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批评的一点感慨:
面对当代文学的状况发表批评意见，是近二十年来从事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喜欢干得事情，这不，近来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又有一群所谓的思想界学者，以不满的姿态对当代文学大加批评。先不说以发现的意义来讲，中国有思想界吗？他们在近几十年来为中国提供了什么样的可称为思想的思想，是像王阳明那样“致良知”了，还是像李顒那样“悔过自新”了呢？亦或像克哥凯郭尔那样说出了“存在主义”，像德里达等谈论了“延异”、“遮蔽”？就是谈论文学，他们又谈出了什么新鲜言辞？无非是自以为是的一味指责。问题是他们有什么资格对当代文学说三道四。
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并不自我辩护当代文学已经怎么了不起。但是，情况真得如有些学者所说，从事当代文学的人，都是不学无术、盲目自大之人么？也许的确有不少写作者是这样，就像近年来有些不修练而只是谈论文学写作是“生而知之”的事的人。但这种一杆子打倒全部写作者的说辞，本身就不是一个从事思想研究的学者所应为。更何况如果以自己是一个历史研究者，自己是一个哲学研究者，便要求从事文学写作的人也像自己一样，将历史或哲学搞得那么通透，成为专家，如此的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的。对于文学写作者来说，文学自有其专业上的主要要求，为什么这些不被谈论呢？
还有就是，一谈起中国当代文学，不少说法便搬出俄罗斯为例证，举出中国当代文学没有产生《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但为什么不说中国也没有产生像巴赫金这样的能写出对陀斯托耶夫斯基小说有独立深入见识的批评家呢？如果相比，从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不管成就再怎么不如人意，仍然出现了一大批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能够成为人们看待中国社会精神变化窗口的作品，但批评呢？谁真正写出了具有时代认识标志性质的批评文字？可以说没有。就是勉强算有，那些文字也不过是一些对已经出现的文学现象进行品评的体会性说辞。最多能算作做着吹鼓手的工作罢了。
何况，我看到很多谈论当代文学的人，并没有把诗歌算在他们的谈论中，只是把目光盯在小说上。好像在他们那里诗歌已被逐出文学了一样。离开了诗歌的存在，文学还能全称为文学么？或者当少数的人不得不谈到诗歌时，一般的说辞也只是用一个“看不懂”，或者“无聊”打发了事，然后再指责当代诗歌写作者故弄玄虚，搞诗歌象牙塔，不为广大读者写作。很多时候我不免纳闷，这些人都不想想，难道从事当代诗歌写作的人都是吃素的，他们真得是不管不顾自己从事的工作的意义吗？说话总是简单的。我一直觉得不少批评者是太轻率了。他们根本没有更加深入地思考问题。
而就以我所从事的诗歌写作而言，虽然从大的范围看，的确存在着写作者文学准备不足的情况，但是当代诗人中最好的那一部分人，仍然是对自己的写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的，这一思考不单包括了写作的目的，也当然地包括在一个具体的时代氛围中，对写作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的探究。也就是说：并不是从事诗歌写作的人没有想那些被很多批评者认为必须思考的写作与社会进程的总体关系。怎么会不思考呢？实际上在我看来，思考的还更多，因为在他们的思考中还包括了诗歌文体自身的历史发展，这其中既有社会意识方面的，也有审美层次方面的。
举一个例子吧：为什么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当代诗歌出现了对自身写作场域的性质的谈论，为什么“叙事性”、“个人写作”被当作问题提了出来，写作为什么从对英雄主义的昭示转向了对具体生活的描述，诗歌语言为什么不再把单纯的文雅作为修辞手段？这一切并非不是来自写作者的思考，它们恰恰是在对中国当代现实的具体情况，以及当代诗歌发展路向的考察后，当代诗人写作中的主动作为。而在这一主动作为的背后，起支撑作用的不是别的，正是一种来自于对文学的历史主义的，具有位置意识的认识。其中当然地包含当代诗人对中国社会、当代文化发展的思考。
但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些包含文学意识变化的写作情况的出现，很多从事批评的人并没有能够真正触及到其中所涵藏的意义。反而只是想当然地用自己对文学的简单认识去评价，说一些让人看了只能摇头，只能将之看作外行的话。以至于让我不得不感到，这些人对文学根本就没有感受力。要知道，谈论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不是别的，恰恰是文学感受力。而这一感受力并不仅仅是来自于逻辑性的思想认识，还有着对语言文字的审美性感悟。这一审美性感悟并非不经过长期的训练就可以获得。那种以为有了某种思想认识的能力就可以谈论文学的看法，本身就太简单，太无知了。
在我看来，那些一味简单地批评当代文学的人，虽然自诩是从事思想研究工作的专家，但自身思想方法的简单却让人看到了其中隐含的无知。对这样的思想界我们怎么可能信任？也许这样说我也犯了一杆子打别人的错误。那么换一个说法吧：中国思想界的确有一些人说话让人感到太轻率了。虽然文学是应该被别人批评的，但是文学也是应该不被别人胡乱批评的。在这一点上，并不可以因为自己搞历史研究、搞哲学研究，就具有了对文学发言的能力。而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思想界最成问题的是，其中的很多人平时并没有真正地潜下心来关注文学，却总是要像插一杠子似的对文学发言。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思想界的确应该学一学他们的外国同行，譬如萨义德，再譬如德里达，他们可是在对文学进行了深入研究以后，才写出了谈论康拉德，谈论卡夫卡，甚至谈论文学写作者的写作究竟意味着什么的文章，那些文章虽然有着当代学术思想写作特有的晦涩、难解的特点，但是我们仍然能在其中看到一个思想家对文学的思考，以及从中看到这些思考所具有的对问题的发现。在我看来，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不管他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学科，如果当他想对文学发言时，首先需要做到的是对文学的了解，这一了解必须是深入的，或者必须是谨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