论或疑神论者，但很多人在投向美国时也投向了上帝。你呢？

哈金：我相信有一种超人类的超自然力量，但我不属于任何教派。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文学就是我的宗教。

明迪：你对异议诗人／画家袁宝的个人意见非常微妙地呈现在书中。我在他的戏剧般的生活中可以看见几个熟悉的影子。前两天我遇见一个朋友，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我告诉他他在你的小说里搬家了，而且你在田纳西给了他一个巨大的画室。

哈金：明迪，你把袁宝和你认识的人联想到一起，吓我一跳。他是我创造的人物，尽管我确实对有些流亡异议人士持保留意见。

明迪：别担心，哈金。我知道你小说里的所有人物都是虚构的，除了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之外。当我们对流亡／移民持批评意见时，就是对我们自身进行批评。你不也对武男这个半自传性的人物有所批评吗？对武男的批评多半来自于洪梅，请问你是怎样构思这个人物的？

哈金：我在写洪梅时头脑里没有一个具体的原型，但是多年来我遇到过太多像她这样的人了，所以很自然就想到这样的人物，写起来很顺利。

明迪：她属于那种很典型的部分留学生或留学生家属，在西方世界多年但思维方式还没彻底改变，但你并没有将她脸谱化，你对她着墨不多但把她刻画成一个很丰满、很有层次的人物。

你通过武男与很多不同背景人士的冲突，表现了他的思想转变，挖掘了他的内心世界。小说里有很多关于人生的思考，你对我们生活的意义以及我们生活的方式进行了冷峻的审视，这正是为什么《自由生活》打动我如此之深的原因。这不仅仅是关于中国移民，甚至不是关于任何移民，而是关于人类以及人类怎样受困于自设的虚幻、怎样挣扎于自己选择的困境、怎样生存、怎样超越物质存在、在精神世界里寻找一条出路的故事。十年后我再说这本书怎样影响了我吧，现在请你谈谈哪些作者或者书影响了你并改变了你的人生？

哈金：是的，这本小说是关于一些移居的人们的情感和精神存在。有两本书使我形成了对世界的感观——即改变了我。第一本是奈保尔的《河湾》，第二本是WG希伯德的《异乡人》，尤其是关于麦克斯•费伯的最后一段叙述。

明迪：我在你即将出版的《移居作家》的书稿里读到过这些，印像很深。请你详细谈谈这两本书是怎样影响你的。

哈金：这两本书都对透视人生有些智慧的启示。 《河湾》里的主要人物对待过去的处理方式使我惊讶。如果过去仅仅意味着累赘，他们就把过去当作垃圾扔掉。当然，故事揭示了许多矛盾之处，但作为一个移民，来自一个有着沉重过去的国家，我看了这本书之后开始对世界有不同的看法。最近我看到一篇中国评论家的文章说《河湾》一点也不胜出中国出版的许多小说。那位评论家没有我这样的经历，所以不能从情感上理解这本书。换句话说，他从来没有在集体思维体系的参照框架之外独立生活过。

《异乡人》这本书展示了怎样在历史毁灭中生存并保持理性，尤其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怎样做到这些。我把麦克斯•费伯看作是一个人本艺术家的最高典范。

明迪：人们常把你同康拉德和纳博科夫作比较，你怎样看待他们两人的写作？

哈金：他们俩都是英文文本的大师，尽管他们的视野不同。他们共同建筑了英文写作的宏伟传统，这个传统属于那些以个人身份独立进入这个语言的人们。

明迪：你多次强调「个人」，如同你在小说里自始至终地强调一样，但我们是在「集体高于个人」的环境中长大的，是什么使你在这方面改变了呢？

哈金：我在餐馆端盘子时不可能想到我的国家或者人民，我得琢磨怎样养家糊口。我在人群里总是感到孤独。作为一个作家，试图成为一个艺术家，为了这种抱负就必须首先作为一个个人，因为文学不是集体创作的。

明迪：你的作品被看作是流亡/移民文学传统的一种延续，这个传统从荷马、但丁到詹姆斯•乔伊斯、T.S.艾略特，到托马斯•曼、约瑟夫•布罗斯基，到萨尔曼•拉什迪、米兰•昆德拉，等等。有些选择用母语写作而有些选择用移居国语言写作。对视觉艺术家来说，不管他或她用颜料、粉笔或水彩，或者不管是用刷子、调色刀或者铅笔，其结果仅仅从作品的优劣来判断。没有「母工具」这一说法。而文字描述的工具则被分为母语和非母语。哈金，你觉得文学作为一种人类艺术表现形式有什么优势或者弱势？我们都知道语言会变化、发展，你认为当移民选择美利坚为家之后美国英语会吸收移民的习惯用语吗？

哈金：我认为英语有能力吸收外来的能源来充实自己。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个语言如此充满活力。当然，现实中总有些偏执狂会把英语的纯洁作为尺度紧紧抓住不放。但是标准用语常常无法描绘出具体的移民经验，而需要更多的多元用语。

明迪：你小说中的一些典型中式英语非常有趣，比如武男的口音「借借你（谢谢你）」（sank you= thank you)，萍萍的独特句法「we not open yet（我们不开门还没）」，以及叙述者的自制俗语「loaded with gas」（气鼓鼓），等等。你有力而形像地捶击了移民生活的核心，即语言适应的问题，就像那位做大厨的武男在餐馆里做试验一样，变换一下炒菜方式，或在菜里添加一些新配料。

哈金：我很高兴你喜欢《自由生活》的语言。其实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很多人对此感到不安。我需要小说的语言反映我的移民人物的语言挣扎。我觉得现在还距出版时间太近，时间会显示出我对语言的选择是对还是错。

明迪：你把武男描绘成一个书呆子似的知识分子和栖居于隔绝世界（厨房）的诗人，他有硕士学位，成天捧着一本牛津词典，他的语言直接来自于书本和辞典而非电视肥皂剧或街头巷尾的流行语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叙述部分更像是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很自然地在脑子里转动然后表现在独特的语言上。最有效地描述武男是怎样通过适应于一个新的语言来适应于一个新的国家不正是生动地展现他所用的特有的语言吗？在这里更重要的问题是他为什么决定用英语写作。这又回到了你这本小说的主题。哈金，你写这部小说的原动力是什么？

哈金：我想写一本能够捕捉移民经验中的形而上层面的文学作品。这本书直面于美国经历，也许中国读者看来有点说不通。这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中国人认为这是一部反美国梦的小说。他们误读了这本书。

明迪：你心目中的美国梦是什么？你怎样看待移民经验的文学价值？你的下一步写作计划是什么？

哈金：我的美国梦是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尽管这些选择是有条件的，有时候是有局限的。移民经验是文学中的次要主题，主要是美国式的，传统上是流亡主题主导着文学。但这也意味着移民经验的描写更有前景，只要我们回应伟大文学的主流声音。我目前正在写一本短篇小说集，故事背景都在美国。

明迪：你又回到短篇了？很喜欢读你的短篇小说，简练、生动，有契诃夫的味道。缓一口气之后就该写你的尤利西斯了吧？

哈金：那不是我这种情形下的作家所追求的。一本像那样的伟大小说只有母语作家才能写得出来。这并不意味着非母语作家就写不出伟大小说，但我们必须寻找不同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的损失。

明迪：这使我想起《自由生活》结尾部分的一首诗，《交换》，一种痛苦的希望……也是别人所评价的「疼痛的美丽」（凄美）吧。哈金，很感谢你的时间，最后一个问题及对这本小说的感想。萍萍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一个以厨师妻子身份出现的艺术家。我很欣赏她的文学品味。武男的好友孟丹宁海归后成为一个著名的流行作家，但萍萍并不欣赏他发表在主流刊物上的游记和成功故事。武男也觉得孟丹宁太过于迎合大众趣味。你在访谈一开始提到你比武男幸运得多（尤其是在写作生涯上），你认为严肃文学的目的是描写弱势群体的苦难经历吗？

哈金：严肃文学应该对生活有所启示，使人们看见他们可能感觉到但无法表达的一些东西。文学当然可以表现快乐和幸福，但幸福故事容易给人类生存条件增添光彩，而人类生存与苦难、失去、失败是分不开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对小人物、小人物的命运和优缺点更感兴趣，因为我从不信任大人物，我不想用我的笔去美化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2008年1月27至2月8日

（访谈摘要原载于美国《侨报》，全文登载于《北美周末》）

（英文原稿发表于Valley Voices-- A Literary Review 2008  Vol8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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