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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 随笔散文
谁是当代诗歌“公敌”?(陈田)

[2007-3-17 18:48:42]


谁是当代诗歌“公敌”?


陈田(廖慧)

 

 


    人民可以有“公敌”,诗歌也可以有,因为诗歌最终要服务于人民的。人民需要抒情时,如果有首好诗在侧,他们就不会集体幽默地背诵“月儿明,月儿亮,月光照在酒瓶上”;如果恰有反映当代人民“情绪”的自由体好诗,他们也就不必老是重复“床前明月光”之类的古诗了。
    我在历史中找到了这样的“人民”——他们来自不同行业,有农夫、门客、小姐、歌伎、学子、隐士、贩夫走卒、达官显贵。在现实生活中,却没有哪个团体成天呼喊需要诗歌,像嗷嗷待哺的婴儿。我能找到的,只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但如果我冒昧地,问一个路人“需要诗歌吗”或“需要抒情吗”,答案会非常危险。
    那个准备抡起拳头,或者干脆淡漠走开的路人,我不能认为他是当代诗歌“公敌”;那个认为流行歌曲就是诗歌的街头少年,我不能谴责他的无知;甚至一直在从事文化艺术,却对诗歌抱有成见的人,我无法抱怨他的不解。我感到不平和忧虑,不是因为“人民”在远离诗歌,而是看到,苹果的腐烂,往往可能是从内部开始的。

                                                                            “马铃薯”的恶作剧

    很难向“人民”解释孙文波这样一个诗人。如果拿固有的诗人形象来套,你会非常失望。因为长相,他素有笨拙、朴素的名声,且写诗不爱“掸花子”,却有股子沉郁顿挫之气。他对生活的要求不高,惟一的“野心”就是把全部的精力都拿来与诗打交道。其实他在诗歌界已经非常著名(在国外研究中国当代诗歌的汉学界也有一点),有一帮子志同道合的“死党”,还经常在北大、人大等高等学府“登堂讲法”。但因为在当今社会,“诗歌界”就像“隐士界”一样,如果你内心没有一条朝向诗歌的秘密通道,就可能把他和像他一样“著名”的所有当代诗人全部忽略。
    最近,恭喜你,总算对他略有耳闻,并感到了愉快,这得感谢“马铃薯兄弟”。我知道孙文波也得“感谢”,他的知名度已经冲破“诗歌界”“文化界”,进入了更贴近人民的“娱乐界”。但我不知他该感谢谁:“马铃薯兄”还是“马铃薯弟”?!我们暂且假定,“马铃薯之兄”在《中国诗人》等杂志上,坐骨正经地采访北岛、芒克等前辈腿师,虽然匠气十足,但俨然表现出对当代诗歌的严肃思考时,“马铃薯之弟”却在偷偷地向大众媒体和娱乐界拜师学艺,迫不及待地要把寂寞的诗歌(或自己?)推销到大众的口袋里。
    去年底,就是这个看似患精神分裂症的“马铃薯”伙同他人,在网络的犄角旮旯里,整出了所谓“2006年度好诗庸诗排行榜”。可能令他们都没有想到的是,“好诗榜”并不轰动,反而“庸诗榜”头条的作者孙文波引起了轩然大波。费那么大力气,只炒出一个自己本欲蹋谑的对象,不知道“马铃薯”同胞郁不郁闷?
    这等好事落到自己身上,孙文波却并不会意。当他接到一家家媒体好奇的电话时,连锁反应是解释、解释不清、蹙眉、挂机。媒体使用“乾坤大挪移心法”,于是新闻纸上的另一个孙文波“对排行榜恼羞成怒”。意想不到的生活戏剧,让孙文波自己都觉得好笑,他习惯性地抠着他的大脑袋,自嘲道:“我都变成娱乐明星了。”稍停,又不免认真地自言自语:“2006年产生那么多诗歌,连中学生都在写诗,我那首诗真的就是最平庸?笑话!”

                                                                            “梨花”自杀与造诗机复活

     孙文波并不值得大家过分担心。浸淫诗歌数十年,早已根深叶茂。不说定力,就是习惯,也保证了他不会受外力影响。更何况经历“庸诗榜”的好事,他这个“笨人”可以在面对媒体时老练起来。该被大家担心的,恰是一些自以为很营养或很美丽的蔬菜瓜果花卉什么的——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他们毕竟已开始腐烂变味了。
    诗歌边缘化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记得,八十年代但凡有为青年都号称要写几句诗的,但发展经济的大旗一挥,有为青年们又义无反顾地经商下海谋事业去了。蹊跷的是,21世纪网络的兴盛带来了诗歌的再度“繁荣”(“繁荣”加引号,是因为它仍然仅限于网络和圈子,并未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公然占据文化主流地位)。于是,在所谓诗歌界,英雄与小丑并存、“圣徒”与“弄权者”共舞的“辉煌”时代就来临了。
    中国的诗人群体一直很复杂:既有忠实的诗歌祭司,为母语的伟大尊严潜心工作着;也有自以为与缪斯谈着恋爱的不幸者,在诗坛上磨唧着、闹腾着。中国人现在“离婚率”很高,原因五花八门,但夫妻双方“道不同不相与盟”的很多。抱怨诗歌不能给自己带来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人,就是那些误嫁缪斯的怨夫怨妇。我倒是劝他们改行,“离婚”后还有嫁入“豪门”的机会,不要被虚幻的“繁荣”搞得神魂颠倒。
    我们来看看这些表演:去年的“梨花教”事件,着实让“人民”恶心了诗歌一把——诗歌就是口水话,就是肤浅的隔靴搔痒?既然“诗歌”已如此衰颓疲软,有人提出用“造诗机”(一种输入关键词就可自动“写诗”的游戏程序)取代诗人。这很好,说明真正的商业文明总算开始了——鸽子笼早已取代了四合院,批量生产取代了手工作坊,塑料花代替真花,装饰品代替艺术,唱片代替音乐会……还有什么是不能代替的底线?当“人”都可以被“程序”代替,人类为什么不退出历史的舞台,将地球留给不需要耗费氧气的机器人?!
    紧接着,一个油头粉面的诗歌浪子适时地跳出来,宣称“诗歌死了!”“文学死了!”我们都以为他伤心欲绝,等于在宣布自己死了,可是才过两天,他又宣布诗歌文学“复活”了,而且伟大的“文艺复兴”已经来临!我不得不揣测,他死去的那两天幽灵附体,复活后无法与时空对接,于是变成了胡言乱语的精神病。

                                                                                 “敌人”在哪里?

     有时,我把诗歌被扭曲变味归结为媒体的变态包装。某诗人赋闲在家,靠写专栏也有不菲的稿酬,可为了戏剧的需要,有媒体把他形容成“惟一靠老婆养活的专业诗人”;最近草堂举行的诗会上,诗歌界几大高手云集,本是件颇有雅趣的事,可是媒体报道出来,却成了一个所谓“诗王”的擂台赛,一张白条上的十万元人民币,成了喜剧与娱乐的噱头。
    可是,一味谴责媒体,是公平的吗?“梨花教”被戏谑,与赵丽华的急功近利有无干系呢?诗写成那样,就像一个没有天分的文学爱好者,本没有值得责备的地方,可是怎么能当一家专业诗歌刊物的主编,又怎么可以成为鲁迅文学奖的预审评委呢?!
    还有那个喜欢宣布“死去活来”的家伙,和喜欢排行榜的马铃薯同胞,他们真的秀逗了吗?一个做书的生意顺便复活了,一个得到了莫名其妙的什么奖项——他们都“成功”地利用了诗歌,虽然“驴打滚”的姿势不怎么好看,但总算又聪明地在名利粪堆中捞了一把。
    最受伤的,还是那些不好意思撕破脸皮出一回丑的本真诗人们,还有诗歌——它的公众形象本是大家的共同财富,当一些“败家子”拆了门板去换钱的时候,冷风夹杂凉话一股脑涌进来。唇亡齿寒,不由你脊背上不起鸡皮疙瘩,打几个冷颤。
    可以想见,今后诗人们只好各自珍重,徘徊星光下,别忘穿上棉衣。同时,记得像个特工,不是同道切勿透露自己的“诗人”身份。不要像我一样,双眼喷着怒火,在大街小巷四处寻找当代诗歌“公敌”——他们并不具体存在,因此我的举动必然显得盲目、滑稽。
    但请相信,即使我抓到的是一堆空气,也要勒令它们写下“‘公敌’宣言”——好歹有了“敌人”,我们就可以“开战”了。
陈田 发表于:2007-3-16 16: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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