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零到八零

                              

 

    城市之于女性的独特意义一直以来是个值得探讨的命题。城市为女性提供了自由的可能性，较于男性，女性无疑更适应城市，是一种“都市动物”。

    新时期北京女作家群体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其后隐藏着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近年，女性主义学者以女性主义视角对其进行了研究与探讨，例如，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其独特的地理人文性质对女性自我身份认同的意义（《当代北京女作家文本中的地域、性别与自我身份认同》——荒林，张京）。

    在这个问题上，本文无意继续纵深探讨开去，而只是想旁开一路，以地域——性别——时代的视角，选取三位比较有代表性的北京女作家，尝试以文本细读与比较的方式，作简单讨论，进而提出一点问题：从六十年代的女性作家到活跃于现代都市中的七十年代女作家，直至今天崛起的80后写作群体中的女性写手，“北京”这一独特城市在她们文本中的复杂文化意义的微妙变化，以及所关涉的80后女性作家的前行方向。

 

 

 

1           铁凝

    60年代出生的北京女作家铁凝的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以“我”的口吻叙述了其表妹白大省——一个典型的北京女孩——多年来的几段情感经历和人生际遇。

    白大省在北京胡同中成长，具有着胡同女孩的某些特质：“快乐、多话、有点缺心少肺”，她从小“就是一个相貌平平的乖孩子，脾气随和得要死。用九号院赵奶奶的话说，这孩子仁义着呐。”

“仁义”的白大省从初恋伊始，便在感情问题上屡次失败，她那“傻里傻气的纯洁和正派”虽让人觉得是“这世道仅有的剩余”，却从未被男人真正珍惜过。这点从其懵懂初恋已见端倪，而后从郭宏到关朋羽，再到夏欣，最后又回到郭宏，白大省的感情像兜了个圈子，以一种让人惊奇又心酸的方式回归原点。

    白大省永远以一种赤裸的善良对待每一段爱情，行至极端，却每每演化为了“拙笨”，这“笨”不单是指技巧上的，还是一种人性的原色，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多个心眼，但她仍因为这同一个原因不断被男人伤害和利用。白大省是个本色的女人，她赤裸裸、急吼吼地对喜欢的男人好，甚至在一些本该略施手腕，以退为进的场合也“喧宾夺主”了，男人在她那里似乎永远是“答应的角色”，也正因如此，郭、关、夏三种类型的男人在她那里虽然有着归港的宁静，却始终“没有欲望，也没有性”，与其说她是不明白，不如说是做不到，对待感情，白大省始终是一种拒绝异化的固执而沉默的姿态。

    可以说，白大省这一形象的塑造是北京本土女性某些共同特质的典型化。皇天厚土，沉重的历史文化积淀，让北京原住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在时代发展中，在与外来文化和居民的不断碰撞里，在社会经济巨变的现实挤压下，已演变为一种拒绝妥协，讲究纯粹而不得后的退守心态。男性与城市的排斥感让这种退守心态更多地具有软弱性质，而男性的软弱又让北京女性更为强势而主动，具有更多的担当性与承受能力。

    当女性成为了男性的退守之地，那么城市女性的退守之地又在哪里？北京是一个有着绵长历史记忆的沧桑之都，这种记忆借着大小胡同等人文地理因素代代传承。从女孩到女人，六七十年代许多北京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历程几乎仍是在胡同里完成的，那里有她们作为女人的安身立命之根。

    初恋发生在胡同中的白大省即使后来作了酒店销售经理，在现代都市中游刃有余，却仍以胡同的方式对待每段恋爱，检阅每个她爱的男人。她每一次都把他们带回胡同，为他们过生日，手忙脚乱，一败涂地，但那是她爱的方式，就像把男朋友带给父母“审阅“一样，她要让看着她长大的胡同也来见证她的爱情，“加深她与男性的关系”，赐予她力量。却总是事与愿违：现实的北京外来者郭宏，羞涩老实的居家男人关朋羽，油滑冷漠的社会青年夏欣，分别以他们各自的方式伤害了白大省。而在这每一次伤害之后，白大省都会退回胡同，完成一次“吐故纳新”，以女性独有的方式自我疗伤。

     胡同外来者西单小六与北京外来者小玢是作为北京胡同女性白大省的参照物而出现的。在爱情的较量中，白大省是彻底输给了这些外来女性，西单小六胜于外形与狐媚，“来北京闯天下”的小玢“到哪儿也不憷，与人交往，天生的自来熟”，这些品格让她在爱情上赢的“理直气壮，不由分说”。然而白大省在历尽变故后依然一派天真，坦然真诚，“不可救药”，女性与城市天然的和谐  让她在降生之地——胡同中找到了一种坚固的支撑，支撑着她完成自我审视与确认。

    铁凝的《永远有多远》道出了在北京这一具有独特人文地理意义的都市中，城市对于女人的意义，它以历史的记忆——胡同的方式养育了80年代以前的北京女性，并为她们提供了永远的灵魂退守之地，使她们能够在其中从容地完成女性自我主体身份的确认。

    可以说，以《永远有多远》为代表的，铁凝关涉北京女性的小说中的那种从容与宽厚是与其六七十年代的旧北京记忆密不可分的，她揭示了在这一时期，城市（特指北京）尚以一种进退有余的方式纳女性于怀中，在女性对外部生存环境不胜重负时，还有历史回忆可以退守。.

    如果说，《永远有多远》提供给我们的，尚是一份理想人性的话，那么《玫瑰门》描述的便是城市女性生存百丑图，小说以批判性的冷色调向我们展现了玫瑰门——女性之门内，北京这个背景之下，女人（老女人与小女人）之间、男女两性之间所发生的，或隐匿或赤裸的较量。

    相较于《永远有多远》，北京在〈玫瑰门〉中所扮演的对于女性的意义则另类而复杂。一方面，它仍有温情的一面。经历了旧、新北京的成年苏眉拥有着“物美价廉”式的实在而生活化的胡同记忆，“少年时苏眉在北京住，胡同口就有那么个小铺，卖爆米花的是个驼背老头，你往小窗户里递他四分钱，他就让你自己伸手到小窗子里去拿一包爆米花。那时苏眉最愿意伸手去拿，她觉得拿像白给。”，相对于现代化北京，这记忆显得温馨而珍贵。而另一方面（也是占主体性的一面），在〈玫瑰门〉中，北京不再宽厚地纳女性于怀中，反倒更像是冷冷旁观，作清醒见证，见证司绮纹、姑爸、竹西、苏眉等三代女性在这旧北京的胡同里，在方正封闭的四合院中作着不懈的斗争。或者说，〈玫瑰门〉中的北京呈现出一种更明显的背景作用，以一种青灰的底色衬托出女性自我欲望觉醒的惨烈历史，而在这一部女性个人经验历史中，背景北京的独特地理人文气质又渗透其中。

    司绮纹是旧日北京彻底经历者，她一生都扎根于胡同和四合院中，在那里发生了她所有的人生大事——初恋、失败的婚姻、对男权压迫的极端报复（与公公乱伦）、狂热参与革命但并不被接纳等等，胡同北京在见证其热闹人生的同时又充当了坚实后盾，任司绮纹在“前方”奋力拼杀：她在四合院里的闺房中静静地迎接并送走了华致远，她嫁入四合院，承受着腐烂的婚姻，她在四合院里顽强承受，阴险报复，她在这个封闭的环境里作着女性自身肉体、欲望、灵魂的一次次纠缠与搏杀，直至文革到来，宏大叙事侵入个人日常生活，所有封闭的一切被迫敞亮起来，四合院被北京城市外来者的象征——黄大妈一家入侵，司绮纹不适应，并从骨子里看不起任何北京外来者，但她体内活跃的不安分因素让她迫切地希望与时代合拍，她关起房门独自郁闷，打开门后却笑脸相迎，她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去迎合黄大妈，迎合这个时代，她被迫退守至自己的屋子里，但一切无济于事，革命者并不接纳她，她无法溶入城市外来群体，一如城市外来者也拒绝接纳她一样——即使她捐出家产。几十年来，胡同与四合院就像司绮纹的合谋、共犯与后盾，它与她一起享受欢娱，承受悲痛，忍耐倾轧，密谋报复，她们在一起窃窃私语，共同面对内心的情欲与欲望，甚至一起忍受外来者的侵入与“践踏”，她们早已成为一对共生体，在铁凝笔下，司绮纹的北京更具有女性气质。

    司绮纹的儿媳竹西更像一个潇洒的侠者，多年来，她蔑视司绮纹，并自由来去她的四合院：她勇敢与大旗结合，离去，后又离婚，归来。她始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大胆付诸实施，她正视女性自我欲望，具有较明确的女性主体意识，北京于她，或许更多的具有舞台性质，任她在其上尽兴舞蹈，竹西的人生，是〈玫瑰门〉中潜在的精彩片段，而这又与司绮纹的压抑被歪曲情欲形成了鲜明对照。

    苏眉是整部小说中的唯一的清醒者，她遗世独立，冷眼旁观，也是作者借以叙事的一个重要视角。司绮纹带给她的童年胡同记忆并不太愉快，这使她成年后仍不愿常回去探望，苏眉的北京记忆是新旧混合的，这使她成为明显不同于司、竹二人的第三代女性角色。她具有混血化进程中北京的惶惑特征，作者借她之眼去审视古老北京所上演的那一出玫瑰战争，或许正是这种距离感与疏离感造就了整篇小说的冷色调。

    铁凝的〈玫瑰门〉书写的是一部女性经验中的城市（北京）历史，北京在其中扮演了与〈永远有多远〉不同的复杂的角色，然而，在60年代女作家铁凝笔下，北京依旧是与女性并肩的，女性在其怀中，被其审视，她们并肩作战。

 

                   二 赵赵

    近十年来，随着物质消费时代的来临，时尚杂志代替纯文学杂志成为新的大众文学阵地，而专栏作家便成为这一新的文学现象的产物，作者水准良莠不齐，而赵赵作为北京女性作家，以其都市女性白领群体的经验表达、强势的北京方言写作等特色在新的文学环境中成为代表性人物。

    在本文的“地理-性别-时代”的研究视角下，赵赵被选入的意义在于，作为70年代的女性作家，在60到80后的时代链条中，其作品中北京与女性主体的复杂文化关系呈现出承前启后的代表性以及较强的时代性。

    赵赵的短篇小说塑造了形态各异的现代都市女性形象，与作者个人经历有关，这些形象基本为70年代出生的女性白领群体，是北京这个现代化国际都市中近些年来最为活跃的女性群体。通过这些形象的塑造，表达了70年代的北京女性在面对城市所带给女性的矛盾境地时所采取的独特方式与态度。

    《约定》写了一对情侣在多年恋爱之后，最终面临婚姻问题时所出现的矛盾与“较量”，在男主人公恐惧并不断拒绝婚姻的态势下，女人被逼无奈，以生育为由，施以计策，使两人在无婚状态下继续和谐相处，矛盾暂时得以化解。

     《约定》体现了现代都市男女对爱情与婚姻看法的性别差异。基于性别特征，现代职业女性仍旧是渴望婚姻，渴望“长相厮守”的，而知识层次的提高以及现代文化背景又让她们不愿轻易妥协，为婚而婚。小说提出了这样一种思考：“我要的是婚姻吗？”“如果长相厮守不仅仅只有婚姻一条途径，我愿不愿意取其他的呢？”。

    城市给予了女性自由的无限可能，不必再靠婚姻谋得出路，然而现代都市职业女性在独立的姿态后依然对婚姻执着渴望与追求，这不仅基于女性性别因素，更加有时代因素：职业女性在享有自由的同时，更加承受着比从前大得多的压力，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女性渴望回归传统婚姻，其实是渴望一份稳定，即为自己寻找一块退守之地。

    《约定》以一种无奈而辛酸的方式终结了这场婚姻斗争，表面的胜利背后是女人的失败：她不得不以伤害身体的方式（不断服用避孕药，使自己始终无法怀上男人承诺给她的作为怀念的孩子）挽留男人，以建立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婚姻，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虚无的退守花园。

    类似有关婚姻主题的《随喜》则讲述了两个要好的职业女性对婚姻的不同态度，以及可能相同的结果----结婚。

    岸久和随喜同为不让须眉的职场女性，随喜厉害，骨子里却传统，以婚姻为归宿，岸久低调，重视女性友谊，不能认同随喜的婚姻观点。作者借这两种典型的现代职场女性形象表达了现代都市女性的无奈：“我只是想不通，两个巨蟹女子，按说是顾家型典范，为什么每天拼了命杀杀杀，觉得小肩膀上扛着重任，要为全市千万人民服务。我问随喜，她说：‘不是不顾家，只是，家在何方啊？’”

    赵赵准确地表达了现代职业女性的城市漂泊感，虽不愿承认婚姻是终结这种漂泊感的最好方式，却也无奈地表示大多女性会最终走这条路：“看来我注定要把随喜走过的路重走一遍。”

    另外，赵赵笔下的女性永远是勇猛而主动的，即使是面对缺少合适男性伴侣的婚姻问题，“随喜安慰我：‘没关系，不必自怜，等找到好男人，自然一拍屁股，第一时间消失。’”

 

    作为专栏作家的赵赵，其随笔似乎更鲜明地写出了现代北京女性特征，并在语言风格上强烈地表现出鲜明的北京本土特色。

    《北京余生》中对北京姑娘的某些性格特征有着一番生动描述“厉害劲儿，俗劲儿，不伤大雅，有意思。”“聪明，又见过大世面，上得了台面，一方面大方，一方面精明，吃亏的事儿一点不干，惹急了京骂脱口而出，真没那么好听的。”

    又以幽默的方式表征了北京本土文化在北京国际化进程中的日渐消弭：“京腔现在在北京的CBD里已很难听到了，很多姑娘们操着台湾国语有点费劲地柔声细语，直到你冒昧地问：‘听您的口音不是北京人吧？’她们才会怒目圆睁，不顾仪态地飞出一句‘别他妈逗了那你以为我是哪儿人？’舌头绕得很利索。”

    近十年来，北京与国际都市接轨进程加剧，北京本土文化与各地文化一样，都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被淹没，而70年代出生的赵赵以女性独有的细腻的观察与表达方式，以其北京最后的本土记忆为参照，生动写出了这一过程中男女两性面对爱情、婚姻的不同态度，显然，她更为认可北京女性在适应北京国际化进程中所表现出的果敢、利落与豁达，而对于男性，则颇多微词，如在《北京的钻石王老五》中便把北京的单身精英男性特点归为以下几点：“内外不一、不一定有钱、爱美丽、好色而不淫、优越感、大男人主义”等。

    赵赵的随笔多以强势的北京方言写作，在众多专栏女作家中独树一帜。嬉笑怒骂的北京方言与现代女性独特的城市体验相结合，形成了饶有趣味的风格特征。

    作为物质消费时代下时尚杂志的产物，赵赵的作品与铁凝等纯文学作家不同，她更多感性体验，较少理性思辨。然而，在北京与女性主体这一层意义上，赵赵的作品呈现出70代女作家对北京的感受：北京之于她们，之于现代职业女性，仍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正当年的她们在都市为其提供的广阔职场上奋力拼杀，而面对爱情、婚姻的惶惑，她们在迷茫之外更多了些勇敢与豁达，主动与独立。可以说，70代的赵赵所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与时代充分合拍的，北京这个日渐国际化的都市所培育出的充满主动性的女性群像：她们有着旧时记忆，却极少顾恋，向前看，以婚姻为女性自我归宿，却不坐等，主动出击，即使偶尔落魄，却依然有着一种北京特有的惨烈而大气的强势姿态。

 

 

三 春树

    作为有着幼年乡村记忆的80后写作群体中的北京女性写手，春树的写作体现了新一代城市女性从青春疼痛开始，日渐成熟的过程中对北京的另一种女性体验，这些仍嫌稚嫩的文字呈现着在北京城历史大变迁中，在胡同等历史记忆日渐消弭的过程里，青春女性与同样处于青春期的现代北京的另样纠葛。

    春树17岁时出版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北京娃娃》，写自己14至17岁之间在理想、情感、社会、家庭、欲望、成人世界中奔突、呼号甚至绝望的历程，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残酷青春小说”。

女孩春树（其实就是作者本人）一直处于一种盲目而奋不顾身的状态之中，她近乎盲目地追求着一切她认为好的东西——爱情、自由、朋克精神、物质的虚荣；而每一次的追求，她都是那么全身心的、奋不顾身的投入，就像飞蛾扑火一样。她早熟、叛逆、伤感却坚硬而愤怒，以女性独有的方式实践着自己的“残酷青春”。

    春树是20世纪末在现代北京成长起来的这批女孩的一种极端性代表，她的每一段迅速进出的爱情都与北京这座城市有着明暗纠葛，她的精神文化生活，她的物质追求无不与北京城有着密切关系，她与铁凝在不同意义层面上与北京紧密贴合着春树对于北京的感受，正如80后青春群体一样，是复杂而矛盾的。

    她毫不掩饰其对以胡同为表征的老北京历史记忆的陌生、冷漠与排斥，并且这种厌恶与恐惧往往与感情伤害纠缠在一起。李旗作为春树的初恋，无论在情感还是肉体意义上都是独特的。“他带我走进一个小胡同，是在一家音像店的对面。离他的学校非常近。他住在一个小四合院里，他在里面租了一间房，我进这种地方总是非常不适应，我更喜欢高楼大厦和光亮体面的地方”，这段对于北京的直白感受似乎预示了两人感情在本质上的不匹配，胡同让春树感到陌生与拘谨，在这里发生的初夜似乎也是潦草而不堪的，这便更加重了日后春树对胡同的情感性抵制——她本不属于这个地方，而在此地发生的失败的初恋更让她远离这里。G是一个给过春树纯洁美好爱情的男孩，但以他的父母为代表的成人世界对春树施加的情感暴力与伤害却是肮脏而难以复合的，而这又与胡同（四合院）形成了一种地理——心理相互暗示。“那天排练结束我们一起离开他家时，徐娟（G的母亲）正站在门口。她的眼神黏糊糊地腻在我脸上，让我突然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对劲和不愉快。她身上带着四合院生活长大的女人共有的特点——精明和狭隘。还有目光短浅及一股子不吝劲儿。我从第一眼就不喜欢她。总觉得她是一个极为纠缠的危险人物”春树以不加修饰与掩饰的话语方式袒露自己对历史北京，对成人世界的好恶，显示出了一种青春期女性对外在世界压力的恐惧与抗拒。而后的T家住“宣武区的一个胡同里”，这里，春树再次表明自己的立场“我讨厌胡同”，并借之抒发了对T的母亲——一个在男性社会倾轧下的女性悲剧的怜悯与体认。可以说，春树作为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女孩，她那尚未成熟的自发的潜在的女性意识一直伴随着对胡同的抵触情绪，从而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结构：女性自我意识对男性成人社会的抵制与抗争，表征为北京新一代女性对北京胡同时代记忆、历史典故的厌恶与排斥。无疑，春树对老北京的感受与体会是迥异于铁凝的，铁凝作为六七十年代老北京记忆的经历者，八十年代北京的撤离者，以观望的立场将胡同记忆肯定为女性的退守之地，而春树作为老北京记忆的缺席者，现代北京的诱惑与伤害的承受者，以亲历的立场将老北京定位于新一代女性的对立面。

    然而，春树又是如此不加掩饰地喜欢着现代北京都市。她喜欢西单，那样一个物质蒸腾的场所，即使没钱买东西，逛逛也是快乐的，像大部分80后年轻人一样，有着赤裸而旺盛的物欲，而又不甘于空缺的精神追求，他们在提供了极大自由，却又以金钱的方式将人们牢牢束缚其中的现代都市中奔走呼号，迷茫绝望。80后是无根的一代，传统文化的缺席让其在欲望都市中迷失。而以女性主义立场与视角看来，80后的男性仍有退守之地，纵使没有乡村记忆，也能在女性那里找到后退的基点。城市的外来者李旗，以同村女友为自己的退守点，他需要在漂泊后有个母性的、包容的港湾，而又需要春树作为他漂泊生活的泄欲工具，那句“我谁也不爱”道出了他的自私与虚伪。依然是那个问题：当女性成为了男性的退守之地，那么城市女性的退守之地又在哪里？春树在无根可退的情况下，在一段又一段爱情中，在一个又一个男性里寻找着她的安定感，可她是失败的，这个现代的都市以男人和爱情的方式一次次地伤害着她。

    春树在《北京娃娃》中所呈现的对新旧北京的复杂感受彰显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没有城市历史记忆可退时，现代城市女性——尤其是80后无根的一代该以何种方式在城市中完成女性自我主体确认，哪里是我们的支点。

 

 

 

 

 

                                                                 小结

    本文以铁凝、赵赵、春树为60、70、80女作家的代表，对三代北京女作家发展链条做了片面性梳理，大致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铁凝书写了一个生活化的北京。作为60年代出生的女性，她完整保留了70年代旧北京质朴而沧桑的记忆，这份记忆以一种或温暖或奇特的方式与她笔下的女性并肩作战，为其提供了一方灵魂的栖息地。

    70年代出生的赵赵书写了一个物质化的北京。她的主要记忆是改革伊始的80年代，新旧混合、隐隐躁动的气氛培养了赵赵笔下在物欲北京勇猛拼杀的职场女性形象，她们身上带着旧日帝王之都特有的豁达以及今日国际都市的独立气质，而此时，在这些成熟的都市女性生活轨迹中，城市尚是一个可掌控对象，她们在职场——爱情/婚姻的混乱纠葛中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生存法则，虽然偶尔疲惫而惶惑，但仍是现代北京女性群体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80后女写手春树从自我青春体验出发，书写了一个成长疼痛的北京。这一代女性记忆中的北京已然进入改革正轨，物质消费时代悄然来临，面对从一开始便姿态强大的现代都市，春树笔下的青春期女性以残酷青春的方式显示了女性自我在现代北京中的迷失。

    城市（这里特指北京）在铁凝、赵赵、春树的讲述中呈现了迥然不同的面目与色彩，而其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一个问题：城市在为女性提供了自由游弋的环境时也在禁锢与异化着女性的欲望与灵魂，现代城市女性到底该以哪里作为自己的退守之地？这一问题一直存在，只不过在传统文化日渐瓦解，都市现代性极大发展的时代里，在北京这个新旧反差异常明显的帝王之都中被凸现了出来，落实在了80后身上。而爱情的不确定性、男性的不可依赖性又让现代女性日渐迷茫。

    城市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确立与城市固然密不可分，但在本质上依旧要回到女性自身去寻找支点，女性未被激发的潜在智慧在这个没有回忆的时代里作为女性最终退守的意义被最大限度地彰显出来。

    本文最后想提出的问题是，继60、70女作家之后，我们尚且年轻幼稚的80后女性写作该往何处走去，是继续迷茫与愤怒、伤感而绝望，还是往知性的道路上并拢，这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或者，作为青春的一代，她们会在城市中找到一个绝妙而崭新的女性退守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