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2月14日，旧历乙酉年正月初六，晚上我到孙文波家，与孙文波、萧开愚一起吃晚饭，然后去茶馆喝茶。萧开愚说他病了，发热怕冷，春节期间输了很多药液，除了输液就是睡觉。我劝他喝中成药冲剂，口感好，祛湿散寒效果好。他说病太重，中药没用。
　　从1992年开始，我与他们二人相识已经12年了，这晚三人聚在一起简单地问候一下，算是开始了一个新的轮回。1992年，我在四川师范大学读美学，担任研究生会主席，请萧开愚做了场关于后现代的报告，孙文波也过来了，我们就此认识。为了能经常见面，孙文波动员萧开愚、萧又动员我先后都到杜甫草堂边的《厂长经理日报》工作。我与孙文波共处的时间比较长，直到他1996年下半年到北京工作和生活，交往才少了，但他每次回到成都，我们总会见上几面，喝喝茶，吃几顿呆在其他地方吃不上的地道的火锅。
　　他们二人的诗是我最认可、最喜欢的当代诗。他们二人脑子里思考后现代，关心新动态，生活好像还在现代之前，没有固定可靠的职业收入，正值上有老下有小的盛壮之年，生活中又是不能当家作主失魂落魄的丈夫，装酒肉的胃还常常出故障，内心的深层欲望欲言又止发乎情止乎礼。在中西文学里，他们上下左右反复拨拉，一心寻找顺手的具有致命打击力的锤子，把病态的时代、病态的人生、病态的素材锤打成光灿灿的金蔷薇。诗人不幸诗歌幸，他们为当代汉语诗歌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连带崩溃向20世纪90年代的坚韧和新世纪的拓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不入诗的文字和素材他们信手拈来，组合成携带着现代精神新病毒的数码人肉炸弹，投向英特那雄耐尔的英特网飞地。
　　那晚在茶馆里，萧开愚病恹恹地问我在看什么书，我说在看《黄帝内经》。
　　他说你想当医生?我说不是，我从书中看天人之际，我说你病了就是天人之际出了问题，你治病应从天人之际入手，调整好你的天人关系，不要尽吃西药。
　　他笑了。他以前在中医学院读过书，《黄帝内经》是必修课、必读书，他的诗人迷狂、唯物论、科学理性使他背叛了《黄帝内经》所开创的中医天人关系学。所以他生病，与天气、天时、天地相抗争而生的病。人们在病理天人关系上有时唯物猖獗得像是殷纣王，他们高傲的意志只臣服可靠的物证，那就是冰冷的兵器和医疗仪器。
　　我问萧开愚在德国那么多年，内心是否融入西方基督教文明，他说没有，内心更多的还是牵挂中国、牵挂朋友。其实，这是典型的乡愁，就像最新科研成果揭示的那样，相思单恋是一种精神上的病，乡愁是海外同胞精神上的病，是文化血缘上的病，是难以大换血的病。他们会被“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唱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一夜无眠。
　　孙文波一边喝茶、抽烟，一边看我们关于精神治疗的问答。萧开愚问我为什么要去追问天人之际这样的问题，我说是为了弄清魂归西天的问题，为了治疗自己和别人精神上的病，提前给灵魂指一个去处。我问萧开愚以后魂归何处，是中华故国还是欧洲的德意志?他说哪里有什么灵魂，灵魂是不是烧剩下的骨灰?他是彻底的无神论，无灵魂论，由此导致产生了大剂量的精神痛苦、灵魂折磨，他的诗就是他灵魂苦闷的象征，灵魂解痛的大麻，多次交叉感染的精神病毒。
　　孙文波也携带上了多次交叉感染的精神病毒。这样说他们两位的精神病毒，他们会吃惊地瞪大眼睛?还是哈哈大笑，就像“非典”“撒死”(SARS)揪出了果子狸?不管怎么说，新年刚过看到自己的尾椎被别人突然袭击拖出果子狸的尾巴，总该有些不悦：如果有果子狸的尾巴，没法治，讳疾忌医；如果没有，这就是诬陷。
　　抓尾巴打棍子，首先你知识分子得有尾巴翘才行。
　　孙文波就有携带精神病毒的果子狸的尾巴，他自己会扯些毒草嚼了吃，使自己产生抗体，在病毒扫描后，能从病毒防火墙的背后顽强地站起来，从容不迫地清理病毒。他会在某个角落留一些病毒，然后从容不迫地复制病毒。“生活即治病”，这是他的宿命，他不干这些，你给他找事情干啊?“生活即治病”，这是孙文波的一句诗，他的一种日常生存方式，一句很无奈很倒霉的诗，一句很不好的诗，只是精辟而已!谁会觉得好呢?你觉得好就拿了去吧。
　　“生活即治病”，这不是诗，而是诗人的生活，这与匠人一锤子敲进一颗钉子不同，也与科学家搞研究不同，匠人是工作，有工钱，科学家使用逻辑，寻找规律，诗人是发病，通过写作发病达到祛湿散寒的效果。有病就得发出去，不能堵，不能用西药强行降温把病覆盖下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要用大禹治水的方法治病，所以也可以说：写作即治病。孙文波属于典型的无产阶级诗人，因为无产而引起的生活的痛、精神的痛、切肤的痛已经钻进他的骨头，他的骨头是痛的客厅——“好混乱的客厅呀!”他住在这客厅里，他是客厅的主人，一直住到“灵魂像一只凤凰飞走”。在他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作品里有大量关于病痛的诗章。
　　孙文波写了大量家族成员、家人、亡故亲人的诗，写他们的生老病死，苦多欢少，就我所知，古今中外没有哪个诗人写出那么多家族的疼痛：哮喘、水肿病、风湿病、枪杀、坟地里亡故亲人游荡的鬼魂。“回首一伤神”，孙文波用诗歌、用悲悯、用恐惧与家族成员们暗地里进行着精神沟通，也与另一位苦多欢少的病诗人杜甫进行着精神沟通。他没有宗教信仰，甚至也没有确切的政治信仰(如果非要说有，那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他的精神治疗方法是写诗、与朋友卿天。他对生活没有大爱，也没有大恨，但是在他的诗中你可以明显看出他对生活和生命有恐惧、有留恋、有烦躁。
　　在当代诗人中，孙文波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病痛，自以为对汉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让汉语增值，为正在使用着的母语增加价值。这成为他继续写作的动力，也是他无边焦虑的来源。他私自揽的这个为汉语增值的活路，成为久治不愈的跨世纪之痒，使用汉语的人没有谁会为此长期给他开工钱。我常戏称他是当代杜甫，对汉诗做出杰出贡献并因此而弄得自己“百年多病独登台”。他们因为对汉诗的敢于担当和勤奋，下笔如有鬼神相助。他们敬畏民族的鬼神、家族的鬼神、草民的鬼神，这些鬼神附着在他们的笔下，使他们可以鬼斧神工地运用母语。如果说杜甫、孙文波们有信仰，那就是对语言能够通神的信仰、对生离死别的恐惧、对时间的恐惧。
　　在日常语言、琐屑生活、电脑键盘的诗歌构造中，因憨而厚的孙文波因恐惧而敬畏鬼神，有了鬼气，有了神助。上苍生苍生，心中有上苍有苍生有敬畏，必得鬼神助。中华民族只要还有无产者的痛苦，还有鬼神不宁，还有灵魂在折磨，汉语只要不被英语给世界化了，杜甫、孙文波们的诗就会是时代的民间精神证据，是私疗荒诞的文件语言挺过生存虚无的文字口服液。生活即治病，治比不治好，早治比晚治好，《黄帝内经》说最好治未病而不是被动地治已病，不过，既然已病就共治共勉吧。
　　2005年3月3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