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苑艺术馆

最近在台北买了一本书，名叫《巴哈盖房子》，读来饶有兴味。两位作者可谓珠联璧合：李清志是一位建筑设计的教授，高晟是长笛演奏家和电台节目主持人，两人文章的结集成了该书的附标题：「建筑与音乐的对话」。

建筑是我的「新欢」，音乐是我的「旧爱」，我既喜新又念旧，所以愿意延续这本书的精神写这篇杂文，不过却只能作独白式的「自我对话」。

该书对我最有吸引力的是前半部的几篇重头文章，从巴哈音乐和歌德式教堂、马勒的第九交响曲和日本建筑师北川原温的死亡意识、美国作曲家柯普兰（ Aaron Copland）和建筑大师莱特（Frank Lloyd Wright）的本土风格，一直论到「普普」（Pop）建筑与猫王摇滚、爵士乐与Art Deco的时代关系，内容丰富，读来振奋不已。

如果倒过来从建筑来思考和音乐的关系又如何？建筑设计是否受到音乐的影响？他\她们是否也热爱音乐？当盖瑞（Frank Gehry）设计洛杉矶的狄斯尼音乐厅时，他的构思有多少来自音乐？表面看来，他特有的那种卷盖式的弧线似乎更是「立体画」（Cubism）的变形，但我却想到现代「非调性」（atonal）的音乐。当法国名建筑师波赞巴（Christian de Portzamparc）设计巴黎的「音乐城」（Cit de la Musique）时，是否和作曲家布烈兹（Pierre Boulez）讨论过？谈的是什么？

这一系列的问题又引起我的胡思乱想，甚至开始买些建筑文化的书籍来读。今年九月我到意大利参加威尼斯的建筑双年展，路过罗马旅游，偶然在一家书店中见到一本小书，作者是鼎鼎大名的意大利建筑师庇亚诺(Ranzo Piano，日本大阪机场就是他设计的)，或许他的姓氏Piano和钢琴或音乐上的「弱音」是偶合，但我猜他也喜欢音乐。在这本名为《建筑师的责任》的书中，他提到有一次到巴尔马城的音乐厅听阿巴多(Claudio Abbado)指挥马勒的第三交响曲，大为惊叹，他说这不仅是一首纯净的诗，而且更认为和好的建筑一样，「都是为了寻回同样的愿望：一种精确性、一种数学原则或几何图案，同样的精准，或同样的不驯」。这句话表面上说的是庇亚诺听阿巴多诠释马勒交响曲的印象：既精准又有诗意，并非全指马勒第三交响曲的乐曲本身结构。然而句中最后一个字却令我思之再三：「不驯」(意大利文disubbidienze原意是「不服从」)，它的意涵到底是什么？对什么「不服从」？

庇亚诺在书中又提到了另一位意大利当代作曲家Berio的作品，说他的作品在结构上既严谨又「不驯」，最爱讲求肌理动态、和色彩，在本书同页他又说：「建筑是一种先锋艺术，它在接受挑战中成长，也不停地挑战它得以存在的真实。」这句话令我思索了大半天，总算半知半解地悟出一个道理：原来「精准」和「动感」、「严谨」和「不驯或不和」之间的矛盾可以造成紧张的关系，这种「麻烦」，就是创意，音乐如此（甚至在巴哈的对位严谨的音乐结构中也潜藏「不和」的音乐），建筑更是如此，建筑大师的作品之所以能超越普通工匠的水准，就在于其受人委托设计的建筑物中另涵他物——一种不按理出牌的想像空间，它并不完全按部就班，但这种想像力或创意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和建筑师个人的经验与人文知识的积累有关，有时候更要从其他艺术领域中找寻灵感。

至此我不禁又想到香港大部分的公屋和豪宅，有几幢是富有「想像力」的建筑？也许风格早已不在地产商考虑之列，盖房子只不过是经济实效的一环。所以不少香港建筑师才认为自己是「服务」阶级，作地产商的奴隶。讲求实效的「工具理性」说法我早已司空听惯，其实功能并不全然决定形式，反之有创意的形式照样可以产生新的功能和实效。香港一般住屋的设计之令我厌烦，恰是因为它缺乏想像力和人文素养，看来如出一辙，一个模型：几十层高楼的地基必是大理石圆柱（以表现豪华？），地下必是停车场或商场，地面上设计一个小花园（有什么用？摆饰？排场？我看不见有人在此憩息），然后是走廊、玻璃门、电梯……进得房来，空间却小得可怜，在设计上非但没有好好利用「逼」出来的数百平方尺空间，却偏偏加上一些庸俗而无用的大小门槛和阳台，外加两三个厕所；厨房呢？小得可怜。一切都是为了生意，何来创意？一种设计成功了，其他的竞相仿效。

我不相信香港建筑师中没有创意人才，说不定更有像盖瑞和庇亚诺式的将来大师，问题是：他\她们都是整套经济和市场体系下的牺牲品，最多也不过是这个庞大地产机器中的一个小环链，谈什么创意？

本栏既然定名为「天马行空」，不着边际，也不切实际，所以我偏偏要谈，可能还要继续谈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