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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即治病 · 张心武

[2007-6-8 14:53:49]


生活即治病


  2005年2月14日,旧历乙酉年正月初六,晚上我到孙文波家,与孙文波、萧开愚一起吃晚饭,然后去茶馆喝茶。萧开愚说他病了,发热怕冷,春节期间输了很多药液,除了输液就是睡觉。我劝他喝中成药冲剂,口感好,祛湿散寒效果好。他说病太重,中药没用。
  从1992年开始,我与他们二人相识已经12年了,这晚三人聚在一起简单地问候一下,算是开始了一个新的轮回。1992年,我在四川师范大学读美学,担任研究生会主席,请萧开愚做了场关于后现代的报告,孙文波也过来了,我们就此认识。为了能经常见面,孙文波动员萧开愚、萧又动员我先后都到杜甫草堂边的《厂长经理日报》工作。我与孙文波共处的时间比较长,直到他1996年下半年到北京工作和生活,交往才少了,但他每次回到成都,我们总会见上几面,喝喝茶,吃几顿呆在其他地方吃不上的地道的火锅。
  他们二人的诗是我最认可、最喜欢的当代诗。他们二人脑子里思考后现代,关心新动态,生活好像还在现代之前,没有固定可靠的职业收入,正值上有老下有小的盛壮之年,生活中又是不能当家作主失魂落魄的丈夫,装酒肉的胃还常常出故障,内心的深层欲望欲言又止发乎情止乎礼。在中西文学里,他们上下左右反复拨拉,一心寻找顺手的具有致命打击力的锤子,把病态的时代、病态的人生、病态的素材锤打成光灿灿的金蔷薇。诗人不幸诗歌幸,他们为当代汉语诗歌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连带崩溃向20世纪90年代的坚韧和新世纪的拓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不入诗的文字和素材他们信手拈来,组合成携带着现代精神新病毒的数码人肉炸弹,投向英特那雄耐尔的英特网飞地。
  那晚在茶馆里,萧开愚病恹恹地问我在看什么书,我说在看《黄帝内经》。
  他说你想当医生?我说不是,我从书中看天人之际,我说你病了就是天人之际出了问题,你治病应从天人之际入手,调整好你的天人关系,不要尽吃西药。
  他笑了。他以前在中医学院读过书,《黄帝内经》是必修课、必读书,他的诗人迷狂、唯物论、科学理性使他背叛了《黄帝内经》所开创的中医天人关系学。所以他生病,与天气、天时、天地相抗争而生的病。人们在病理天人关系上有时唯物猖獗得像是殷纣王,他们高傲的意志只臣服可靠的物证,那就是冰冷的兵器和医疗仪器。
  我问萧开愚在德国那么多年,内心是否融入西方基督教文明,他说没有,内心更多的还是牵挂中国、牵挂朋友。其实,这是典型的乡愁,就像最新科研成果揭示的那样,相思单恋是一种精神上的病,乡愁是海外同胞精神上的病,是文化血缘上的病,是难以大换血的病。他们会被“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唱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一夜无眠。
  孙文波一边喝茶、抽烟,一边看我们关于精神治疗的问答。萧开愚问我为什么要去追问天人之际这样的问题,我说是为了弄清魂归西天的问题,为了治疗自己和别人精神上的病,提前给灵魂指一个去处。我问萧开愚以后魂归何处,是中华故国还是欧洲的德意志?他说哪里有什么灵魂,灵魂是不是烧剩下的骨灰?他是彻底的无神论,无灵魂论,由此导致产生了大剂量的精神痛苦、灵魂折磨,他的诗就是他灵魂苦闷的象征,灵魂解痛的大麻,多次交叉感染的精神病毒。
  孙文波也携带上了多次交叉感染的精神病毒。这样说他们两位的精神病毒,他们会吃惊地瞪大眼睛?还是哈哈大笑,就像“非典”“撒死”(SARS)揪出了果子狸?不管怎么说,新年刚过看到自己的尾椎被别人突然袭击拖出果子狸的尾巴,总该有些不悦:如果有果子狸的尾巴,没法治,讳疾忌医;如果没有,这就是诬陷。
  抓尾巴打棍子,首先你知识分子得有尾巴翘才行。
  孙文波就有携带精神病毒的果子狸的尾巴,他自己会扯些毒草嚼了吃,使自己产生抗体,在病毒扫描后,能从病毒防火墙的背后顽强地站起来,从容不迫地清理病毒。他会在某个角落留一些病毒,然后从容不迫地复制病毒。“生活即治病”,这是他的宿命,他不干这些,你给他找事情干啊?“生活即治病”,这是孙文波的一句诗,他的一种日常生存方式,一句很无奈很倒霉的诗,一句很不好的诗,只是精辟而已!谁会觉得好呢?你觉得好就拿了去吧。
  “生活即治病”,这不是诗,而是诗人的生活,这与匠人一锤子敲进一颗钉子不同,也与科学家搞研究不同,匠人是工作,有工钱,科学家使用逻辑,寻找规律,诗人是发病,通过写作发病达到祛湿散寒的效果。有病就得发出去,不能堵,不能用西药强行降温把病覆盖下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要用大禹治水的方法治病,所以也可以说:写作即治病。孙文波属于典型的无产阶级诗人,因为无产而引起的生活的痛、精神的痛、切肤的痛已经钻进他的骨头,他的骨头是痛的客厅——“好混乱的客厅呀!”他住在这客厅里,他是客厅的主人,一直住到“灵魂像一只凤凰飞走”。在他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作品里有大量关于病痛的诗章。
  孙文波写了大量家族成员、家人、亡故亲人的诗,写他们的生老病死,苦多欢少,就我所知,古今中外没有哪个诗人写出那么多家族的疼痛:哮喘、水肿病、风湿病、枪杀、坟地里亡故亲人游荡的鬼魂。“回首一伤神”,孙文波用诗歌、用悲悯、用恐惧与家族成员们暗地里进行着精神沟通,也与另一位苦多欢少的病诗人杜甫进行着精神沟通。他没有宗教信仰,甚至也没有确切的政治信仰(如果非要说有,那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他的精神治疗方法是写诗、与朋友卿天。他对生活没有大爱,也没有大恨,但是在他的诗中你可以明显看出他对生活和生命有恐惧、有留恋、有烦躁。
  在当代诗人中,孙文波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病痛,自以为对汉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让汉语增值,为正在使用着的母语增加价值。这成为他继续写作的动力,也是他无边焦虑的来源。他私自揽的这个为汉语增值的活路,成为久治不愈的跨世纪之痒,使用汉语的人没有谁会为此长期给他开工钱。我常戏称他是当代杜甫,对汉诗做出杰出贡献并因此而弄得自己“百年多病独登台”。他们因为对汉诗的敢于担当和勤奋,下笔如有鬼神相助。他们敬畏民族的鬼神、家族的鬼神、草民的鬼神,这些鬼神附着在他们的笔下,使他们可以鬼斧神工地运用母语。如果说杜甫、孙文波们有信仰,那就是对语言能够通神的信仰、对生离死别的恐惧、对时间的恐惧。
  在日常语言、琐屑生活、电脑键盘的诗歌构造中,因憨而厚的孙文波因恐惧而敬畏鬼神,有了鬼气,有了神助。上苍生苍生,心中有上苍有苍生有敬畏,必得鬼神助。中华民族只要还有无产者的痛苦,还有鬼神不宁,还有灵魂在折磨,汉语只要不被英语给世界化了,杜甫、孙文波们的诗就会是时代的民间精神证据,是私疗荒诞的文件语言挺过生存虚无的文字口服液。生活即治病,治比不治好,早治比晚治好,《黄帝内经》说最好治未病而不是被动地治已病,不过,既然已病就共治共勉吧。
  2005年3月3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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