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6年的年底，因于中国基督教艺术展事之由去了北京，适闻好友袁冬平的纪实摄影专题画册《穷人》出版，时有很多朋友为新书的发布会和研讨会远道而来，相邀一聚。画册由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刘树勇设计制作，大12开本，收录了黑白摄影作品61幅，双色印刷，材质和装帧都非常精美，文字编排和版面设计亦是非常悦目。刘树勇教授长于文学和艺术批评，涉习的学科广泛，曾热道书法，更偏爱视觉图像的形式语言，甚至有一段时间动手作画，感觉凡人不及。早在90年代初，刘树勇伫身摄影领域，实为从事现代艺术观念摄影的一位先行实验者。之后，更多的精力置身摄影批评和图书的策划编辑工作，在他手中出过不少自行策划设计的文献画册。多能兼劳，优助整体的信度，在刘树勇的编辑设计经历中，画册《穷人》可是较为完美的一例。

袁冬平的这一纪实摄影专题完成于十年前，据摄影家本人讲，最初的起因源于在《民族画报》社工作常去偏远的民族地区采访，其间看到了许多人依然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日子，感到非常震惊，便想着把他们的生活状况真实地记录下来。1993年，袁冬平接受了画报社报道扶贫计划的拍摄任务，其时摄影家也开始调整了自己的视域。历时两年多的时间，袁冬平先后去过贵州、广西、云南、四川、宁夏和新疆的贫困地区，接触到了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众多人群，画册中的图片正是他们真实的生活写照。尽管袁冬平知道这些图片在时下的境况中不可能有发表它们的地方，但是仍一直期盼着把这些图片编辑出版，十年太久，最终摄影家自己出资在一端缓冲的空间为它们找到了应有的归宿。袁冬平在画册的后记中写道：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些照片，关注那些穷苦的人们。是的，我相信这本画册足以能够引起人们对它和他们的关注。袁冬平在画册的后记中还写道：没有想到的是，十年之后，很多地方贫困依旧。是的，我还相信，贫困和穷人是永恒的。

二、

人类在自然中生存，文明促动人类走出低级的自然生息的方式，文明还鼓励人类回归崇高的自然生命的境界。自然轮回，生生不息，周而复始，自然地认识并且自然地调和人类的矛盾。改变自然，仍在依附自然，自然还是那个一样的又不一样的自然。矛盾在于自然的现象和本质的若即若离，真做假时假亦真，假做真时真亦假。自然、文明、贫困、穷人、生命……既可用于一个名词也可用于一个形容词，甚至适用更多的词性。如何正视人类的矛盾，而不只是满足于自然的化解？正视矛盾需要有一个根本的立点看清自然的面目，有贤者曰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搬动地球，但这还不够，给人类一个立点，可以看清自然。根本的立点就是要脱离自然，摆脱自然的心态和自然依附的命运。

几千年来习惯于自然生养的人们，道法自然，或靠天吃饭，或与自然的命运抗争，春秋更霸，朝代更替，循环交恶。天既代表自然的主宰，也代表世人的主宰。上有老天爷，下有天子，自然认养，自然遗弃，天命难违，皇恩浩荡，天下与众民无关，众民实在也问不了天下，自然兴衰，荣辱皆忘，文明粉饰，掩盖矛盾。民以食为天，本是一句宗教色彩的词汇，久而久之沦为一句世俗的话语，众民以糊口活着为生活的第一性质。自然生息的基本状况微有改观，盘算着自然生命的桃花源。

自然生存始终尊奉着一个权威的统治，要么入仕，要么出仕，要么混世，要么避世，为天子还是为自己活着都不好。服从上帝，似乎让人们一下子失去了习惯的傍靠，茫然若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明确和实在的，那就是不服从自然。自然的世界永远是不平等的，出生入死，不能一样地自然生活，只能一样地自然死亡。上帝的信仰启示人们胜出自然的命运，出死入生，进入一个新的生命意识，生而平等，平等管理自然，走出封建社会天朝更替的生存机制，步入民主社会权力移交的生活体制。脱离自然在于彻底改变自然的命运，利助世人一样地自然生活，本身就是崇高的境界，平等之下生命呈现不同的事实，而不是一样的被改造，去改造，成为自然的牺牲品，不能成以自然，始终期待着崇高的境界。自然的一样不等于平等，平等也不是自然的一样，平等是一样的自然。换句话也可以说，人类不是不服从自然，只是服从平等管理的自然，不是不服从权力，只是服从民主体制的权力。因此，一样地自然生活，一样的生命权力，共存的社会不是盘算着自然生命的桃花源，而在于自然生息的基本状况得到彻底的不断地根本改观。事情正是如此，脱离自然的人类，自然地进步了，自然的进步让世人看到了安于自然的落后，现在不安的人们急切地想脱离自然生存的窘态，如何脱离？

人类的文明、智慧、知识、理性、科学等等都不能让人们脱离自然，因为这些都源于自然之内，还有一些源于自然之内的宗教也不能让人们脱离自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因为这些宗教也是人类文化的一种。同样，也不是人类的文明、文化、知识、理性、科学可以帮助体现人人平等，而是因为胜过自然和人人平等的信仰让人们显出文明、智慧、知识、理性、科学……的素养。文人也好，人文也好，并不在于知识分子具有济弱扶倾的责任，只是因为济弱扶倾的责任成就知识分子，有时文化人做的事不比穷人尊贵，有时穷人做的事不比文化人无知。视觉专题图片的穷人，我想说不是摄影家的责任让他按下快门，只是按下快门的责任让他做好一个摄影家。就像一个朴实的农民，不是农民的责任让他种好地，而是种好地的责任让他做好一个农民。

不是因着历史和文明悠久的传统就是进步，进步也许并不倚重这些传统，反之亦然，人类的传统仍然有无论如何进步也无以超越之处，进步仍然有无论如何人类的历史和文明也克服不了的弊端。承认人类的原罪，似乎并不能具体指明谁就是罪人，但是有一点也是可以明确和实在的，那就是人类的罪是永永远远的。承认这一点就是破除生活的偶像，否认这一点就会在生活中制造和崇拜偶像。个人、主义、组织，甚至教会……都不是公义的绝对化身，智慧、知识、理性，甚至财富……都不是身价的绝对定义。不是世上的义和益可以克服人类的罪，而是克服人类的罪可以帮助人类行在义和益的道路上。上帝的信仰不是为义人而设，并说富人进不了天国，是在指责人的自负。信仰是要人们行义，也要人们收获多多，在于拯救人行在义和益的道路上。关注穷人不是受世人义和益的驱使，仗义执言；关注穷人是摆脱人类的自负，依据信仰的告白，仗言行义。

人人都不可自负，人不能给人引路，因为凡人都需要被引导。遑且不论天上的国与地上的国之分别，单说国家观念和社会意识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集体的所指，后者是个人的能指。普世信仰的主旨在于救人过于救世，信仰不能说是私人的问题，但肯定是与个人相关。人类的生活不能依靠一个人、一个集体的引导，不能受一个人、一个集体的意志驱使和役使，平等地管理世界不在于一个人或一个集体代表社会的主意，而在于社会的主意反映在一个人或一个集体的身上。只有普世的信仰可以涵盖每一个人，从而由国家封建的社会走向由社会组建的国家。巴别塔的寓意，告诫人类不能以集体的名义来建造现世的通天塔，而只能以个人的所能经营集体的现实生活。自负的人们倾向建造飘然的乌托邦，信仰提醒人类不要迷信什么通天塔。服罪的人才忏悔并祈祷：愿上帝的国度降临，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天堂不仅仅是自然人身后的梦境，没有现实的意义；天堂就是脱离自然生活的开始，以及回归。脱离自然的局限，脱离罪的辖制，然后，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如何面对又如何思考无以穷尽的矛盾？现代民主的社会树立法制的规则，世上的法都是以人来制定来治理的，如何说道法制的社会，有一点还是可以明确和实在的，那就是先与人人平等的信仰立约，然后签立社会的盟约。任何个人和集体都不能凌驾于社会之上，朕即天下，党即天下，把国家作为一人一家一党的天下，再以他们的主义作为法规。人类不能从罪身开始洁净真理，人类只能从真理开始洁净罪身。有了民主的法规，就不是依附一个好人，碰到一个好运，而是依靠一个合理的规则，不是德贤能智的引导而是实践理性的人类进程，尽管会有挫折。上帝的律法约束人的罪也约束人的法律，信仰破除世人的法也是为了健全世上的法，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上写着，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也是让人们不要依据这个世界上的标准，而是要藉着超越所有世人之上才可能的公义来约束这个世界的标准。

法制的社会还在于说明了一个社会意识的生活体制，个人不是被动地执于王法，而是能够涉及自身的人权体验。社会的整体意识与个人的日常生活包容在一起，为社会也要考虑到个人自身，为个人自身也考虑到社会，不再称道傲慢自负和明哲保身。日常的生活并不是按照人的责任而做，只是要履行公义做一个有责任的人，这个责任是永远的，不会因人而易也不会过时。这个责任是平等的使命，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责任，但不是凭着知识分子的责任，基督徒有基督徒的责任，但不是凭着基督徒的责任，每一位公民都有自己责任，但都不能凭自己的责任而凌驾他人，而是凭以一个有责任的人履行公义的职业化生活。况且，现实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满足人的责任好好生活，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愿意做一个有责任的人好好生活。

不是生活允许信仰自由，而是信仰允许生活自由。自由的裁决权不是归于统治，自由是生命原则赐于的平等权利。国家观念和社会意识虽然是两个分殊的概念评说，但说到底，实际的差异就在于由谁来经营。如果是以国为家的自然生存，那么天下就是国家的，当然由国家来分配和治理，一切都由自上而下的权力来决断；如果是以普世的信仰为家的自由存在，那么天下就是世人的平等管理，一切归社会的权益来决断。国家的经营，物归天朝，人为御用，接受国家的恩惠必然要听从国家的专制，效命感恩，别无出路，仕途为正途，学优登仕，摄职从政，拿谁人的钱为谁人办事，天经地义。社会的经营，世人都是创造主的管理者，社会调节着就业的谋生之路，共同谋划社会的财富为社会服务，也是理所当然。社会的管理，社会的效益，有创税的人，也有税养再返税的人，不是当权者的利益说了算，而是纳税人的利益说了算。生活重要的一条在于经济独立，民主的社会体现了社会的经济独立，社会的劳动并不是国家的权力分配，相反，国家的权力只是社会的职业分配，政府机关才能称得上是公务员，而不是国家的公仆。这时所说的公立、私有，官方、民间……都是社会体制之内的语义，与国家主义体制内的诸多同语歧义。

吃皇粮不效力为不忠，受皇恩不相扶为不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充其量表现了做人的骨气，现在国家体制内，仍然见出传统文人的责任难以彻底。向统治挑战需要一个根本的凭据，打消自然人的软弱和自负，以平等的使命为责任。做一个有责任的人是一种勇气，不是推翻一个王朝再拥立和依附一个王朝，而是要推动社会的经济独立，进而做一个经济独立的人，掌握自己的命运，收入、福利……不再是国家的保证，而进入社会的保障。终身劳苦，糊口度日。自然生活的天敌是贫穷，自由生活的天敌是奴役，每个时代有每个时期的贫穷，捍卫经济权力就是捍卫自由的权力，贫穷也不能失去自由的尊严，只有自由的尊严能够保护劳动的财富不受侵犯。信仰是自由的智慧，智慧是勤劳的担保。

封闭碍于自然的封闭，不及身外之事。以天为限，以人论人也被人论，个人可以说是为天下负责，天朝也可以说是为人民服务，各争为义，难以说清。上帝的信仰不是自然的主宰，是主宰自然，启示人们基于创造的基点去认识自然本身和人本身，开放是突破自然的开放，不再信人为的真理，而是信真理的为人。古贤曰存天理，灭人欲，其实人类的自负也是自奉天理，上帝的启示灭掉自然人的天欲，存人理，理性和科学即是勇于突破自然的限制，突破人为固步自封的禁区。正是因着信仰，人类开始了认识自然的大发现，开始了脱离自然动力的工业革命。现代的自由生活虽然是多元的，但是人们要清楚是如何走向多元的，如果没有创造的信仰启示就不会有社会的民主经营，就难以形成自由和多元的气象。基督教社会经过了两千年的斗争，纠正了对国家的权力专制，对信仰的权力专制，从自然的掠夺占有演变为理性的经营再生。如果人类只靠自己，就不会有民主社会的产生，只因有了民主社会，人们才可能靠自己。古人天人合一的观念只表述了自然的人类现象，谁是天人合一谁又不是天人合一，生活中没有明确的界限；但是，国家话语下构建的平等与平等话语下建构的社会则是泾渭分明，自然和自由的生命，人质不同，价值也不同，自由生活就是平等的感恩。

自然人的眼光是有限的，摆脱不去对面前的依赖，看到民主社会的发展，也只愿学习眼前的，而存心忽视其后的成因。生活中虽说不以眼前的利益为重，但本性是务实的，拿来主义为权宜之计，然而有些不被视觉的你是拿不来的，不知如何用自由保护自己，自己原有的也会丢失，仿效的民主、法律……都是做给人看的，成了摆设。藉着人类的进步，长跪不起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事实好像是外国人或是他人让跪下的，不敢在人自身上找原因，不仅不汲取教训，反倒增加了自负，恰像只要背开皇帝，一转身就可以耀武扬威一样，世人看不得穷人乍富的样子，看不得小人得志的样子，不知不跪皇帝不跪人是因何而起的，也就不知是圣灵让世人独立站了起来，惑于感恩，一站起来又自大了，又是家天下，又是顺从一个集体的领导，又是要求党恩浩荡。唯物取道的骨气，以生活为未来的生命做抵押，舍生取义，大不了去死；唯心行道的勇气，以生命为现实的生活做抵押，信守生命，大不了去活。恩典不是嗟来之食的施舍，恩典是导向自尊的生活环境。经济一体制是社会经营的一体制，以自由的生命做本钱，做一个负责的人，尊重生命。

生命是形而上的圣灵，形而上就是形而上，何必回避，何必回避了反而又要在现世中追求？遑且不论唯物和唯心，现实不是物化世界形而上的幻想，现实是灵感育化形而下的实践。进城不意味着脱离了自然现象，不在于城市化更在于社会平等的保障体系；有了文化知识不意味着具备了生活的责任，不能不要信仰而只要文化；有了宪法不意味着实现了宪政，不能依然是法外开罪，法外施恩，无法无天，随意妄为。逐物意移，时尚攀比，不做都不做，要做都要做，互助组合作社包产到户，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计划和市场都是调控的手段，为什么不能独立经营？是不能只跟着人的后面跑，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是东方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也不是西方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也就更不是个人主义，难道只是为了走出一条不同的路，把大自然任意践踏？指望着一个合理的监督体制，人为什么要被监督，人又凭什么监督人，只因为人不能自负，只因为还有一种力量在监督着世人的监督规则，天赋人权，也是天赋责任，否则法律法规更成了冠冕堂皇的伪装。争论来争论去，你的规则，我的规则，如果是你的规则、我的规则，因此，“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透过现象，集体主义是一种势利，人类又只能是集体生存的方式，只好依从势利。信仰给与平等自尊的生命意识来接纳集体，抵制结势压人和攀势跟风，反对文化专制，反对经济垄断，改变依从势利的生存状态。人人不仅是艺术家也是社会学家，这是指生活的自尊和责任相连。百工通塞，艺术和社会学各是一门具体的学科，各自有着标准。摄影也是适用广泛的一门技艺，有艺术摄影、广告摄影、新闻摄影……之分，也有人文类、生活类、自然类之别，根据不同的门规和行规要求分别对待和把握。现在人们看重的纪实摄影其界定更为宽泛一些，既兼容诸些因素，也要诉求“纯”摄影本身的期待，就像“纯”绘画或“纯”艺术一样，更像做一个“纯”人一样。摄影也有祈求绘画意象而追进绘画本身的过程，其旨也就不是围绕绘画性和摄影性，后有了现代艺术对传统美术的突破。鉴于生存中的矛盾，人不尽纯，“纯”也是一个形容的词性，既包括形而上也包括形而下，形而上是人类的启示，形而下是人类的实际操作，形而下也是启示照亮之处，形而上也是理性承明之处。公平而类均，亦凡亦贵，好自为之。“纯”艺术是植于现实，毫无疑问，但不是突显形而下的操作以代形上之言，成为了宣传言教的作品，如果是这样，艺术也就成了为内容而内容的作品；而是要尽量愈合人的技和理，腾出澄明的空间，以形上之言敞亮形下之说，如果是这样，艺术也就是为形式而形式的作品。归根结底，在于普世的信仰和真理无质无形。每件视觉作品都有形式，但不一定能够属于为形式的艺术；每件作品都有内容，但也不一定就是属于为内容的艺术。“纯”艺术也就是指“纯”形式的言说。“纯”形式的艺术与表现的题材有关，因为“道成肉身”，以形下的现实承明形上之言，哪怕是世俗的题材；“纯”形式的艺术与表现的题材无关，不以形下的表白为形上的代言，哪怕是上帝的题材。人人都是艺术家，也是启发注意人自身的“纯”形式。人人都是社会学家，也是启发要做一名社会的人。人的技和理只是一个方面，但是，形而上澄明的空间不是要抛开或超越人的技和理来表现，重道轻技，而正是启发人的技和理如何完善，以上帝的道打破自然之道，主动发展。自上而下，上下和睦，信仰延下来一条主线，摸不着，看不见，理性是为了减少盲目，不是为了盲从理性。

摄影是人类形而下技术的结晶，方便了图像为社会的使用，眼下计算机更方便了图像的制作和普及，越来越从形而上走了下来，越来越世俗化。绘画性、艺术性、人文性和理性都可以是摄影体现的一部分，但都不代表视觉呈现的完备功能，即使社会学也不是纪实摄影完备的功能，因为纪实摄影不仅从社会的处境关注社会，还因为整个社会仍要被置于形而上的关注之下，平易地表述出本身的形式。诉求摄影本身的图像，既注重的专题的表达也看重形式语言，其出发点和编辑的落实是值得考究的，达到什么样的归类要求是不一样的。一些纪实摄影专题适合社会学的文案，甚至数字细表；有些则只是时间、地点、简要的拍摄文档，必须强调的是图片前后的关联，不是去补充它类相关的学科，形成了本身的文献留待它类相关学科的补充。可以是配图可以是插图，但从来不完全是，其自身是可以成立的。借用“纯”艺术指说，说到摄影本身，说到纪实摄影，一是记事，一是创见，不是突出记事的艺术，更是突出创见的客观。最崇高的艺术就是实用艺术，哪怕是一点点小小的发明也强过人的喧嚷，但是，最崇高的实用并不是眼前的普及的，最崇高的实用就是形而上的普世的，时时处处影响着人类，帮助着人类。不因一时看不清的作用而否认和破坏，历史和现实是相对的也是相合的。不是人类自负的责任在引动着社会的建设，责任——不可滥用，无以推诿。

三、

翻阅袁冬平的专题画册，这些照片的穷人，可以归于一种自然，这些穷人的照片，不能简单地归于一种自然。我自己比较喜欢暗码77页上摄影家在云南西盟县岳宋乡小新寨村拍摄的那幅小女孩的照片，倚着竹楼，手的摆放略显拘谨，天真无邪的笑脸正面对着我们。吞下禁果就要连带吞下人的智慧，没有免费的午餐，人们正是在自然中自以为是的远离了自然。面对这个女孩天真无邪的笑脸，我更愿意相信：尊重自然的原创，让天上的国引领现实。我与袁冬平交往已久，每次欣赏他的图片，都能平易的切入，人也一样地谦和，亦友亦兄。他这组拍于十年前的专题，我曾仔细地一一看过。那是缘于一次难得的机会，有幸编撰大型摄影画册《逝者如斯——20世纪中国民间生活》去他那里讨图片，这套摄影画册含城市、乡村、集镇、家庭四部，四部又含上下册，这幅拍摄了小女孩的照片被收入家庭上卷第44页儿童的章节中，无类地域：童年是自然的感情。人类依靠圣灵提升回身孩子般原创的样态，这是天国的奥秘。同一专题的其它图片也被收入了其它章节中，如生养、家境、百姓……平语合声，原生原态，一目了然，亦不尽然。

《逝者如斯——20世纪中国民间生活》这套摄影画册的编撰起于1996年，集约了三千多幅照片，8开，四色印刷，2000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思考中国的进程，国家一统的观念使得社会实际上成为了空缺的概念，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不洁的，把社会替指为民间，只有不正统的人才流落到社会上，吃国家或曰官方饭的人耀武扬威，似乎只有国家的精英才能担负天下的责任，20世纪末，情况有了变化，渐渐由国家的保证转化为社会的保障，国家的招安转化为社会的招工……但是，中国的改制是自辛亥革命之始一条艰难的未竟之路。画册中对此做了描述，同时也关注着中国从自然的民间走向自由的社会意识。画册的编撰得到了袁冬平的热心相助，联系去民族画报社征集照片，并精心手工印放照片，介绍去各地摄影家手中搜集图片，没有他的相助，这套摄影画册很难完成。在奔走各地集稿的过程中，见识了许多摄影家平民化的拍摄立场，他们脱出了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看到不同了，看法不一样了，观念也慢慢被视野改变。

在袁冬平新书的发布会和研讨会上，摄影家姜健在即时发言中对袁冬平的这个专题做了简要的介绍和回顾，两人曾一度探讨这个专题。姜健还坦率地说道，“穷人”这个题目很大，较难掌握和拍摄，并说自己不敢贸然使用这个命名。姜健先是一位提琴手，1984年转入摄影，是一位优秀的摄影家，1995年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了个人摄影专辑《场景》，直目中原大地的自然本相，为人一样地敦厚，见解生命的本质：触目意动，也像姜健本人专辑后记中那样地期望，后人能认真端起相机，拍摄出21世纪的中原场景。1996年，那次征稿时在郑州与姜健相识，姜健考问这类图片的用法，对着四幅图片我说，这可放在一页上用于集镇的行业，也正是如此，在集镇上卷第94页，由缝纫店、理发店、药铺、饭店四幅图片引出一个章节，其中拍摄理发店的图片就是姜健专辑《场景》中收录的那一幅。那次的征稿还挑取了姜健很多其它的图片，有景观也有人物，感谢冬平和姜健这样的中国摄影家，他们日常的辛劳不仅支撑着《逝者如斯》这套画册的成立，也支撑着中国日常化生活的信念。姜健与冬平一样地心细如丝，情逸平稳，继《场景》后，2000年底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了姜健的第二本摄影专辑《主人》，姜健在即时发言中的思虑也是与冬平共同的心历，换句话说，“主人”这个题目也是很大，冬平也未必敢贸然使用“主人”这个命名，但是，两人做的都很出色，都是不可多得的文本文献。穷人，主人，对于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也是大的不摸边际。生活既是总结，也是个人的分析，更在于身边一点点工细的责任。《穷人》和《主人》都附着摄影家的拍摄手记，一在前，一在其中，帮助对摄影专题的了解，也启发人们尽情追感，尽理寻思。分工有责，各尽所能，哪怕是影像一点点的直观，这种直观就是直接沟连生命的源点和个人的观点，摄影家的图片自不必说，其文字也要是自信的图片一样，一针见血。拟人拟物，都是人类的文化，自然如人，人如自然，也就意味着人和自然都需要被管理，都希望着繁荣。

通过姜健的联系，结识了郑州其他几位摄影家，与姜健一面，印象不去，记得姜健用摩托车送我去了汽车站，赶路平顶山。在平顶山拜见了几位摄影家，其中王彤现在居住北京，身为中国地理杂志的图片总监，恰逢出席了袁冬平的新书发布会。王彤当时做了“文革”遗迹的专题，房前屋后，旧壁断垣，时曾红极的标语画像，剥落褪色，当作自然的疮痍，无人追究。王彤人也腼腆，图片拍的也是心气中和，即是如此，王彤也担心落得无端敏感。贫弱病难，自然不免，直观正视，不扩大也不宜遗漏，正是朴素的记实，进入《逝者如斯》整体的图片中，一点也不招眼，在集镇下卷，既可以看到106页上的“前朝遗风”，也可以看到107页上的“‘文革’遗迹”，这是我们的环境，长书史记，续页不忘“黄河两岸是家乡”。

这次新书发布会上还见到了在昆明征稿时认识的云南新闻图片社的徐晋燕，徐晋燕也有自己关注的专题。在上次征集的稿件中，有一幅过目不忘，两个背着竹篓的乡村儿童凝视着一座教堂，对其中所有不得而知，人们对他们的心中所有也是不得而知，奥秘就是让全人类思想，况且不准世袭，生命的真谛只能从头开始。也是这幅图片，被再用于主编的《实现：综合艺术评论》第五期上（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出版2006）。人人都是艺术家，社会学家，不意味着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以文人或是人文为高，也不是单方面所说的扎根大地赖以大地，而土气不去。相机拍下的图片，目前都是记实的，为何在我们心目中有实不实，就在于摄影家要坚定脚下那一点点源于创造的立场，始终不渝，哪怕是摆拍的图像。生活就是世俗，但也不是自俗流俗。说摄影是记实，又说图片不记实，说着服从，世道变了，又说是盲从，又说是愚忠，都是人话，人的矛盾太多。“自相矛盾”、“盲人摸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人有智，止于智，永远不知智；人于自然，止于自然，永远不知自然；人在天下，止于天下，永远不知天下。生命的根本是明智，这不是一个自身的合成词，还有一个起于创造的动因，从而智取自然。上帝成言，世人成语。

袁冬平在拍“穷人”的专题之前，还拍了一个专题“精神病院”，自然不容放过。“精神”也是令人类最伤脑筋的事情，常人看顾着精神疾病的人，圣灵看顾世人的精神，不必总是强调人的精神，好像一提精神就崇高了，不知哪会也不知哪处就起了精神幻想狂，走失正常的生活。强调摄影本身，也是强调正常人、正常生活的本身，即使是记录一件事物的唯一一幅图像，也会因摄影自身的不成立而被放弃，我想摄影家专题的最后辑成也是这样的吧，忍痛割“爱”。谁都明白生活中要学会放弃，最大放弃就是放弃自然人的自负，然后认真捡起一片收获。世人强调爱国过于爱人，凯撒的归凯撒，上帝之爱是要人爱社会，这个爱是普世的，如果人不爱社会等于不入世。社会生活既不是从爱人出发也不是从爱工作出发，真实的情况可能是两项都不够爱，但是要有责任，把手上的事情做好，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多劳奉献，就是真正的爱人如己。不是的社会的责任成人，是责任成为社会的人。《精神病院》的专辑1996年已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精神病院》和《穷人》平平常常的图片是对人类本身的关怀，不仅在于关注者情愿于平常的立点，还在于关注者不愿意离开平常的立场，中国的民间生活能够步入正常的社会生活。

说得高尚一些，人类是文明的进步，工业革命的进步，说的直白一些，就是人类的经济和技术的进步，正是现代的社会体制促动了人类的经济和技术的进步。摄影人更应该明白这一点，技术时代，网络时代，每个人的两下子真不能算个什么。色彩古以有之，油画就在于油性载色剂的一点点发展，油画可能成为历史为世人纪念，水墨也可能成为个人的追求，社会是主流，不意味着主流就是社会。人人平等，谁也不比谁优越，也就不是争论哪个民族比哪个民族优越，关键是怎样实行生活的管理，公义不是官方的私断，也不是民间的私了，关键是不是充分地体现社会的经营。管理始终是集体的理念，但不是以集体的名义压制个人的名利，不是简单的形而下的少数服从多数，如果仅仅是鼓吹多数，永远是大国争霸的帝国主义，集体的理念是敢于坚守个人的名利，不容许腐败。与世无争，不是以人的名利争公义，是要以公义争人的名利，奉献不是鼓励人要敢于牺牲，是鼓励人要勇于成就。相信人性本善，人就自负了，一说担负天下的责任，人就顺从了，这是人根本的惰性，国家一放手，就不适了就乱了，人的责任哪怕是出于天下都是人的自负，敛财义自负的人进不了天国，因其自负的拖累被一道窄门栏住。相信人的罪性，自由不是自然的，自由是自不自义而来，自由是由不自负而起。物竞天择是自然的事实，但是，人类不是跟从自然的事实，自由引导自然。责任不是做给人看的，一点点责任正是每个人在无人关注时的持守，不是做给人看的也就是不是给人效命，无奈阳奉阴违，危难在即，一盘散沙。民主的社会首先确定责任的成立，然后，听人的或是听自己的，是遵从这个责任。自由平等的使命就是为了责任，信仰的人，非信仰的人，不能只言人的罪，更要负责任，懒人也进不了天国。国家为百姓办实事引发了一系列的形象工程，如果真是办实事，就把经营权交给大家；作为百姓也不要总是想着谁来为自己办实事，自己每个人都要先为社会办实事，促成民主体制社会的形成，建构社会经营的生活方式，才是都要依法经营，才有权力享用。常言道创业难，守业更难，实际上社会经营更难，民主体制社会不是自然天生的，也并不是自然人就可以自然接管的。依仗国家精英只能滋生精英的权益，国家专制下只有国家机构内顺民的待遇，民主社会才是社会结构内人人拥有普通公民的权益，公民不能混自己，公民的权益成就社会精英。社会组建国家的社会经营方现强盛国力，社会的全民之国力与国家的全国之民力相对时，优在前者。

形而上对形而下的影响，产生实际的效益。“纯”艺术不是单向所指的艺术事件，更是生活的导向功能，责任明确，导向现实，责任不明，效果就不会明显。著名摄影家和摄影理论家孙京涛在《穷人》一书的序言中说得好，“确实，作为一名中国的纪实摄影家是很悲哀的，因为这个国家严重缺乏纪实摄影生存与发展的真正土壤——民主政治意识、公民的参与意识与对他人的责任、开明而自由的传播——都缺乏”。从事纪实摄影系统的操作，先要探讨专题，更要先探讨现实，能不能导向现实，不能总是摸着石头过河。不跟在人的后面爬行，首先不要跟在自然的后面，等到一切摸得着看得见，将失去先机，成为了不是原创的制作或制造，领先的意义更在于自由的创造。拍现实不一定不神圣，画圣像不一定不现实，中国与西方的实际情况不一样，中国现实的出路在哪里，历史的归宿在哪里，因人而易，自生自灭？世世代代都有要保证平等的呼吁，我们期盼着平等保障下的呼吁。我们肯定在中国改制转型的时期，有很多的人正在切入自由和民主的责任。做人要确立世界观，世界观会不停地改变，从根本上讲，世界观不是要依你的看法，我的看法，不是拥护这个主义，拥护那个主义，不是站在穷人利益还是站在富人的利益……根本的世界观就不是立于这个世界而观，坐井观天，而是脱离这个世界，以一个永恒立点观世界，不放弃自由的立场，实现生活的在场。不是改变了自然，而是，自然得到了改变。

四、

起身干活，坐下吃喝。在袁冬平新书发布会前朋友相聚一齐吃饭，餐桌上听一帮摄影的朋友言情叙事，话题自然也离不开袁冬平画册的出版。孙京涛是摄影群中的是一位俊杰，曾见识了他的摄影专题请予稿用。正值岁末，孙京涛在席中细例了几位同道一年辛劳的成绩，就像盘点收获的粮食，贵在类属社会的祭品。孙京涛和刘树勇设计着次日发布会的安排，就像设计生活的礼品，人重礼敬。分享是圣餐的仪式，生活既不要专制也不要贡贿。氛围共感，我聊了一件事，近来读到了作家史铁生先生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复述了一个英语童话，讲到了对哀愁的关怀和倾听，文中的最后一段写道，不知何故为这么一篇写给孩子的故事而泪不自禁，作家联想到了自己的幼儿园，想起了那惩罚的游戏，文中最后一句作家设问：这不同的童年消息，最初是从哪儿出发的？读后深受感动。这篇文章太短，于是说在编辑06年最后一期“成言艺术”网刊时，在其后附上了一首里尔克的诗《耶利米》，耶利米是《圣经》中记载的一位先知，诗中最后一节是这样写的：“我要在废墟中 / 让我的声音再次响起，/ 因为，最初它就是一声哭嚎”。想想我们的生存，何尝不是。人可以自负自保，就有了财富的争夺，人不可以自负自保，就只能是现世的管理：在现实的处境中，让自由的生活再次开始，因为，最初它就是赤裸的一无所有。

《穷人》的发布会和研讨会于2006年12月24日下午4点在首都中央财经大学主楼会议室准时开始，当晚，享受着提速后的直达特快火车回家。今晚是圣诞之夜，朋友让我分享了一个快乐的圣诞节。自由的世界，没有专制的内政。自由是上帝的命题，愿天上的国降临，社会就是我们生活的课堂，课堂就是我们现实的教堂。

（王鲁 画家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