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不能否认在刚过去的那个二十世纪，法国思想界和评论界的活跃超乎寻常，“主义”林立、流派纷呈。一统天下的存在主义和异军突起的新小说派，将十九世纪巍峨耸立的法兰西文学殿堂来了个彻底的颠覆。浪漫派、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派的作品几乎统统被扫进了历史的故纸堆。然而，几乎让所有人大感意外的是，经过漫长的将近一个世纪的沉埋、忽略，甚至遗忘，法国人突然想起了乔治·桑，并将2004年命名为乔治·桑年。7月3日是这位女作家二百周年的诞辰，在她的家乡——诺昂，法国文化交流部部长德·法布尔代表政府出面组织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希拉克总统在派人宣读的献辞中写道：“共和国向她致敬！……她为平等、博爱和妇女权益所做出的伟大奋争，体现了法兰西的精神，也将继续照耀着我们这个时代。”     多产作家乔治·桑     罗兰·巴特曾把以操纵文字为生的人分为两类：“写家”(écrivant)和“作家”(écrivain)。 乔治·桑算得上是她那个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她的伟大，在于她的勤奋多产，在于我们能从她的作品中找到丰富、厚度和无可争议的协调性。自1832年5月桑的第一部作品《印第安娜》出版至1876年6月，她留下未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阿尔比·费奥里》离开人世，这位女性在法兰西十九世纪的文学舞台上扮演了一个了不起的角色。四十四的笔耕不辍，桑给这个界留下了八十多部中长篇小说，十多部戏剧作品，二十七册公开发表的通信集，一部长达二十卷的自传《我的生活故事》以及大量文学批评和政论性随笔（据专家清点，有接近二百五十个不同标题）。“我心里有一个目标，一种使命，换句话说就是激情。写作靠的就是这股激情，无比强烈，坚不可摧。”这是1831年，年轻的桑（那时她还被称作是杜德旺男爵夫人）写给朋友信的一句话。她认为“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对生活充满感情，享受一切，任灵感奔涌而不去将它理性化。”桑的写作堪称是“不由自主式的写作”，她的作速度完全能与巴尔扎克媲美。仅仅在1832年，她就发表了两部长篇（《印第安娜》和《华伦蒂娜》）四部中篇和一首诗。说到《魔沼》（1846年）的创作，她承认说“我只花了四天时间来写它……比我想象的快很多，几乎是汩汩地从脑子里涌出来的。”桑的许多书信，都向世人表明了这种惊人的创作速度，大部分小说都只用了几个礼拜的时间。难怪后辈女作家柯莱特曾经感：“乔治·桑被施了什么魔法，这个强壮的砌字工有办法在完成一部小说的同时，又开始创作另一部，还既不忽略一个情人，也不少抽一口水烟，同时又写出二十卷本的自传。只有叹服的份！”不过乔·桑事后对初稿的检读和修改却是相当认真的，她自称那是“熨烫功夫”，省不得，在花费的时间上和创作几乎相当。     乔治·桑的文风十分独特，看上去似乎很简单，再仔细审读就显得不一般：她的文字敏感到了极致，能把读者最生动、最鲜活的感觉唤醒，仿佛画家在浅色的纸上点染了纯纯的重墨。对她而言，写作是一种“流”，“我梦故我在”，兴之所至，一切日常生活如骑马、游泳、家务等等，于她都是拾梦的良机，并且边写边试图保留住这种梦觉的自由直到最后。这种从心所欲的感觉，是乔治·桑创作文本的精髓，也是她独具的、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罕见能力。     和巴尔扎克一样，乔治桑的创作计划或许也是雄心勃勃的。1851年，在与巴尔扎克谈到《人间喜剧》的结构时，她承认道：“我想创作一部《人间牧歌》。”这说明桑不仅有想法将自己的全部创作视为一个整体，更有想法将它视作是充满乡野气息的、田园牧歌式的整体。1874年，乔治·桑最后计划出版全集，她在记事本上准备将自己的作品划分为五类1）情感研究；2）短篇幻想故事；3）自传；4）戏剧；5）乡村研究。我们不管这样的划分是否恰当，这说明桑的作品并非如当时有些人所批的那样杂乱无序，而是有其自身的规律和协调性。这种协调性主要体现在其作品总体的理想主义。巴尔扎克是现实主义作家，乔治·桑却不是。在文学上，桑提出了一个问题，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问题仅仅是情感层面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是带有女权主义和政治化倾向的。特别是从1836年出版的《西蒙》开始，桑抛开了《印第安娜》中展开过的一系列情感争论，开始公开捍卫妇女的自由、独立和男女平等的主张。从印第安娜到娜侬再到康素爱萝，桑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在艺术、科学、政治等许多领域都无比博学、相当杰出的。当然，作家的述方式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展示的并非原本的世界，而是理想中的世界。正如她自己的著名论断：“艺术不是对眼前现实的研究，而是对理想真理的追求。”乔治·桑穷其一生对于这种理想真理的执和文学创作上的亲身实践，使得法国文学自她而后在语言、人物和宗旨上都变得更美、更纯、更好了。

文学以外的乔治·桑
    桑是一个真正具有艺术天赋的女子，首先是对音乐的特殊兴趣和领悟力。这种天赋或许跟她的家学有关。桑的祖母是一个音乐多面手，父亲的小提琴技艺也十分精湛。在长篇自传《我的生活故事》开头，桑写道：“1804年7月5日（新历实为7月3日），我来到了这个世上。父亲用提琴拉出动听的旋律，母亲则换上了一件玫瑰色长裙。”这个聆听着父亲优雅琴声呱呱落地的孩子，注定这辈子会与音乐结缘。除了被人津津乐道的桑与肖邦的旷世恋情，桑还与当时许多著名的音乐大师交往密切，像李斯特，保利·维亚多等等。不仅是桑带给了他们无尽的创作灵感，他们的乐曲也启发桑写下了相当丰富的文字。著名的田园小说《魔沼》就诞生在桑和肖邦共同生活的日子，我们不难在小说男主人公热尔曼身上找到某种来自于肖邦的特质。

    桑对一切音乐类别都特别感兴趣，尤其频繁出入诺昂附近的音乐庆典。在她写的多部长篇小说里，我们都能听到其中有交响乐的回声。康素爱萝，鲁多达的女伯爵……桑曾把小说里的这些女性都塑造成了十八世纪博学的音乐家。其它诸如《特凡里诺》,《无论如何》，《达尼埃拉》等作品中，歌手和音乐家的形象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音乐与乔治·桑小说的创作问题，应该是一个十分有趣、有待挖掘的新课题。

    现在来说说乔治·桑的画家缘。桑与当时音乐界的天才们流传下来许多让后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其实桑的艺术圈子里更常见的客人是一些平面艺术大师，这一点似乎少有人提及。可是，桑的身影常常出现在一些名画家的画布上，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与桑来往密切的画家有：德·拉克洛瓦，克雷辛泽，泰奥多·卢梭，欧仁·朗贝尔，纳达尔……风景画家有柯罗，儒勒·杜普勒。当然同时代的画家里也有她不喜欢的，她的画家朋友多局限于德·拉克洛瓦的圈子，她讨厌库尔贝，对于即将风靡的以马奈为代表的印象派作品也没什么兴趣。乔治·桑是美术沙龙的常客，1875年71岁高龄的她还亲自出席了柯罗的画展。对于这些搞艺术的人所从事的工作，桑实在很感兴趣。在她诺昂的艺术沙龙里，经常聚集着各种各样的艺术家，花园里曾经出现过无数感人的时刻：桑在伏案写作，李斯特或者肖邦弹奏着钢琴，德·拉克洛瓦则拿着画笔。后来有人发现了一幅绘于1842年的迷人作品，竟然是画在乔治·桑的裙摆上。因为诺昂当地没有画布出售，必须去巴黎购买。而德·拉克洛瓦一时灵感乍现，来不及多想，便问桑借了一块布料钉上画架，成就了这幅《玛丽的教育》。

    乔治·桑懂音乐，懂画，的确是因为她在童年受到了良好教育。在孩提和少女时代，桑就曾自发地临摹过许多名家的素描和水彩作品。1831-1832年，桑甚至花了大量精力专门学习绘画，还打算以后以此为生。她去进修美术课程，接受专业培训，仿佛真的想做一名职业画家。她不停在写作和绘画之间左右摇摆，对于未来难以抉择。还是1832年小说《印第安娜》的成功最终帮她下了决心。不过桑对于绘画的理想仍然心有不甘，儿子莫里斯长大成人后，桑竭力鼓动他尝试各种各样的艺术门类：油画、素描、雕刻……虽然什么都试，却都没有获得母亲在文学上取得的那么大成功。倒不是缺乏遗传，而是缺乏勇气和执著。桑曾将儿子莫里斯托付给德·拉克洛瓦学画，可是他却成了他最差劲的弟子，主要原因还是不够勤奋。但是这并不妨碍桑对于绘画的热爱，与儿子同执画笔，成了晚年乔治·桑在诺昂老家度过的最愉快的时光。桑发明了一种新颖的色彩涂抹方法，在硬卡纸上造成木化石般天然而随意的图形，用来表现各种风景。这也是桑在文字之外展现梦境的手段之一，有不少画作还慎重地签上了她的大名。如此这般快乐的随涂随抹，成了桑写作之余漂浮思绪的最好记载。

友情和爱情中的乔治·桑
    听说我要写有关乔治·桑的文章，一位法国友人郑重其事地提醒我，说桑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倡妇女个性解放、特别是性观念解放的了不起的女性。在这里，我不想再咀嚼乔治·桑和缪塞，以及后来与肖邦恋情中的种种故事，我只想说桑在这两场爱情中所体现出来的责任心以及承受压力的能力，恰恰更清楚地表达了她的独立和坚强，表达了她骨子里对于自由和平等的追求。桑的一生都交汇在两种状态的边缘，从她的出身（正统门第与情场风月的结合），到婚姻（对爱情的憧憬和现实的失落），再到后婚姻时期（与缪塞、肖邦相恋导致和世俗舆论发生激烈冲突），以及她的政治生涯（以艺术家的身份参与政治运动），这一切都昭示了她的不平凡。而正是这样的不平凡，不仅俘获了两位天才的爱慕，还有许多同时代思想巨人对她的欣赏和崇敬：福楼拜，巴尔扎克，雨果……

    福楼拜可谓是与乔治·桑最气味相投、灵魂上走得最近的文友。他们的交往，起始于《包法利夫人》的出版，福楼拜将自己的新书题上”向桑夫人献上一个无名小卒的敬意“。乔治·桑立刻读了这部小说，并为之痴迷，从此开始了两人长达十年的亲密而又略显严肃的友谊，四百八十二封书信便是明证，这些书信（由法国Flammarions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文字充满了智慧和思想的火花，堪称是法国文学评论资料中最优美的、最讲究的段落。最新的研究表明，由于这种思想上的亲近和彼此频繁地交换看法，两人的世界观都受到了彼此的影响，尤其是对年轻的福楼拜（桑年长福楼拜十七岁），在他随后创作的不少作品中都能找到一些略异于前的思想痕迹——那是桑的痕迹。直到乔治·桑去世，这样的忘年笔谈才嘎然而止。1876年6月10日，乔治·桑在她的故乡诺昂落葬，福楼拜当场痛哭失声。在17日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说：”每个人都应该去好好了解她，就像我一样，她是天才，是伟人，又兼具女性的万般柔情。她是法兰西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是我们无与伦比的荣耀。“

    桑刚到巴黎就认识了巴尔扎克，那时的她还被称作是奥罗尔·杜德旺。二十多年后，在乔治·桑为自己写的传记《我的生活故事》里，她用无比幽默和充满才情的笔触，记述了和巴尔扎克多次友好的会面和愉快的旅行。共同的小说家身份、艺术沙龙里的常客，使得这两位独具个性的人有机会印证彼此的美学观点，虽然迥异，却互相补充。巴尔扎克甚至在给自己的梦中情人昂斯卡夫人的信中还提到，想请乔治·桑为他的《人间喜剧》写总序。不巧的是当时因为卧病，桑无法按时完成这一重托。在巴尔扎克过世后，乔治·桑为《人间喜剧》胡西奥出版社的版本（1853年）写下了题为《论巴尔扎克》的长序，终于了却一桩夙愿。

    乔治·桑与雨果的交往一开始并不密切。1840年左右，在古斯丁侯爵的一次沙龙聚会上，雨果与一位”个子瘦小，黑头发，大眼睛，鹰钩鼻“的女士邂逅，后来才知道那个”小个子黑头发“女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桑夫人“。他们的友谊真正开始，是雨果在根泽西岛流放期间。虽然隔着拉芒什海峡，乔治·桑在信中表达了对这位被驱逐的”法兰西伟人“的崇高敬意。并在报章杂志上发表支持雨果的宣言。同样，1859年，当乔治·桑的作品《他和她》发表后引来一片骂名之时，雨果也给予了桑公开并且坚定的支持。这种患难之中建立起来的友情里不仅含有彼此的敬意，也还有彼此的爱慕。随着他们文学艺术上相互理解逐渐加深，政见上越来越公开的互相支援，乔治·桑在雨果的心目中渐渐成了十九世纪的女性楷模。他曾在给桑的信中写道：”我发现我已经爱上了您，幸亏我已经老了。“他对他的儿子说：”拉马丁熬应是女人，老天却让他生为男身；好比桑夫人，本应是男人，却生为女身。”乔治·桑先于雨果离开人世，葬礼上，桑的儿子莫里斯选了雨果《行动与言语集》中美丽的诗句作为悼词。雨果赞道：“乔治·桑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她用尽女性十足的天赋，为人类留下了妇女真正的权利……桑夫人兼具巴尔贝斯的伟大心灵，巴尔扎克的伟大思想，拉马丁的伟大灵魂。”第二年，雨果还亲自担任民间自发的乔治·桑纪念像国际筹委会主席一职。

    当乔治·桑还是一个崇尚野性、向往自由的少女时，她的一生似乎就已经被预示了不平凡；而当她晚年以一个祖母的身份（人称“诺昂的好夫人”）隐居家乡安度晚年时，一切的不平凡就像她梦想中的那样发生过，随后在博大而深远的平静中又逃逸得无影无踪……女人——这个性别对于乔治·桑来说，在那个时代，曾给她带来太多非议，也像一个逃不掉的影子，反映在她一生浩瀚的创作里。她当时不得不面对的是一个女作家特殊的生存困境，却用她的才情和手中的笔获得了女性宝贵的人身自由，还有与男性在思想上的平起平坐。

    诚如法国当代历史学家米歇尔·贝洛所说，桑是她那个世纪的反叛者，也是现代法国人思想上的开拓者。她一生的作品既丰富，又厚重，其中体现出来的现代性还有待我们去重新发掘，她一生的传奇经历也足够让后人来好好地纪念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