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5-11 8:17:35]

崔卫平

战争引发的人性思考

一

    《南京！南京！》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角川的视角。他身为1937年底入侵南京的日本军队一员，目睹大屠杀的残酷之后感到难以承受，最后放走了两名被俘的中国人，拔枪自杀。这被解释为他人性的表现。“我们能不能把日本人当人来看？”导演陆川这样问道。如此处理引发争议是非常自然的，它不同于此前影片中对于日本军人的处理。

   但是影片本身做得缺少说服力。在入侵军那样一种疯狂高涨（也有恐惧）的气氛之中，一个士兵如何做到冷眼旁观？他种种错愕、困惑的表情来自何处？他不会是刚从军校出来便来到了南京，他自己此前做过什么？相对于一个人从环境中抽离，更加困难的，是他如何从自己拔出，是他自己改弦更张。转折的起点，更应该从角川这个人自身内部去找。而恰恰影片的笔墨又不在这里，只是提到一笔他是教会学校出来的，以及他与一个日本妓女之间的微弱关系。显然陆川处理这样的难题力不从心，然而这样的轻忽却是灾难性的。

    当年的日本侵略军许多行为，可以说超出了一般所说的战争范围：战争并不需要虐杀俘虏，完全无视国际公约那样去做，应该说是源于某种意识形态（将中国人视作低等民族）。同样称之为“强奸”的行为，也已经超出了一般“强奸”的性质，令人发指的种种做法表明，根本不把中国妇女当人对待。在这个意义上，侵华日军在中国大地上所犯下的，与当年纳粹对待犹太人的行为更加相似，即属于“种族歧视”与“反人类罪”，而不是一般的战争罪行。这样才可能解释日本士兵的种种不可思议的变态行为。

也许角川是一个例外，不排除这样的个人存在。然而其转变的论证过程，也就变得更加复杂艰难。他爱上帝也好，爱一个日本妓女也好，不等于他同样也能够爱上和同情中国人，能一视同仁地对中国人采取平等、尊重的态度。这里不应该采取一厢情愿的立场。

二

    这个话题值得拓展。“人性”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们除了要认识这个世界，还要认识我们自身。而在战争这种人类活动的极端形式当中，人性也面临非同寻常的压力与考验、呈现错综复杂多重面貌。然而在这些问题上的认知，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始终存在着一些现成的模式，有时这些模式则成了不可逾越的禁区。不仅是中国，世界上许多民族也是如此。

    比如一定要表现战争是伟大的，气势宏伟的，是为了正义和通往正义的；战争的年代同时也是英雄辈出的年代，面临艰苦条件和死亡，英雄们一定是激情饱满、慷慨激昂，勇猛无畏，决不后退，他们身上不仅没有一般人性的弱点，而且最好也没有对于家庭的眷恋、小儿女之类的情感，这些都被视为干扰性的；对于一般人来说，战争是一个锻炼人和成长的机会，在战争中人性正好可以得到淬炼与升华，同时战争的敌对方也一定是凶残无比、毫无人性的。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看法？简单地说有这样两点：一，战争的确是一场面临巨大危机的时刻，在面对生死存亡，需要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力量；第二，能够书写战争历史的，往往是战争的胜利者，那些舞文弄墨的人们只能仰仗胜利者的鼻息，就像卡尔·波普尔曾经说过的历史书写者那样。对于胜利者来说，当然希望能够给自己的行为多一些合法性，多一些漂亮的说辞。

    类似的模式开始松动和遇到挑战，仅仅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两次世界范围之内的大战，将从未有过的战争造成的悲惨景象带到人们面前；更为宽松的言论环境，使得人们对于战争以及战争中人性的认识，有了更多不同声音。许多艺术作品（小说、电影、戏剧、绘画）都涉及了有关重新反思的话题，出现了难以计数的大量作品，其中许多堪称经典。纵观起来，在不同的阶段上，反思的方向、侧重点都有所不同。

    美国作家海明威是开风气之先的重要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身为记者的他加入了美国红十字会战场服务队，曾被炮弹炸伤落下了多处伤痕。他发表于1926年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并没有涉及战场战斗的状况，所描写的是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年轻人身心创伤，精神上的迷茫困惑。他们不再相信那些“救世”的神话，同时又无法在唯利是图的社会中安下身来，陷入了心灰意冷、无所适从。主人公巴恩斯如作者也是一名美国记者，战争使他丧失了性能力，无法与相爱的人结合。海明威因而被命名为“迷惘的一代”。1929年他发表的《永别了，武器》，主人公亨利的遭遇荒谬痛苦——被误认为间谍跳河逃跑，与心上人结合不久对方难产而死、婴儿窒息身亡，只剩他一人孤单地留在世界上承受悲苦，他对战争的厌烦、厌倦达到极点。

    如此悲惨的结局，与战争所需要的胜利、高亢的气氛判然有别。之所以发展到这一步，在于海明威将战争的基石稍稍移动：第一，对战争目标的怀疑，发现它并非如战争的鼓动者所说的那样高尚和富有意义；第二，承受战争的主体，不再是民族、集体这样一些集合名词，而是个人本身：战争的重负最终要落实到个人身上，是个人为之付出的身心创伤和代价，并且这些创伤要伴随终生。

然而，海明威后来又创作了一部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塑造了一个负有责任感与牺牲精神的人物乔顿，志愿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为正义的事业而捐躯令他感到光荣自豪。

三

如果说海明威思考的对象主要是战争本身的合理性与否，以及它对个人所产生的影响，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涌现出来的另一批作家、艺术家，则更多地直接面对人性本身——世界的噩梦变成了人自身的恶梦，对世界的不可信任变成了对于人自己的深刻怀疑，英雄主义的神话进一步剥落。

法国作家萨特当过八个月德军的俘虏，他笔下一再出现俘虏题材。小说《墙》（1939）描写了西班牙战争中几位被捕者第二天要被处死，在最后那个晚上，除了那位西班牙人民军成员感到可以慷慨赴死之外，其余人都体验了从未有过的巨大恐惧，小说形容最年轻的那一位：“恐惧与灾难使他面无人色，使他整个面容都扭曲了。三天以前，他还是一个利落的小伙子，但是现在他却像个老怪物。”比恐惧更加令人窒息的，是孤独，是在死亡面前体会到的单个生命孤独无援，是那种与这个世界已经变得毫无关系的、被连根拔起、漂浮和疼痛的感觉。伴随着呻吟和哭泣的声音，人们在讨论明天行刑时到底是射击一次还是两次，这中间要不要再装子弹、再瞄准，想象的痛苦比实际的痛苦还要难以忍受。

类似极端的处境在萨特的戏剧《死无葬身之地》（1946）中再次出现，这回是被俘的法国地下抵抗运动成员，除了面对死亡，他们还要面对比死亡更加可怕的酷刑，这是一次深刻的灵魂的拷问，人性的拷问。那是每一个人自己必须设法对付的。于是，来自每个人自身人性的压力就成了最为突出的问题，甚至胜过来自敌人方面的：“我不知道过一会儿我能不能认识自己”，说这句话的索比埃在审讯时跳楼自杀。年长的人们担心最为年轻的弗朗索瓦是否承受得了酷刑，担心这位孩子无法承受所感到的恐惧和痛苦，他们自己动手将弗朗索瓦掐死，提前让他解脱。如果这样的行为是“肮脏的”，那么他们早已经不是“干净”的了——被捕之前他们接到命令要攻下一个小村庄， 累及这个村庄最终被血洗，三百个人无辜死亡。这样的命令是必须和正确的吗？人们苦苦思索着，怀疑自身的行为是否正当。

在萨特这里，战争中的英雄们不仅精神上的发条松了，而且几乎整个断掉了链子：在生命最终的时刻，即便是勇敢与怯懦、平静与瑟缩之间的区别，也变得意义不大，甚至这个世界上的那些被珍视的价值都意义不大，人们只是眼睁睁地看着生命变得无用徒劳：“我承担了一切痛苦；必须让他们把我消灭，连同一切痛苦都消灭！” 换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萨特将他的哲学观点（“个人是无用的热情”及“选择”）拿到战争条件下中加以放大，但无论如何，是符合情境的。

    当萨特如此近距离地观察和描绘这些赴死者最后的悲惨痛苦，他把海明威的那个命题进一步推进了——战争的承受者不仅是个人，而且是孤独的个人；因为死亡是每个人必须自己面对的，别人无法替代；被死亡分隔开来的个体，没有人能够帮助他。因此，在人们所说战争宏大目标的另一端，蹲伏着的是个人的孤立无援及其痛苦恐惧。萨特的这些表述被认为是消极的、灰暗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对于个人及其处境的关怀，则表现得更加具体和贴身，不带任何虚张的成分。

重新定义战士或者革命者身上的人性，与萨特同期的作家加缪提供了另一种变奏。《正义者》这部戏剧取材于1905年在莫斯科组织的一次暗杀行动，用炸弹炸死皇叔塞尔日大公，主人公卡里亚耶夫先是愉快地接受了刺杀任务，但是在行刺的最后一刻突然犹豫不前，因为他看见了坐在大公身旁的一对孩子，是大公的侄儿侄女：“那两张严肃的小脸，而我手中，就是这可怕的重物（指炸弹）。是要往他们身上投啊”。“正义”与“爱”发生尖锐冲突，他没有做成。“人不能仅仅靠正义活着”，还要有做人的“清白”，“不能为一种不复存在的正义，再增添活生生的非正义”。与萨特一样，这也是一种“撤退”的立场；不同的是，在加缪这里，所吁求的是一种伦理道德的声音，即使是从事正义的事业，也要避免沾满无辜他人的血。

四

    对于战争的反思，还涉及到追究战争的根源。对此，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回答，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会提供他们研究的答案，而文艺家也会从自己的专业角度，贡献出自己的角度和成果。二战所造成的残暴血腥局面，令许多人陷入了这样的沉思：为什么在文明建立延续了这么久的地方，甚至在以自己的文明骄傲的地方，还会发生这样可怕的事情？人们为什么在瞬间倒退到完全是野蛮的状态？

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蝇王》，并不是一部直接描写战争的小说，却被公认为是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典之作。戈尔丁作为当年英国皇家海军之一员，目睹了战争中带来的种种破坏，他反复思考的结论是，不应该仅仅从外部来解释这些灾难，更为深刻的原因来自人自身或人性内部，正是人自身内部被激发的黑暗，人自身的人性恶，才有可能导致那样恐怖的现实。作为战争过来人他写道：“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如果还不了解‘恶’出于人，犹如蜜产于蜂，那他不是瞎了眼，就是脑子出了毛病。”

该小说虚构了在一场未来的世界大战中，一群英国本土的孩子被疏散到一个小岛上，惟一的成年人飞行员死了，这些从八九岁至十四五岁不等的男孩必须在小岛上学习生存。他们先是模仿成年人搭建窝棚和厕所、开会举手发言、在海滩上始终燃起一堆火作为救援信号等等。但是在蛮荒的环境中，孩子们身上人性恶也在慢慢发作，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遵守规则，更宁愿将打猎而来的野猪血涂在脸上。同时他们当中流传着一种恐惧，称不知名的野兽就在附近。通过隐喻的手法（一只爬满苍蝇的猪头），小说道出了人们恐惧的不是别的，正是他们自己心中的恶的力量，让这种恶彻底发作，会将他们带向不知何方。小说1954年发表之后好评如潮，作者因该书获得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如今英美许多中学、大学将该书列为年轻学生的必读书。

在某种程度上，这部小说奠定和代表了战后人们思考有关问题的基本思路——那就是战争与人性恶相联系，而不是与人性的善相联系。这不是说战争中没有人性善的现象，而是说——如果想要说明战争这种可怕的东西为什么能够发生，如果是想为战争准备承担责任而不是推卸责任，那么人性恶的解释则更为沉着和合理。相反，假如敌对双方都以不同的方式“救赎”了，就像《南京，南京》中一样，那么谁为战争造成的破坏和带来的灾难负责呢？

我终于有机会向一本小书尤其是其作者致敬和表达感谢了，那就是1981年出版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作者陈焜先生，该书不仅介绍了西方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现象（黑色幽默、荒诞派戏剧），给我这样年轻大学生打开眼界，而且有力地描述了其美学形态：“现代派美学境界不是英雄主义的，也不是散文气息的，而是梦魇气息的”，带来新的美学感受。这样一种美学形态和感受，其总体背景便是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梦魇般的现实，是与战争所带来的痛苦现实相匹配的。陈先生反复运用黑格尔所发掘的狄德罗的那本小书（《拉摩的侄子》）蕴含的思想能量，他指出，对于人性恶的认识，是与现代社会同步的、是人们对于自身认识的进展；坚持这种认识，是对于人自己的一种批判、警醒的态度，而不是一味地迁就自身。那样一种“人性善”的浪漫主义式的田园抒情，尤其是在经过战争之后，已经变得索然寡味。这与阿尔多诺所说的——奥斯威辛之后，写诗就是野蛮的，都是同样的视野。   

五

    上世纪60年代越战之后，美国出现了一批关于越战的影片——《猎鹿人》（1977）、《现代启示录》（1979）《野战排》（1986）、《生于七月四日》（1989）等，被视作一批著名的反战影片。“反战”的主题与我们这里讨论的战争与人性有重合的成分，但并不完全等同。这批影片中有一个共同特点在于，它们贯穿着对于“体制”的批判，即对于战争的发动者的批判。也就是说，经历了街头举行的大规模群众反战运动之后，在这批影片中，美国政府、五角大楼、战争机器成了矛头所指。战争对于年轻人身心戕害也是这批影片中经常出现的，他们遇到了各种各样非人的折磨：《生于七月四日》的主人公误伤好友、负伤中弹导致下身瘫痪；《猎鹿人》中被俘的士兵们在轮盘赌面前感到的极度恐惧、精神崩溃；《野战排》中满身血污的“战友们”互相之间扣动了扳机。比起“人性恶”来，这批作品主要处理“人性的伤痛”，借此表达对于战争的谴责。这与他们的老前辈海明威倒是一脉相承的。

其中，《现代启示录》与我们的话题更为接近。这部影片根据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出版于1902年的一部小说《黑暗的心》而改编，主人公的名字却继续保留（库尔兹），表明影片愿意继承康拉德对于人性的思考——称之为“文明”其实非常脆弱，像一层薄薄的外衣，在它底下，涌动着更为根本和强大的人性黑暗。小说与电影中的两位库尔兹都来自文明社会，小说中介绍库尔兹的出场：“他母亲是半个法国人，父亲是半个英国人，整个欧洲都对库尔兹先生的形成做出过贡献。”电影中的库尔兹则家中三代西点军校出身，本人是这个学校的高才生，“获无数勋章和嘉许”。

可以傲世的文明教育背景，并不能保证库尔兹们继续成为一个“文明人”，他们最终都沦落到了丛林当中，在那里弄出一个小社会，发明一套自己的行事作风，残忍和独断，公然对抗和挑衅“文明社会”。比起小说来，拥有现代性思考背景的影片《现代启示录》，揭示出正是所谓“现代理性”，最终通往了极度野蛮：武器中所包含的“理性”含量也好，现代通讯所带来的信息“理性”也好，包括士兵所受过的严格的“理性”训练，所有这些“理性”堆积起来的上方，是那个叫做“疯狂”的顶点。而这个立意，在另一部美国影片《金甲部队》中得到进一步的体现。其中有一个魔鬼教官，满脑子严格计算出来的战争生存规律，企图将它们灌输到新兵头脑和行为中去，最终导致士兵的疯狂。那些抵达战场的人们发现，他们面对的超级枪手，原来是一个单薄的越南女孩子，这正是绝大的讽刺。

    我自己十分喜欢的一部与战争有关的影片，那是德国导演赫尔佐格拍摄于1967年的《生命的讯息》，这是纳粹之后的德国人如何看待自己发动战争的过去。影片描写一群驻扎在希腊小岛上的德国士兵，远离正面战场，在悠闲生活的落差中，却感到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负伤的主人公甚至与一位医院护士谈起了恋爱，但是他头脑中的战争景象与眼前格格不入，强烈的反差让他的头脑陷入了疯狂，他居然在山坡上、小河边，一次次燃起了用军火库的炸药自制的焰火，耀眼的焰火释放了他自战争以来的内心不安、伤痛、黑暗，它们如此难以消化、难以承受，每时每刻都在毒化他的心灵头脑。“焰火”是一个非凡的道具，内心的黑暗转化为如此明亮的意象，其中或许也有自我拯救的含义。

    韩国导演金基德有一部影片叫做《海岸线》，也是一部不错的反思影片。其中的战争更多是假象性质的，针对北韩随时可能的登陆。主人公康被训练成标准合格的杀人工具，脸上涂上了油漆，有点像在《蝇王》中所发生的。当他一感到眼前有活物存在，便抠动了扳机，打死了正在谈恋爱的男青年，他因此获得一个礼拜的假期，上级为此嘉奖他。然而，杀死无辜的后果最终由这位康士兵来承担了，他从此而变得坐卧不宁，心灵煎熬，女朋友离他而去，他一步步陷入疯狂不能自拔。

    该部影片还有力地揭示了：越是标榜崇高的目标、华丽的理由，也越是容易在其中藏垢纳污。这支守驻海岸线的部队其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几乎是凌辱性的，对于士兵的训练是侮辱性的。被打死男青年的女友眼看男友死在不明枪口下疯了之后，士兵们骗她到偏僻处，将她的肚子弄大，一共有六人参与这桩犯罪。为了掩盖丑闻，部队里不懂妇科的军医被命令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就地实施流产手术，而这支守卫部队几乎所有人，都加入了在临时搭起手术台旁充当“掩护”。

    迄今我们很少看到经历纳粹“反人类罪行”所迫害的犹太人所拍摄的有关影片，可以数得出来的是两位犹太裔导演的《辛德勒名单》（斯皮尔伯格）与《钢琴师》（波兰斯基）。值得推荐几位幸存者作家的名字，在他们的作品中，始终坚持一个立场和保持一个姿态，那就是以亡灵作为准则、以亡灵的名义说话，见证苦难，而远非借机歪曲。他们是——威塞尔，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翻译成中文的作品有小说《夜》、随笔集《一个犹太人的记忆》；凯尔泰斯，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文翻译作品若干；诗人保罗·策兰，他的一系列“见证诗歌”，有力地提升了人类的道德品格和诗歌的艺术水准。

见经济观察报2009年5月8日

附：影片《辛德勒名单》中描绘了辛德勒人性的转变，比较起来，有较强的说服力。

这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影片也下了很多功夫。

一个纳粹党党徒、好色者、奸商（发战争财）、善于拉拢高层的人，如何走上了一条拯救他人从而自我拯救的道路？转变的起点不在别处，就在这个人目前的生活之内，而不是从他现有的生活中抽离出来。

他的工厂里雇佣大量的犹太人，是因为付给犹太人的薪水，比当地波兰人要便宜得多；雇佣那个犹太人会计斯泰恩，是因为很难找到比他更加专业和顺手的人了；他在大街上冲着纳粹士兵大声吼叫，是担心让工厂的工人们停工扫雪，会耽误他一天的赚钱。

他与犹太人之间所建立的关系，也都是偶然的、不自觉的和被动的：被斯泰恩保护进工厂的独臂者鲁因斯坦，逮到机会当面致谢辛德勒老板，这让辛德勒很不习惯，也让他体验到了被人需要的感情，感受到了一个犹太人心灵的温暖。

1943年3月克拉科夫遭到纳粹的血洗，辛德勒与他的女伴骑在马上目睹了一切，女伴的悲哀影响着他。转变也不应是是廉价的。一位女工恳求他救出在集中营的父母，他吼着将她轰出去；但是他听到了对方提到的那对名字，最后将这件事办成。

还有一些“含混”的理由。辛德勒喜欢女人，对于犹太女人有着同样的兴趣，在生日宴会上，他亲吻了一个前来送蛋糕的犹太妇女，这给他带来了麻烦，也增添了他与纳粹之间的距离。在纳粹军官戈特的地下室里，他抚着漂亮的犹太女仆的脸，自言自语地反问道：你说这不是一张人类的脸孔？所质疑的是纳粹的意识形态。

戈特认为拥有权力便体现在掌握他人生死予夺的大权，而辛德勒却告诉他说，能够宽恕才体现权威从容不迫的力量。在辛德勒的影响下，戈特一度也想做到宽恕，但是他的尝试很快失败。与戈特的对比，也提示了在辛德勒身上可能发生另外一些事情。

比起抽象的概念和议论来，一部叙事作品的意义在于它能够通过深入细致的细节，洞烛幽微，提供人性的内部状况和走势，给出每一个人不同的生存处境和具体理由。我将这个看作艺术作品比任何政治永远伟大的根本原因，不从概念出发而从实际出发，才有可能摒弃和杜绝那些最初可能是粗疏、最后演变成强制、强迫性的东西。

再顺便地说，比较起来，《拉贝日记》则缺少这样一种人性的挖掘和深度，显得比较平庸。但总的来说，《拉贝日记》至少是一部中规中矩的影片，记住国际友人为灾难中的南京人民所做的，也十分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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