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据新闻报道，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于2008年27日11时公布，贾平凹的《秦腔》、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麦家的《暗算》、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四部作品获此殊荣。让人惊奇的是，这些作品基除了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堪称优秀以外，其他作品并无特别出色，特别是贾平凹的《秦腔》更是平庸。评委和读者们普遍对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等三部作品比较看好，然而，这三部作品没有获奖。
早就听说茅盾文学奖评奖的背后暗箱操作和小圈子的倾向，今天看来，果然如此。茅盾文学奖的最大贡献，就是为当代青年奉献出了《平凡的世界》。接下来，什么作品都能获得此奖，令人汗颜。这表明在如今奖项有些泛滥的年代，茅盾文学奖所谓的保持冷静的专业尺度和独立的文学个性标准只不过是一种幌子而已，它成了某些作家和评论家的大餐。
首先看看茅盾文学奖终审评委，是怎样评论贾平凹的。第一位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谢有顺。他是这样评价贾平凹的，“《秦腔》是贾平凹近年来极为重要的写作飞跃，尤其是他对乡土中国变迁的精细刻写，以及对这种变迁的沉痛忧思，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都为同类题材所难及。”“谁都知道，贾平凹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重要作家，但他在《秦腔》中一反过去用情节结构小说的写作路子，而是用琐碎的细节、语言来推动整个叙事，这是一种艺术的冒险，我很高兴，评委们用睿智的眼光，肯定了这种艺术冒险的重要价值。”
再看另外一位评委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陈晓明说：“《秦腔》是一部非常宏大的作品，基本上代表了中国现当代汉语文学写作的水平，是我个人十分重视的一部作品。无论是从小说艺术的角度，还是从乡土中国叙事的历史及其未来的面向来看，这部作品的力量都是独到的。” 陈大学者早在他的博客中撰文写到，中国靠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是贾平凹和莫言。在谈到推荐贾平凹的理由的时候说，“贾平凹是一个大作家，且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与莫言旗鼓相当。要说典型的本土或汉语言特色，贾首届一指。”
我以为，谢有顺和陈晓明有将他们自己观点强加到别的读者身上的意思。 贾平凹的《秦腔》究竟是怎样一部作品？读者自有自己的观点。有一点可以肯定，绝对不像谢有顺和陈晓明评价的那样。虽然包括上海批评家在内的一些批评家把《秦腔》吹捧得云山雾照，然而我读了以后，感觉这是一部语言粗鄙、结构凌乱、内容芜杂、审美趣味低俗可读性很差的失败之作。
首先，我觉得《秦腔》的语言十分糟糕。据说文学评论家白烨也读不下去,是硬着头皮读完的。评论家李敬泽说，他为读《秦腔》竟一度发火，不得已只好请一位陕西朋友用陕西方言为其朗诵，这才深得其意蕴。就连对贾平凹十分推崇的评论家谢有顺都称其读了九次才将小说读完，难读实在是一个普遍现象。那么像我这样的一般读者，阅读的艰辛可想而知。他那种半文半白类似于明清小说风格的语言，夹杂着陕西方言，是刻意为之的矫情文字。文学首先是语言的艺术，在这点上，他不如路遥，路遥真诚而不造作。贾平凹的文字水准已经完全蜕化，直露，粗俗，毫无文字韵味。仅凭借此点，他就不能获得茅奖。
其次，结构凌乱。《秦腔》给我的感觉是整篇文章没有骨架，没有精神，零散，杂乱。感觉是很牵强地将商州农村的生活画面，啰里啰嗦，粘在一起。人物杂乱，整篇文章出现的人物有上百个，又交代不清楚，让人看起来很费劲。加上主人公不清楚，人物形象苍白，白雪、夏风等人，让人觉得像张纸画一样，没有血肉。时间上的混乱，时代背景很牵强。尽管作品还是有生动独特的地方，但总体上说，实在粗糙。
评论家雷达说：“由于书中细节描写繁琐，有引生、夏天智等人物多达30余众，而且人与人关系复杂，使得我常将人物张冠李戴，通常要将前后文反复对照才知所以。此外，大面积的乡村鸡零狗碎的琐事，让人读来感到厌烦”。
第三，内容芜杂，境界庸俗。评论家谢有顺认为，“贾平凹在2005年出版的《秦腔》，怀着对故土、对亲人的赤子之心，以谦卑、仁慈的写作伦理，细致、密实的叙事艺术，记述下了乡村社会动人心魄的变化，以及在这种变化中难以挽回的衰败、无地彷徨的哀伤。”真是这样吗？
贾平凹采取自然主义的描写方法，放弃小说叙事的巨大的总揽能力和全知能力，毫无节制地编造情节，罗列了大量琐碎的事情，小说从夏天智的儿子夏风与白雪的婚宴写起，写了诸多乡镇事件：为电站增容，清风街干部们宴请乡干部；为解干旱之急老主任夏天义强求水库放水；清风街干部形成建农贸市场和淤地种粮两种主张；狗剩因在退耕还林的地里耕种被罚款而自尽；村主任秦安患脑瘤村干部动员村民捐款；村民们哄抢金莲承包的鱼塘；三伯夏天礼贩银圆遭打被抢致死；夏天智筹划出版秦腔脸谱书；白雪河边受惊吓而早产；村支书君亭到高巴县推销蔬菜土特产；夏天智患胃癌过世；夏天义的淤地七里沟被大面积滑坡所埋……乡镇基层政权的勾心斗角；乡干部吃喝贪污之风；官场的跑官、要官、行贿、受贿；劳动力离开农村后田地的荒芜；修国道强征乡村土地；乡政府的强行摊派和捐税的沉重；乡镇社会文化堕落、赌博成风；乡干部依仗权势欺凌百姓……贾平凹在《秦腔》里“取消了”那些对小说来讲至关重要的“叙事元素”，显然是一种失败的尝试。《楚天都市报》的记者这样提问贾平凹，就乡土文学模式来说，有鲁迅的批判国民性式，沈从文的乡土温情式，张炜、陈忠实的文化寻根式，《秦腔》的范式新在哪里？对此，贾平凹语焉不详，他最后说“我自己觉得也没什么特别好的，只是觉得有些东西不得不写。”
我不禁要问：小说是什么？小说难道只是对乡村病象和乡村民俗的展示吗？小说家只是黑暗社会现实异化了的触感器官吗？小说只是展示乡村的凋敝和绝望的情绪吗？作家的精神主体在哪儿呢？小说家不是新闻记者，灵魂的退隐和不在场，直接导致那种简单的复制和粘贴。对此，著名批评家李建军认为“这样做不仅导致了叙事的危机，而且还因其混乱和琐碎而造成意义空间的狭促，让读者毫无必要地承受了巨大的阅读负担和阅读疲劳。”我完全赞成这一看法，态度则更为悲观。其实，熟悉贾平凹小说的读者不难看出，阅读《秦腔》所带来的单调、沉闷、疲劳的消极感受，同样也存在于他的《土门》、《高老庄》、《怀念狼》和《病相报告》等小说里，这绝对不是一种偶然。可以负责任地说，贾平凹自《废都》以后，他的多数作品都陷入了一种思维混乱、病态与灰色的状态。实际上，向上追溯，贾平凹《浮躁》以后的长篇小说总是有一种灰暗、疲塌、甚至委琐的怪味儿！他越来越飞离他脚下生活着的这块坚实的黄土地了。
在和文学评论家郜元宝的谈话中，贾平凹又说：“我目睹故乡的传统形态一步步消亡，想要保存消亡过程的这一段，所以说要立一个碑。这一段生活和我有关系，有精神和灵魂的联系：亲属，祖坟都在那里。这种不分章节，啰里啰嗦的写法，是因为那种生活形态只能这样写。我就是不想用任何方式，寓言啊，哲学啊，来提升那么一下。《高老庄》、《土门》是出走的人又回来，所以才有那么多来自他们世界之外的话语和思考。现在我把这些全剔除了。”这实际上从另一个方面凸显了贾平凹思想的模糊和含混，对于无法面对的问题悬值判断，干脆完全剔除。难道当代作家必须要走一条矫枉过正的钟摆式道路吗？我认为问题不是出在思考上，关键问题是什么呢？贾平凹在《高老庄》和《土门》等小说中的“话语和思考”，有多少是出自作家本身生命和灵魂的真问题呢？那一些话语不过是远身乡村“生死场”以外的肤泛的伪问题罢了。再比如，贾平凹所说的“这一段生活和我有关系，有精神和灵魂的联系：亲属，祖坟都在那里。”试问：亲情伦理能安妥个我的灵魂吗？中国古代文化缺乏灵魂叩问的资源，文化主脉——儒家，不关注和讨论灵魂的问题。贾平凹的精神主体没有建立，无论是他以前所利用的道家逍遥情怀和现在的儒家亲情伦理，都无法解决安妥他灵魂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一直在中国文化的表层打转，而从没有深入信仰的纬度里灵魂之思。
当然，简单套用“五四”时期鲁迅那套启蒙话语来对当下的世界指手画脚当然已经不适用。当代文学无法实现超越现实、人伦、国家、民族之上的精神关怀，这个问题一直制约着中国作家的创作。不少文学批评家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文学的精神缺陷，已着手重塑灵魂关怀的维度。不告别“伪灵”和“假魂”，无法进入真正的“灵魂式写作”，也就无法真正安妥自己的灵魂。为什么无法从贾平凹的小说里无法读出真正的灵魂深处的痛苦呢？原因也在于此。贾平凹那里，太缺少直面苦难的“审痛意识”，太缺乏真正大作品所具有的批判精神。他距离现代文学真正的精神高度——鲁迅很远，自然也就距离真正大师的距离很远。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贾平凹都无法抵达乡土的底层，更无法做到主体与乡土的血肉交融。对于现实问题，贾平凹尤其缺乏一种精神制高点的审视。躲避在自己书房里，或者罗列改编一些道听途说的乡村故事，漂浮在事件的表层，高高在上洋佯装“痛苦”的姿态，其实都与底层真实的痛苦无关。文学评论家洪治纲在《陷阱中的写作——论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一文中大声呼喊：“回到自我，回到存在，回到人类的内心生活，回到被日常生活所遮蔽的精神地带，用博大的情怀，深邃的眼光，强劲的想象力，去探究、体悟、展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困境，表达人们在存在境域中的真实伤痛，这是我们当下的长篇写作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贾平凹的这种“剔除”和“不提升”的写法，并非像上海批评家阐释的那样，所谓“把这个自身满足的世界雕刻出来”。不解决精神主体的建构，贾平凹的“矛盾”和“痛苦”还会继续存在。十分肯定地说，贾平凹由于一直缺乏新的精神视境，生存脱离真正苦难意义上的乡土，视野越来越狭窄，艺术想象力越来越收缩，越写越枯窘。
第四，审美趣味粗鄙。秦腔作为传统文化的象征，《秦腔》中没有段子把秦腔的神韵写出来，没有把美的破灭写出来。作品中的屎尿弥漫和黄段子泛滥等粗俗细节，比比皆是。而贾平凹却每每对之进行自然主义式的叙述，以至于让人觉得“脏”，与他早期的唯美性叙事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反差。缺乏丰沛的审美意蕴，这些细节有很多是没有必要的。一个乐意写“脏”的作家,让人怀疑他的文明素养。真正好的小说，总是给人一种提升。真正好的小说，应该是艺术和思想的融合。而不仅总是沉浸于绝望灰色的情绪里，超拔出不来。贾平凹这种嗜污成癖的粗鄙化的文学病象，已经引起了个别尖锐批评家的注意。著名文学批评家李建军先生，针对《秦腔》里的粗俗有深入的批评，他很有见地地提出了贾氏作品中存在的“性景恋”和“恋污癖”。请详见他的文章《是高峰，还是低谷——评长篇小说<秦腔>》。贾平凹本人审美趣味低俗已经不是什么小题大做了，诸如类似的描写完全可以做一个博士论文的写作。那时，不会有人说我“愤世嫉俗”了。贾平凹是当代文坛被明显高估的作家之一，这点内行人是清醒的。
南大中文系教授王彬彬则表示：“同样具有土地情怀的还有贾平凹，现在的贾平凹名气很大，可你仔细看他的小说，再看赵本夫的小说，你就会觉得贾平凹太庸俗了，可以说两个贾平凹也抵不上一个赵本夫。只不过江浙地区的作家都很低调，不像陕西那帮作家那么会炒作，要不然江浙作家的名气绝对比他们强！”
二
茅盾文学奖是中国长篇小说最高的文学奖项，自1982年以来，已评选出包括《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白鹿原》等近30部长篇小说。但有不少人对这一奖项不以为然，倒不是鄙薄茅盾文学奖本身，而是对那些获奖作品的平庸感到汗颜。
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的陈建功在茅盾文学评奖的艺术原则上，曾经提出“鼓励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外国优秀文化基础上的探索和创新，鼓励那些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佳作”。据说，以上是对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的重申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看，最能代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作家世界观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完美融合的作品还应首推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平凡的世界》，这是路遥继承欧俄现实主义传统而创作而成的作品，社会影响和艺术标准很高。
一个思想境界不高乐意写“脏”的作家,居然获得茅盾文学奖,十分让人怀疑该奖的严肃性。贾平凹的小说只是平面的展露现实，属于自然主义的一路。贾平凹获茅盾文学奖，既是茅奖的悲哀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悲哀。相比《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比起来，贾平凹的《秦腔》差得太远。表面上看，《秦腔》是采用“原生态”写作，则反映了作家精神贫瘠后的“放弃”心态。无论茅盾的作品如何，他的作品总是不回避当下最黑暗、最棘手的、最前沿的当下现实。《秦腔》给人的感觉，是丹青高手在作画一般游离在外。在一次讨论会上，一作家提到贾平凹的乡土文学时，一直沉默的青年批评家余杰突然接过话题，猛烈批评贾平凹。“贾平凹始终把自己放置在乡村生死场的外边，他没有进入到乡村的里边，他自己是站在外边，高高在上来看芸芸众生。他关注的只是鬼、神，写乡下奇异生活，以显示他的博学、见多识广。”余杰略带嘲讽道：“透过贾平凹的任何文章都能看出他没有怜悯心，缺乏同情心。” 余杰的眼光十分犀利，一下子似乎划破了贾平凹的灵魂深处，这是我读到的关于贾平凹的评论中最准确的一句话。
《秦腔》再次显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困境：作品在叙写社会病象的同时，表现出了严重的无奈和绝望，这就使其缺乏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必备要素之一 ——超越性。大多数读者都不是“专业读者”，他们自然更关心“写什么”而不是“怎么写”。茅盾文学奖今年提倡的所谓的保持冷静的专业尺度和独立的文学个性标准，又是针对谁说的呢？《秦腔》难道只是写给专业评论家看吗？
根据茅盾文学奖总的评奖原则，我觉得获奖作家应具备深厚的文学素养和文化底蕴，要有敢于从正面建构的精神勇气，要有向善的道德力量，要具有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家必须要具备悲悯情怀和济世救人思想。仔细检查贾平凹的整体作品，他从来就不是这样的作家。在文化人格上，贾平凹身上有一种病态的精神因素，精神格局狭窄。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固守是一种生存策略，也是个性使然。他提倡大散文写作，自己的散文却大都纤巧轻灵。他不是神秘文化的追随者，而是一个故弄玄虚的文人。他反复声明自己是个农民，实际上却是一个旧式文人而已
三
从当年的“贾平娃”到如今的“贾平凹”，真是今非昔比啊！现今的贾平凹已经成了一个“著名作家”，享受着一个作家的特殊荣耀。然而，当我写作此文来盘点他过去的创作历程时，心情是那样沉痛，不禁陷入了沉思之中。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外化，是精神主体对外部世界的投射和观照，精神主体的自由度，直接决定文学所反映世界的深度与真实度，也自然决定了文学所能创造的境界与所能取得成就的高下。“‘自由心灵’”是对文学创作者主体心灵世界的高度要求，它最基本也最首要的内涵是心灵的独立性。因为优秀的文学思想必须是深邃与独特性的，它要求创作者主体心灵要具有强烈的、超越于他人的自我独立性；同时，任何作家者是处于一定的时代环境之中，他欲超越环境的囿限，坚持与深入自己的文学耕耘，也必须要具备心灵的独立性。‘自由心灵’的第二层内涵是心灵的超越性。即立足现实，而不囿限于现实，他应该在现实之上，挖掘现实中潜藏的内在精神，进入到更具普泛意义的人性价值疆域，表现出要博大也要持久的人类终极性关注。同时，‘超越’的另一重含义还包括，一个作家需要超越自我原生生活和文化的局限，在文化上进入多文化融合之上的审视与批判，在思想上超越个人生存囿限而指向人类共同性未来—只有这样，他的创作才可能是超时空的，具备永恒价值的。”（贺仲明《中国心像—20世纪末作家文化心态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7页。）考察中国作家，许多有才华的作家最终堕入平庸，也主要是因为他们内心精神世界的被局限和被拘禁。贾平凹也不例外，他的问题也表现在缺乏心灵的独立与超越，即没有“自由心灵”。对于精神资源，他的主体方面虽然保持相对独立，然而缺乏超越性，在向古代文化资源摄取营养时常常为道家精神资源所限囿，这一问题已为一些学者所关注。也正因为此，贾平凹在吸收精神资源中，没能做到充分的主动和积极，无法摆脱乡土文化情感和绊，无法摆脱道家文化和情感的囿限，以致成为生活和文化的奴隶，这种矛盾越来越在他的作品里显现出来，牢牢地拖住他向上飞升，匐匍在地面上，苦苦地折磨着他。
依我看来，“自由心灵”是否独立与超越的标志即是—能够面对各种压力和诱惑保持自己的清醒和稳定，以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抗击现实。但是，从贾平凹的创作实践来看，他所主要依靠的道家哲学已明显不能让他安妥了。特别是90年代以来，面对政治和商业的双重压力，文学基本上沦为了附庸。这种境地，对作家的精神状况也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要求。如何建立文学和自我精神的独立和自由，以自己的精神力量抗击外在拘囿，实现文学的精神价值，这对包括贾平凹在内的当代中国作家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要求。然而，从贾平凹的长篇小学来看，这种精神主体的建构，几乎为零，作家无非在绝望、灰色和病态中轮回。1993年，贾平凹写成《废都》，反映出对乡村的回归与留恋，最后陷入绝望和颓废，到了《白夜》、《土门》和《高老庄》等作品，无力感和幻灭感逐步增加，到了《怀念狼》这种精神的混乱和审美的病态全面暴发起来。因为对人类社会的悲观和绝望，贾平凹竟然将希望寄托在原始生命力的狼性上，这既是贾平凹恐惧的体现，也是他拒绝全面审视自己精神世界的必然结果。试问：用狼性能改造人性吗？什么是狼性？针对贾平凹精神主体严重混乱的病象，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先生做出了深刻批评，“贾平凹笔下的狼，既不是消极意义上的象征，又不是真正积极意义上的象征；既缺乏必要的明晰性，又缺乏充分的深刻性。它是由作者的随意而混乱的想象和观念拼凑起来的符号，虚幻而又单薄，就像一个酒徒酩酊大醉时的含混而豪迈的狂言。它忽而变成人，忽而变成猪或其他动物，忽而伤人吃人凶相毕露，忽而温柔孤哀楚楚可怜，完全成了作者通过文字自娱的一个话语道具，从中根本看不到深刻的意义指涉。” 即便这样见地中肯的批评，也无法让贾平凹冷静下来，认真读书和塌实深入生活，全面思考精神主体建构问题，他将错就错，靠着着惯性和惰性依旧写作。
我以为，妨碍贾平凹精神主体建构有四个突出因素：一是矫情孱弱的个性，二是小农意识，三是对道家资源功利性的利用，四是性压抑。
第一， 矫情孱弱的个性。
很早我就读过陕西作家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迷》，里面详细介绍了他的童年、求学、婚姻、创作和 获奖情况，在我看来，贾平凹做人上是彻底失败的。所谓的“失败”就是，他不敢直面自己的个性缺陷，缺乏拷问自己的精神力度，每遇外部世界的矛盾和变动，就退缩到自己的精神小世界里。一个人的个性无所谓好坏，落实到具体写作上，精神个性要尽可能地丰富，不能单一。
贾平凹阴柔自恋，怯于和惰于对外斗争的“向内”的精神性格，直接依附于老庄文化，这种以阴柔胜刚强的人生态度，是一种精神退化，确实与现代知识分子所应该具有的精神品质相差很远。也正是因为精神主体的“向内”，导致了贾平凹始终难以掩饰一条模仿的轨迹。
贾平凹是秦地农民，“排行老八，心灵嘴巧，身体发育最慢，甚至和弟弟打架，他也常常吃亏。于是，变得孤僻和内向。十四岁时，瘦而又小，体重只有七十来斤。学大寨时，时常遭到女人们的嘲笑。”（孙见喜《贾平凹之谜》，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3月第三次印刷13页，18页。）到了谈恋爱的季节，他见女性十分腼腆，从不敢主动大胆追求。“平凹戴个灰不塌塌的帽子，身上落了一层黄灰，蔫溜溜地在车后边的角角站着。别人忙着朝下跳，他却瞅着俊芳木鸡一般呆呆地僵着。”（如上，83页）由此，他产生了自卑怯弱的心理。贾平凹在他的自传里，要么哭哭啼啼，要么充满了炫己的言辞，看不到他对苦难底层的认识，或者说，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大的苦难。贾平凹一直生活在类似西安那个自我营造的精神空间里，他的精神性格一直没有得到伸展，从小性压抑，到了青年时代，内向恬静，木讷自闭，拙于社交，见人害羞，极度内缩。如果说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苦难是出于一种真实的孤尔情结的话，那么贾平凹的“苦难”就成了人为造情。
文学批评家洪治纲指出，“纵观贾平凹的生活经历，有两次较大的打击对他的人生构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如果将他与莫言、韩少功、路遥、陈忠实、史铁生等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就生活经历而言，贾平凹并没有更醒目更尖锐的苦难史。而其他同时代的作家很少频繁地提及自己的悲苦，惟独贾平凹却一直认为‘吾一生是孤独悲苦，吾一生也是清静自在’。正是这些隐秘的原委， 使他的创作（特别是后期创作）一直缺乏本质性的超越，始终处于一种困顿中的挣扎状态。因为《废都》事件的影响，他个人遭受了一点压力。相比其他作家，贾平凹所承受的政治压力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惟独贾平凹有太多的抱怨？由此可见，贾平凹过于胆小或心智不够强壮对此表现得 过于矫情。就连贾平凹自己也曾说：“懦弱阻碍了我，懦弱又帮助了我。从小我恨那些能言善辩的人，我不愿和他们来往。 遇到一起，他们愈是夸夸其谈，我愈是沉默不语；他愈是表现，我愈是隐蔽；以此抗争。但神差鬼使般，我却总是最后胜利了。” 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苦难，别人那里可以隐忍度过，独他有太多的抱怨。贾平凹给人的感觉是，贾平凹老是咀嚼自己那点微不足道的苦难，似乎故意把自己打扮成苦命的天才，极端时甚至说“我是贾宝玉的命”。这种以苦自炫的精神姿态，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迷恋。这是我我批贾平凹老是沉浸自己苦难的原因，真正的大师，总会将自己的苦难与多数人的苦难结合起来，贾平凹不是这样的。然而，无论是人生经历和创作经历，对于贾平凹来说，命运都是不错的。
在作家贾平凹身上，可以看到某一类小文人的种种缺点，如：性格木讷，内敛，不浪漫，体弱多病，性压抑，追求道家风骨，而且意境狭窄、审美纤巧、伤感颓废。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节制，淡泊，虚静；退让，保守，而不见热烈的激情，特别到了晚期参禅拜佛，提倡写“美文”，文字琐碎，思想热情大减，简直回到故纸堆里去了。贾平凹太热爱自然情趣中的小我了，这使得他们跳不出自我，永远认识不到自己的优劣之处，类似这样的“美文作家”已忘记了他的平民角色，躲进静虚村里，赏玩字画，摆弄根雕派塑古玩陶器，苛意造作，很是无聊。
第二，小农意识。
城市不如乡村，乡村的今天不如它的往日，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文化思维方式是贾平凹的小说一直贯穿的价值主题。贾平凹的许多小说，都表现出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排斥。这种迷恋乡村文明式的叙述姿态，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贾平凹农民意识的潜在规约。贾平凹许多长篇小说里，表现出以乡村立场诅咒城市文明。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注定是绝望，而不可能是什么农业文明的挽歌。在贾平凹的小说里，城市不如乡村，现代文明不如乡村文明，这是很狭隘的农民意识。
贾平凹自己也承认：“说到根子上，咱还有小农经济思想。从根 子上咱还是农民。虽然你到了城市，竭力想摆脱农民意识，但打下的烙印怎么也抹不去。农 裔作家都是这样。有形无形中对城市有一种忿恨心理，有一种潜在的反感，虽然从理智上知 道城市代表着文明。”他的这种怀疑和拒绝并非真正的反抗，而是一种 对现实的逃避，其手段就是向远古和自然皈依——当然，说得好听一点，这叫回归自然，而这，恰恰是贾平凹农民意识的痼疾之所在。贾平凹谈不上“家学渊源”，他的第一批作品，也是为水利工地的黑板报写作的。为此，他充满着一个乡下人的自卑。他要进入文化人的圈子里，以后果然进去了，再也没有出来。林贤治先生精辟地指出，如果缺乏明确的角色意识，而一味以“农裔作家”的血统自豪，那么，事情将因为失去知识分子的警觉和自我批判，而适得其反地成为上流社会的保护人。
文学评论家洪治纲认为，当贾平凹强调自己的农 民角色时，他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文化谱系及审美趣味被乡土情结所控制，以及它在更变上的艰难性。
第三， 对道家资源的功利性利用。
按照贾平凹孱弱的个性和小农的自恋心理，他选择文化资源时不可能是阳刚的文化。心情恬然内向的贾平凹选择道家哲学作为安身立命的精神依靠，恐怕也并不是偶然的吧？在文学创作上，他感受生活的能力强，写东西构思比较巧妙，会编故事，只是，他的关注点根本不在思想上，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现实感很强的作家。
道家精神资源所具有的阴柔、无为、恬淡、无欲和消极的人生态度，一下子吸引了贾平凹。贾平凹为居所命名为“凤凰阁”、“静虚村”、“上书房”，参禅打坐，有研究相书的余闲。又自称“花奴”，甚至自恋成“皇子”，将室内枯树根称作“残美人”，复在弯躯上系一弦索，谓之“美人琴”，题诗曰：“千古寂寂事，独弦觅知音。”别人索书，常以“禅静”、“禅悟”等见赠。这样的作家对于“奴在其身”和“奴在其心”的疼痛哪儿去了呢？贾平凹把农民的生活拿来把玩，真是一种残忍的审美。在他的笔下，看不到来自生命本性的颤栗、冲动、压抑、分裂、痛苦，绝望、深渊、地狱，更无法由对人生的痛感，转化为对自身超越的快感及对人类苦难的通感经验。他极度匮乏一种存在的勇气，只能不阴不阳不死不活不痛不痒。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可以风花雪月，可以大江东去，但是，最根本的东西不能匮乏。文章的后面往往站着一个人，一个健全的人性的灵魂。对于贾平凹来说，这是一种致命的欠缺，这种欠缺无法简单的修复。
贾平凹在曲解利用道家资源时，恰恰忘记了自己身处的时代和社会有更为需要承担的责任，因为，他毕竟不能完全像道家的老庄一样“无欲”。刻意压制自己内心的欲望，回避冲突，不过是一种无奈的逍遥而已。贾平凹对道家文化资源的吸收，更多是利用，不是一种经过理性审视后的选择。对道家逍遥情怀的利用，集中体现在小说《废都》里面。虽然不能将《废都》中的庄之蝶与贾平凹简单划等号，但是，也不否认贾平凹与庄之蝶的精神联系。在文坛上，贾平凹一直以道家精神的传人自居。他陶醉于庄禅精神的表象之下，而未发觉这一理想既不合逻辑与不合生命的规律。那种庄子般的赤子情怀，只是存在于贾宝玉那种理想人物身上，什么时候成了一种真正的现实？虽然评论家指认贾平凹“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但是，一个明显的真相是，他与真正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是隔膜着的：既没有庄子李白李贺苏轼郑板桥等人身上淡泊脱俗的独立人格和逍遥精神，也没有屈原孟子杜甫黄宗羲等人身上刚直不阿关怀现实的救世情怀和阳刚精神。这两类传统人文精神的特点是鲜明的“人本主义”精神，即关注人，关注生命。贾平凹作为一个具有所谓传统“文人精神”的当代作家，他对于真正“文人精神”的继承又表现在哪儿上呢？如果贾平凹真正获取了真正“文人精神”和古典文化的趣味，他笔下的人物还会那么粗俗吗？
第四， 性压抑。
有意思的是，贾平凹作品里的不少男主人公，都是性压抑的好人。平时规矩老实，行动拘谨，压抑到最后就崩溃。性压抑到了后期，变成性泛滥。贾平凹的友人也曾经对他说这个问题，他也承认自己性压抑。由于性压抑的问题，贾平凹把自己作品当作展示自己灰暗心理的场所，用一个读者的话就是“把小说演成了充分展览他个人病态心理的舞台，当众大小便，当众自慰、强奸、当众下流话连篇累牍，自以为有趣。” 贾平凹作品的粗俗趣味，的确触目惊心。
贾平凹对于两性关系充满神秘好奇，想入非非,毕竟对于女性隔膜，在他的作品中一方面把女性描写成天使，另一方面又尽情地意淫，尤其在他的小说《废都》、《天狗》、《太白山记》、《白朗》、《陨石》等小说里，贾氏设计了许多令人恶心的女人与兽媾和的情节，有批评家指出这是“性景恋”，这样病态的性心理让人恶心，诸如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构成了贾氏作品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一则小说，说什么一个女人在深山老林里实在熬不住了，跟狗干了起来；还有一则小说，一个女子莫名其妙地死在床上了，人家掀开被子一看，满是血，被窝下有好几个被血浸透了的玉米棒……到了《废都》，这种性压抑一下子象决堤的洪水，描写的都是黏糊糊、湿漉漉之类的。对待女性，他一律赏玩，保持精神的征服和占有，他的“意淫意识”，“意奸意识”，“意欲意识”充斥在小说之中；性欲的枯竭，也是丧失创造力以后的征兆，此后，贾平凹的小说果然一落千丈。
最令人反感的是，贾平凹小说里充斥着兽奸人、人兽交、情景恋、恋污癖，每每读来让人恶心，严重降低了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可以这样说，从贾平凹的小说里，生活和艺术的界限混淆，他随意拾取琐碎庸俗的生活细节，塞进作品里。据著名文学批评家李建军先生的不完全统计，在《怀念狼》这部不足二十万字的小说中，“写及屎及屙尿、尿及溺尿的事象多达13次，写及屁股、屁眼（肛门）、□□、洗屁股、痔疮的事象多达14次，写及人及动物生殖器及生殖器隐匿与生殖器展露的事象多达20次，写及精液及排精的事象有5次，写及性交（包括乌龟性交一次，人鸡性交一次、人“狼”性交一次）、手淫、强奸10次，写及尸体4次，写及月经带（经血带、月经棉花套子）、脏裤头4次，总共70余次，平均不到4页，就写及一次性歧变事象”。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却令贾平凹敝帚自珍，爱不释手。在回答记者时，贾平凹不无得意地说：“可以说这是我认为我写得最好的一部小说”。类似这样的情况竟然出现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秦腔》里,值得一提的是，贾平凹的后期小说不仅充满了绝望的意绪，而且遍布了类似于“垢甲” 的粗俗细节，包括一些类似于手机短信的黄色笑料、乖张反胃的大小便描写、原欲化的性暗示以及各种畸形的情恋叙述（如《猎人》中的熊奸人）。这些细节有很多是没有必要的。
四
矫情孱弱的个性也好，小农意识的制约也还，审美趣味的粗鄙也好，对道家资源的利用也好，性压抑也好，对历史、人性、爱情的灰色与绝望也好，这一切的一切的背后，都会对精神主体建构形成拘囿。正是因为这种拘囿，贾平凹陷入困境里苦苦挣扎，直至到了《秦腔》里变成荒凉和绝望。贾平凹对自己精神主体的混乱也是清醒的，他在《四十岁说》中称，无论“中体”还是“西用”，他都想要，但都不清楚如何要，所以一片混乱，无论对于文学，还是社会现象，他只得用庄禅来消解某种尴尬和无奈。这已经十分清楚反映出一个问题，当代作家学界的匮乏直接导致了精神主体建构的习惯性流产。贾平凹是“50后一代”成长起来的人，这代作家普遍不关注个体精神的自我建构，在走上文坛后，又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往往仅凭热情搞创作，问题越积越深，乃至成了“著名作家”以后，也无能力改变，就只能依附各种流行观念，自然导致了今天这种只获奖而没有好作品的尬局面。在没有独立和超越的“自由心灵”的前提下，写作就变成了硬写。这是一种时代的精神病症。一部作品是否成功，取决于作家对生活和文学独立和超越性的理解，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就是精神主体的建构。显然，贾平凹没有过这一关。
在当时许多作家都还沉浸于对“文革”反思的时候，贾平凹写出了第一篇获奖的小说《满月儿》，发表在1978年第3期《上海文学》上面。回忆起这段经历，他这样写道：“创作是没有格式的，但有其艺术的规律，总算摸出点门道了。”在当时“伤痕文学”占据主流的文坛上，《满月儿》被评论者誉为堪与蒲松龄的《婴宁》比美的佳作，表现了“生活的美”和“人性的美”。创作固然是没有模式的，但是，必须要立足于对生活的体验和观察。不经省察的“美”是可疑的，无视社会苦难的“审美”也是残忍的。面对苦难，不去反思苦难，反而转移视线。我觉得，求真比唯美更重要。对于贾平凹来说，这是他第一次丧失求真精神性于灵魂内视的创作。他的根没有扎根到土层之下，而是偏移到所谓的“美文”上。
从1980年后期开始，贾平凹的作品发生了变化，开始观注现实，他敏感地发现了缺憾和丑陋，坦诚地流露出不满和愁苦。然而，大致上来说，他的散文多闲适飘逸和超然世外。
在中国文化里，月亮是母亲与女性的化身，又是孤独失意的象征，中国士大夫失意彷徨无可奈何之际，总是引月为知己，借以自慰，反映着失意者寻求慰藉与解脱心理。贾平凹的散文和小说多处写到月亮，《月迹》、《对月》、《月鉴》、《一个有月亮的渡口》、《天狗》等，女性人物的出现总体随着月亮的幻形，女性的笑容与月亮保持着一种契合的状态，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天黑了/日子多寂寞/月亮是我们的眼/我看着你/你看着我/夜夜把相思的露珠洒着”，贾氏自幼出生在农村，孤独的灵魂培养了一种恋月情结，这样的恋月情结强化了自恋心理。“夜里我在山地上走，明月总是陪伴着我，我上山，它也上山风下沟，它也下沟。” 贾平凹的这些以“月”为题的美文，空灵纤婉，花飞似梦，细雨如愁，淡雅微妙，大有宋词情韵，甚至凉处充溢着典型的女性心态。可以这么说，他的精神主体十分柔弱。
《贾平凹散文自选集》里收录了他80年代初期创作的散文，贾平凹把他的精力和才气都花在营造清虚幽微的“美文”上了。就连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秉勋也指出了这个问题，“虽然说他的散文表现出艺术多样性，但总的看来，气象不够博大，纤细婉约之作居多，如果用散文大家来要求，这自然是不够的。另外，在众多散文中，有些作品之间，或命意，或章法，或词句，有时出现着重复。还有个别篇会情调过于纤巧，甚或给人为造情之感。”（贾平凹《贾平凹散文选集》，漓江出版社1992年5月第2版第9页。）由此可见，贾平凹早期创作精神格局狭窄，没有恢宏的大气，有些文章自恋造情，只是对传统简单的模仿，他丝毫没注意到写作应是作家精神主体与生活的心灵交融，这样以来，他的文学之“根”自然日趋浅薄，心灵距离独立与超越越来越远。这些精神隐患没得到解决，一直伴随着贾平凹的创作，等散文创作上的毛病出现在小说创作上时，问题就演变成对某种叙事情调的迷恋而完全排斥对精神深度的开掘。
从《小月前本》和《满月.正月》开始，贾平凹也开始寻求自身突破，他写出了《故里》、《古堡》、《龙卷风》、《五魁》、《美穴地》、《白朗》、《人极》、《冰炭》等小说。被评价界看好的《满月.正月》、《商州初录》和《鸡窝洼的人家》，也多是重整体和重气韵，而不把精力花在精神主体的建构上。“同样是描写乡下，对比一下沈从文、废名的小说， 就能觉出他和前辈的距离。应当说，在气势上他不亚于前人，问题出现在体味世界的眼光上，他似乎不能从乡土世界沸腾出来，有时还趴在地下，另动的和传神的语境未能得到开掘。那些关于商州系列的作品，深浅不一，在显得特别的同时，略有点呆板，精神上被什么拌住了。” （孙郁《百年苦梦——20世纪中国文人心态扫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版，299页。）贾平凹也认为自己是寻根文学的最主要代表作家，为什么评论界很少将他列为寻根文学作家呢？文学评论家洪治纲对此有深刻的论述，“我以为，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他在文化寻根的过程中，并没有明确地立足于“文化反思”的 现代立场之上，没有真正地从现代性的角度去认真地‘理一理我们的根’，而是将审美触角 探入古老的商州文化中某些具有奇异质色的生活经验，包括奇风异俗、神秘景象以及乡间传 说等，借助于文化的猎奇取代了文化的寻根与反思。除了《黑氏》、《天狗》等作品在现实人伦上进行了一定限度的质疑之外，他的很多作品中的人物要么是土匪，要么是风水先生，故事离奇曲折，却缺少寻根文学所普遍尊崇的理性审视和文化隐喻意味，而且其叙述也是充 满了某种迷恋式的审美情调。” 以上，也是我重点批判的。贾平凹小说太猎奇，他对存在和精神处境的关注不够。也就是说，他没有精神意义上的觉醒。有趣的是，贾平凹在没有深入反思自己精神资源的缺陷做好精神主体建构的前提之下，继续写作，并把问题的原因简单归咎于现代文明带来的恶上，这实际上小农意识的又一次彰显。在《废都》之后，贾平凹的所有小说所极力彰显的核心目标就是人性的丑陋、自私和卑劣，将人性写成兽性，是他思想混乱的集中病象发作而已。精神主体建构没有完成，当然也就缺乏清晰的现代意识，又要站在乡村文化的立场简单批评社会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当然就只有无奈、绝望和惆怅了。而贾平凹自《废都》之后，不断遭受一些批评家的批评问题即在于此。
贾平凹最初写作，目的就是一个：成名成家。所以，在他那里对“怎么写”的关注远大于“写什么”。于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开始了模仿中艰难的摸索。一直以来，贾平凹走上文坛以来，一直在摹仿，模仿沈从文，模仿孙犁，模仿川端康成，模仿张爱玲，模仿明清小说，模仿道家的老庄，模仿寻根小说，模仿马尔克斯，模仿的同时，贾平凹迷失了自己，他的精神主体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建构，他那里根本没有鲁迅笔下“无物之阵”的现代意识，也没有沈从文小说了关于对“人性”的理解，更不要说采取什么方式面对。《浮躁》以前的小说，贾平凹的小说喜欢猎奇，什么神啊鬼呀的，灵魂的关注不够。也就是说，他没有精神意义上的觉醒。贾平凹这种迷恋式的叙述姿态，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贾平凹农民意识的潜在制约，我觉得这同时也正是贾平凹所推崇的道家资源的潜在困境。
90年代来，贾平凹越来越浮躁，忙碌着写作、出版和获奖，几乎一年一部长篇小说，他陆续写下了《土门》、《怀念狼》、《病象报告》等庸俗和失败的文本。“他把农民兄弟写成了禽兽，把农村姊妹写成了动物。他以前还写过一些内心比较美好的农村女性形象，不知道这些年来为什么越来越下作了，热衷于写人的动物性，关键还在于笔墨肮脏，作者从中流露的态度令人作呕。这不能不说是多年来的名利吹捧把他害了，他自己身上原来旧有的农村文化种朴素的深沉的美好的东西没有了，用完了；腐败落后野蛮的一面畸形滋长、恶性膨胀了。他缺少世界历史文化的视野，缺少现代民主科学的思想，缺少中外经典中人道主义思想以及古典文化趣味、语言艺术的熏陶，所以他每况愈下，写得越来越病态、荒唐了。”“我所以说他‘小农’，不是轻视他来自农村的土地，而是责备他缺少优秀文化对他的积极的影响。他的趣味很像个旧时代的农村土财主，迷信风水、狐狸精、手相、算命，种种怪力乱神的妖异之说，唯独没有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民胞物与、关心现实、对普通人的同情、对山水自然的热爱、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对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反省，它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各种病态的**、各种男女苟合、各种肮脏的癖好、各种污秽语言的展示！” 一个贾平凹的忠实读者愤恨地说道。散文时期的贾平凹由于不失自然淳朴，尚能够写出清新淡雅的文字，这一点虽然事过几十年尚让人不能忘记。贾平凹的堕落是伴随着人生经历发展的，由于认知水平有限，进城后不能融入城市生活，又脱离了真实的农村生活，土不土，洋不洋的吊在那里，始终把握不了生活的真实，从此开始躲避现实，弄弄老庄呀，玩玩陶罐呀，写写字呀，做为一个文化人，实在写不出来，搞搞这些，本身也不失本色。问题是审美情趣提不上去，又没有生活，还硬要写，写什么哪？胡思乱想下只能写这些东西了。文字是写作者现实生活的反映，人都没落了，文字又能强到那去。
诗人伊沙说，“他（贾平凹）写的西安就像一个乡镇你描写不了城市，农村又回不去了，他这种返乡式的回归，了解的又很皮毛，他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在《废都》之后，他实际上是一步不如一步，而且越写越薄，你看《怀念狼》和《我是农民》，处于气力不足甚至是才华不够的状态。贾平凹的作品看起来很多，但没有一部能捏成一个拳头。”
学者王晓明早就指出，贾平凹以写“商州小说”闻名文坛的作家，他长于用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打动读者，本来应该立足于自己的园地创作，即使尝试文体、题材和风格的转变，也应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做。然而，他动在没有解决好精神主体的建构以前，写出了《废都》这样的作品。在《废都》的后记里，贾平凹也仿佛明白了自己以前作品的雕琢，他想来再来次突围的尝试，然而他深陷在生活和道家的精神资源里的误区里太久了。精神主体的匮乏投射在贾平凹作品上，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依附、苍白、自恋、痞性、混乱，这个病象集中体现在《废都》上。
《废都》中的庄之蝶，这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内心世界极为阴暗的人。他确实多愁善感，但他的多愁善感里包含的不是对生活对他人的温柔，而是极度病态的自恋。他缺乏生活的热情和信心，整日沉浸在哀乐和埙声中，日子过得半死不活，有气无力。他离不开女人，但他对女人的态度更接近西门庆和薛蟠，却比这两个人更自恋，更昀热感。他随便就流泪，但他的眼泪里含情量很低，属于虽悲不哀的那种，与童心未泯、直率尚存贾平凹之间距离不可以道里计。他缺乏高贵的气质。他口头上喜欢谈佛论道，追求不为外物所累的虚静淡泊境界，但骨子里却是极欲气的人，骨于无持操的势利之徒。”（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371-372页。）在贾平凹那里，不去直面社会现实，只有逃避，再逃避，把自己的躯客逃避到老庄的包裹里，但是，对于真正意义上的老庄精神，他隔膜的又是如此之深。《废都》里的庄之蝶，不过徒有现代名士的外形而已，他贪恋着女性的肉体，何来真正意义上的超脱呢？“庄之蝶以痞为雅丧失了文人的羞耻感，在原欲的荒野上适性逍遥好不自在。从头到尾，庄之蝶拿肉麻当有趣，无任何羞愧，甚至不断因自己还有一丝丝放不下而耿耿于怀。无法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干脆丧失价值关怀，倒在女人身上。庄之蝶利用道家适性逍遥的精神为自己的随落开脱，这种被异化的逍遥情怀与真正的道家精神相去很远。学者齐宏伟指出，贾平凹急欲以肉写灵，到头来把灵给彻底肉化了，任何一丝灵魂的挣扎和心灵的坦露都被杂乱无章的日常俗语糟蹋干净，根本没有使语言成为个我心魂的声音，过于自我迷恋的贾平凹似乎无视于他精神资源中明言部分与未可明言部分的矛盾与割裂，单靠才华已无法给他带来创作上的突破。”（齐宏伟《文学.苦难.精神资源》，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第1版206页。）庄之蝶打着道家适性逍遥的幌子，不仅逃避社会和现实，而且是逃避自己。“他以自己的内心的赤诚为据点去寻求社会的‘破缺’，可是当他发觉这破缺不在别处，正在他自己内心深处时，他便胆怯了。他可以承受别人的指责和轻蔑，但他无法直面自己内心的罪蘖。他的一切真诚和纯情到头来都成了虚伪，都成了勾引女人满足自己动物性情欲的手段。不论他的出发点是何要“好”他都摆脱不了成为‘坏人’的宿命，因为人性本恶。”“但贾平凹还没有反思到这一层，否则他的灵魂就永远也得不到‘安妥’了。灵魂之所以是灵魂，就在于它永远不能在物质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安妥和归宿。真正自由的灵魂是注定的流浪者，只能居住在虚无之乡。”“庄之蝶的悲剧并不在于他与社会抗争的失败，而在于他灵魂的软弱无力、打不起精神，无法战胜自己的劣根性。贾平凹的悲剧也不在于他只能在这种绝境中、在中国当代灵魂的毫无希望的生存状态中‘安妥’”自己的灵魂，而在于他无论如何也还是想要使自己的灵魂在世俗生活中寻得‘安妥’这一强烈的愿望本身。（邓晓芒《文学与文化三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446页。）也正因为此，李建军先生指出，《废都》没有真实地写出中国作家内心深处的困惑、焦虑、无奈甚至绝望，没有真实地写出他们与自我、与社会真正意义上的矛盾和冲突，没有为人们了解和认识特殊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提供可靠的信息。与国内许多“著名学者”对《废都》的盲目吹捧不同，德国著名汉学家和鲁迅研究学者顾彬明确表示，“贾平凹的《废都》很糟糕。”
贾平凹病象表明，那种简单依靠克隆名家和生活积累来从事创作活动，而不花重力来从事精神主体的建构，是一条死路。然而，他的精神主体还是没有走向建构之路，更谈不上独立和超越。再高明的模仿者，再出色的文学技巧，都不过是精神赝品而已，而与大作家无缘。
说句实话，贾平凹写完了长篇小说《浮躁》以后，是应该好好地认真读书思考了，没有对18和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作家人道主义的深刻领悟，没有对20世纪现代派作家对人的深刻洞察，没有对西方基督信仰文化和中国古典传统的深刻浸淫，贾平凹当然不会有属于自己独特的文学观，这一点无法与五四时期的作家鲁迅和沈从文相比，甚至就连和当代的一些作家都无法简单类比。文学评论家贺仲明就指出，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所谓的“寻根”、“先锋”等文学活动，演出的是向远离生活的古籍或现代西方文化寻找外在资源的故事，它们并没有对自己的社会生活文化进行深入体察，没有对自己的内在心灵进行检省。从这个角度上看，贾平凹的那些所谓的“寻根”小说也存在这个问题。他所关注的重心是对外部生活资源的占有，是一种俯察式的深入生活，而根本不把自己置身于生活的立场之中。偏离精神主体的建构，自然没有与生肉般的交融，没有对自己灵魂的扣问，对芸芸众生的观察也只能是浮光掠影。
贾平凹的病象在晚期《秦腔》里的精神投射，便成了一种灵魂的绝症。《秦腔》的获奖，自然让他更不会关注精神主体的建设。他只能通过罗列众多人物和故事来延续他的展开，全书没有中心线索，显得零乱和空洞。贾平凹这样的精神气质和思路，已成了他的内在生命，成了他无可摆脱的基因缺陷。“贾平凹内心承受着无边的黑暗，自己淹没在这黑暗里。他在精神的十字路口选择的不是向极限挑战的方式，而是以野狐禅的机敏滑向了语言的世界。”（孙郁《百年苦梦——20世纪中国文人心态扫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版，300页。）
当务之急，当然有必要寻找更高的、更终极精神依靠，这对于贾平凹和当代一些作家是一件很艰巨的事。如果作家没有这种自觉追求精神主体自我建构的能力，那么就无法摆脱被物化被损伤的命运。缺乏深厚的精神文化资源作为内心精神的支柱，就不能以自由的精神面对外界的变化，就会陷入失根的绝望。精神格局越来越狭窄逼仄，文学创作自然越来越差，越来越空洞和浅薄。环顾一下当代文坛，莫名、刘震云、阎连科皆如此，贾平凹近年来表现出的问题，更是如此。遗憾的是，这种精神主体上的缺陷，并不为这些作家充分重视，他们依旧满足于写作、出版和炮制出一本又一本消极庸俗的文本。
文学是什么？这是一个宏大的问题，不好回答。
如果遗忘了对人、人性、生命和死亡的关怀，还叫好的写作吗？
如果没有了对于真、善、美的坚信还叫好的写作吗？
没有了对人的基本同情、爱和悲悯，还叫好的写作吗？
没有了对人的生存处境和存在的探查，能叫好的写作吗？
没有对芸芸众生生老病死的悲悯，能叫好的写作吗？
回头看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莎士比亚、雨果、曹雪芹、鲁迅、沈从文、萧红，来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好的写作？让我们再来贾平凹的《秦腔》，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如果套用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作家的标准看，《秦腔》有丰满的人物吗？有高尚的感情吗？有丰富的意蕴吗？如果套用20世纪经典现代义作家的标准看，《秦腔》有对现代人存在困境的深入探查吗？没有。
如何承受“诸神纷争”的精神真空？文化传统如何面对现代化的挑战？如何面对人性的幽暗？如何重新建构荒荒的精神家园？如何探查现代人的存在状况？这一切的一切，贾平凹真的没有深入地思考和面对。出现《秦腔》这样的作品，是一种混乱后的必然。在这部小说里，可以看出，贾平凹对现实的失语，也对自我生命失语。他缺乏对最高生活意义的体验和建构，也缺乏对基本价值的坚定信念和对我精神力量的信任。
缺乏终极意义上的建构，于是放弃精神立场。“中国人从近代以来受过很多挫折，精神上受过很多伤害，中国作家却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担当他所看到的这份历史的艰难、民族的远，以及精神的伤害，最好的解脱办法就是从苦难中跳出来，冷眼旁观，看芸芸众生的冷漠世界的生老病死。中国大多数都是持这样一种心态。”（摩罗《不死的火焰》，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77页。）有趣的是，《秦腔》一出版，就被上海的一帮批评家吹捧上了天，不切实际的赞誉满天飞舞，有论者竟然将他与鲁迅并提，更有论者说超越了沈从文。在这样病态的批评氛围里，自由独立的思考被挟持，而不去分析《秦腔》存在的问题。
对现实环境充满了厌恶、恐惧和绝望，又没有超越环境的精神资源作为依持，这使贾平凹缺乏对最高生活意义的体验和建构，也缺乏对基本价值和自我精神力量的信仰，这样的作品只有一个结果：绝望和荒凉。没有一丝精神亮光，更缺乏悲剧的力量。贾平凹的《秦腔》采用了自然主义的描写扬弃了《废都》等小说随意编造的坏毛病，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他精神匮乏的无奈之举。这也意味着，无法高扬自己的主体意识，就只能后退和消解，这种命运从贾平凹创作的历程来看，是注定了的。
无论如何，将贾平凹与鲁迅和沈从文并提都是丧失冷静思考的。前者（鲁迅）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从鲁迅那里面，我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和挣扎，先生多关注病态社会下不幸的人们；鲁迅的笔下，最典型的是闰土和阿Q式的在命运的压迫下无言、绝望和麻木。而鲁迅对于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后者（沈从文）对于文学和社会的理解是透过“生命”、“人生”、“人性”、“爱”、“美”这样一些抽象的原则。“我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无论是“乡下人”沈从文还是“逆子贰臣”的鲁迅，虽然本质上有着区别，但是，他们都有一种现代的价值参照系作为参照，他们对于变革的社会都有痛楚和挣扎，并非是蹭痒痒似的轻轻抚摩。同样是描写自然之美，沈从文与模仿者贾平凹就截然不同。正如旷新年所说，沈从文的散文《湘行散记》和《湘西》以绮丽的文字烘托神秘奇异的湘西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达到了一种美丽的极致。沈从文从楚辞、六朝文学，以至《圣经》那里吸取了文字的色彩和技术。他的作品文与白、欧化和俚俗、理性与情感、节制与放纵、古典与浪漫、平淡与华丽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和谐。沈从文是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富有惊人的艺术才华和葆有纯粹的艺术感觉的艺术家，用文字作为工具，进行民族品德的重造。再看贾平凹呢，带着生活的感伤和所谓的政治失意，以一种逃避放逐的心态来写“商州”的山水和自然风光，为了美文而美文，刻意雕琢，并没有在描写中有精神价值的发现。林贤治先生就指出，贾平凹的《商州初录》零碎、芜杂、浮浅，缺乏富于血肉的具体描绘，完全失却了一部作品所应具有的滂沛元气和个人激情。相比之下，沈贾二人境界自然可以分出高下。即便是这样，我们也应从那种天崩地陷、满目疮痍、率兽食人、鲜血淋漓的丑恶和腐烂的表层之下看到一种非人性的残忍,毕竟对于丑恶的社会来说美是奢侈的。贾平凹是一个善于遗忘过去的人，又是一个缺乏“审痛意识”善于消解痛苦的高手。一个无视历史阴影的作家，他的心灵是不在场的，这样的作家十分可疑。这一些年来，贾平凹忙着擦去身上的泥垢，用“美文”和书画把自己千方百计地包装起来，为了所谓的“美文”，在书斋里拼命淘，在枯燥的知识堆里爬，插上 “名士”、“雅人”的标鉴，文字日见酸腐，枯滞，琐屑，不见早年的清澈和性情，其实灵魂里早已腐烂。躲在书斋里或自造的精神象牙塔内，做着与生命和灵魂无关的文字把玩，玩来玩去孰不知到头来“玩知丧志”，变成一俱没有灵魂的假骨头。
离开了对于存在的痛感，就只有胡编乱造了，他的小说既缺乏明晰的现代意识，又缺乏对传统的深刻浸淫，只有一种小文人才有的对于自己的自恋和感伤，读读《怀念狼》、《高老庄》、《病相报告》、《秦腔》，可以发现贾平凹小说的彻底失败：缺乏对于苦难现实的疼痛感受，没有对于人的生存处境的洞察，匮乏真正的现代意识，纯粹私有形态的梦语，和腐烂传统相调情的伪文化意识，这一切都决定了贾平凹与大作家彻底无缘。即便被批评界看好的小说《浮躁》里，直面了社会转型时期的腐败，诸如改革为名，玩弄伎俩，谋取私利，拉拢亲信，排除异己，贪污受贿，奉迎拍马，搞取形式，蒙敝上司，滥用职权，搞地方主义等等，但是，作家的主体依然没有现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焦灼和痛苦，更不具有一种扣问灵魂追寻存在的纬度，只有一种对于文字的雕琢和把玩，作家的灵魂处在哪儿？平心而论，贾平凹的散文写的不错，但是绝对不是吹捧者说得那么好的。他占便宜的地方在于文笔的轻峭乖巧，并且又迎合了一些小文人失意内缩的想象。他比较能够欣赏女性并体会她们的心理。女性离功利战场比男性远，心比较静，又看重情感生命，容易与他的价值取向产生共鸣。其实，还可以加上另外一个原因，他的“阳痿”给了女性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拉近了他与女性读者的距离。写作分紧张和轻松两路，老贾走的就是轻松一路，是闲适，闲适，再闲适。他的“轻松”不是一种经历大风浪后的淡定，是一种于无奈苟且之中找出安静的闲暇而已，这种闲适没有经过灵魂内部的搏杀。一切值得尊重的伟大的写作行为，其实都是一种冲突的形成以及缓解，是作家与现实，与灵魂事物之间的一种内在斗争。我总觉得贾平凹实在太流于阴柔，失之轻靡，不是为文正道，总觉得才子则才子矣，就是有些邪气和腐气，如同邱华栋所说这是个“小里小气的老文人的东西，零碎，无聊，散漫。我看他从来都不可能写出来一本有长度、厚度和难度的东西的。”周作人前年也勃起过一阵子，也就如此而已，老贾怎能和他相比呢？周作人在做隐士以前，曾经和鲁迅并肩战斗过。可惜，贾平凹太聪明了，知道什么时候该发言，什么时候该沉默。看似超然物外，淡泊明志，其实也是他明哲保身的“明智”之举。这是中国文人古老的生存智慧，学习一点也并无不妥，但是，在老贾那里过早的疏远人群全身保命，缺乏一种自我选择的能力，他的文化人格自然错过了锻炼的时机。“安顿自己的灵魂”于是成了贾平凹写作的出发点，也成了写作的终点，这不难理解。我无意苛求贾平凹积极介入社会，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为，本来他就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作家，考虑到作品要面对公众，我提醒他少一些病态的自恋。
鲁迅将一些无特操的文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帮忙文人，一类是帮闲文人。所谓帮忙文人，是给主子出谋划策、起草文件的，位居重臣；而帮闲文人，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王彬彬曾经这样分析这类作品，麻痹人们对现实的感觉，消解人们改造显示的冲动，是他们作品共有的功能。对‘帮’的殊途同归，才是把他们视作同类项的最坚实的根据。”在我看来，贾平凹的作品已经成了一种与现实无关的摆设，在他的作品里，你永远看不到什么是真相，什么才是真善美。贾平凹曾说：“我是一个对政治不大感兴趣的人。”对政治可以不感兴趣，但是，不能缺乏对政治的敏锐以及主导下人的苦难处境。贾平凹一方面大谈老庄，玄学，禅学，称是“气功思维法”，强调意念作用，灵力判断；另一方面，他可以坐享一个“专业作家”的特殊荣耀，捞取名利，真是滑稽之至。贾平凹在官员的陪同下到江浙地区深入体验社会改革，企图再写出类似《浮躁》那样图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小说，然而，他先天孱弱，匮乏那种创作的滂沛元气和个人激情，自从《废都》的出产，就宣布了他已经彻底丧失某种能力。作为一种低俗消极的农民文化现象，越来越侵蚀我们的感觉，遮蔽着时代的血和痛苦，对他的解剖，文坛做的十分不够。再有才华的批评家，也无法把这样平庸的作家捧起来。
中国人自古缺少一种所谓外在超越的宗教价值体系，个体精神的探索方式叫做“之远知返”，不是放纵它畅游绝对精神的超验王国，而是最终落脚在现实人生的经验范围，人与人外在的、物质功利性较强的相互关系，因此就带有本质的意味。真正好的作品，与灵魂和存在有关。贾平凹无疑是很勤奋的作家，但是却始终在二流和三流作家之间徘徊，这是他和一些当代作家无法抗拒的命运。更让人可悲的是，贾平凹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种命运，而是意识到了，从不敢去正视。在他那里，面对急剧变迁、支离破碎的乡村，已经失去了失去了记录苦难的能力，尤其缺乏一种沉思、解析、痛悔。让一个所谓的当代著名作家否定自己仅有的一点成果，这不是要他的命吗？现在的贾平凹再也不是当年自卑的乡下娃了，一副隐士派头，俨然当代的名士，前呼后拥，附庸风雅，写字做画，再也不用躲进所谓的“静虚村”里装隐士了，热中个人名利，恨不得马上就把政府投资兴建的7000万元的“贾平凹文学苑”更改成“平凹旧居”，恨不得马上就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化多半以现实利益为中心，缺乏超越性的价值目标，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消解机制，任何人进去后脊梁骨都会软掉，出来后便多半成了名、利、权的奴隶。犬儒、逍遥、冷漠、虚无、颓废、纵欲、不介入、寻求刺激，丧失责任感，嘲讽理想与正义等生活方式及生活哲学正在我们的社会中风行一时，将自身的所有欲望合理化、美德化。贾平凹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他仿佛生活在一个真空世界的婴孩，与民众隔膜太甚。贾平凹就是某学者所批判过的“丑陋的中国文人”，这类文人全面地继承了中国旧文化，而没有在西方文化熏陶下更新自我人格的那种文化人。请回头看一下他走过的路，他能不为自己根深蒂固的自恋而脸红吗？他的庞大的700多万字的作品不过裸露出了某种烦琐的悲哀，他的那一些不入流的□□书法作品，果真就比当代的一些书法作品值钱？他是一个没有信仰，没有确切价值观的人，梦想着不朽，梦想着写出《红楼梦》一样的作品，这是笑话，他让我对于当代作家感到深刻的无助和绝望，贾平凹尽管忙碌着经营他的名利，可千万别在公众场合再来作践卑微的文学，让文学留给那一些出身卑微依然还对人性和生活报有希望的仍然苦苦挣扎的年轻人吧，不就是让人人前人后喊你贾老师吗？不就是要用文学抬高自己的身价再消磨一个崇拜你的美女吗？已经彻底成了这个腐朽和黑暗时代的装饰品了，他和这种恶劣的环境一起在戕害着人的感觉。或许，一个具有真正品格的文人必须与贫穷为伴，因为肥腻的头脑与敏锐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这是我的一种偏见吧。看看现在的贾平凹，被名利和美色包围，身边簇拥着一批别有用心的功利之徒，何曾与苦难的底层保持血肉联系？快一点将自己的臭皮囊抽身名利场吧，贾平凹的佯装看透名利的假姿态，崇尚“生活在别处”，灵魂全面缺席，让我看到了他灵魂的腐朽。“贾平凹现象”越来越构成一种“文化腐败现象”，这种现象证明，在这个人心浮躁急功近利重财轻义的社会里，当代中国作家已经丧失了对人生存处境的疼痛感受，他们瘫软在文化酱缸里不能自拔。
再回到我喜欢的鲁迅，他是一位终生都把手指紧紧按住现实生活脉搏的伟大作家，在他那里，有一种对于存在难以化解的灼痛。鲁迅所感受到的却更多地是黑暗，是人性自身中的罪恶和无可救赎，是喧嚣中的死寂。作为中国的读书人，考虑具体的生存处境，过早的轻飘的生活状态，未免不实在，要时刻背负一定的精神重担。高行健从禅宗那里获得解脱，毕竟是经过时事历练的。反观贾平凹，艰难困苦的农村生活怎么就没有打动过他呢？下层平民的生存形态难道就从来没有进入他的灵魂吗？在纷繁浑浊的时下生活中，他个人的声音在哪儿呢？令人吃惊的是，他的笔下充斥着风花雪月的趣味，他玩味着汉唐文化的根雕泥塑，他对于农村生活采取了美化与修饰，他已经堕落到对于苦难现实的麻木和不敏感，用所谓的庄禅佛来给自己制造奇妙的“精神逃路”，什么《邵子神数》，什么《奇门遁甲》，并且囿于一己的视野狭窄和思维局限，玩来玩去，早已经玩物丧志，彻底废掉了。再来重温一下孙犁当年为贾平凹散文集所作序言，“人之一生，要经得住清苦和寂寞，忍受得了污蔑和污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那一些经不起考验的，到头来往往是跳梁小丑。”孙犁一生承受住一切，是耐得寂寞的一生，这是文人的可贵的节操。而贾平凹呢，这个当年“静虚村”里念着“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的现代庄之蝶呢？到底没有真正过了这关，被脚下名利的绊子绊倒了，而且变得俗不可耐，成了一个反讽。一切都透着假，这样虚假的灵魂怎能承担一个时代的责任？鲁迅对这些看得太透彻了，光阴过去六十年了，依然是：“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鲁迅 《坟•论睁了眼看》）。文人作家并不缺少知识，缺少的是反思知识的知识。他们并非读书读得少，而是读书的态度出现了问题。作家是社会良心的基石，也是社会前进的火车头。一旦缺少了起码的良心或良心被狗吃了，社会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突然想起哈罗德•罗森堡《荒野之死》中的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必须承接起属于自己的历史的任务，否则就只能从历史的版图中消失，被时代迅速抛弃，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无论他怎么试图彰显自己。
这里没有一味地谴责作家缺乏独立人格的意思，因为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所谓人格之完整是谈不上的，非要装出圣人的样子，也很虚伪。但是，不能把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丧失完全归因于产权单一制的剥夺，我们必须同时在人性的普遍弱点和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中去寻找原因，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的灾民理性中寻找原因。扣问一下自己，依附性传统对我们心理是否影响太深了，即使在能保持人格和独立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仍然热衷于作权力的谄媚者和帮闲者？胡适当年说过这样一句话：“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救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这句话送给贾平凹是最合适的。
2008年11月7日 安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