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苑艺术馆

　　我在漂泊中度过大半生，一直过着无家无国的日子，大概是早年外出写生染上了流浪癖好，恨不得每个晚上换个新地方睡觉，无论旅程多么艰辛，只要感受到陌生一切都兴奋无比。恩师宁宗一先生叫我“吉普赛人”，前妻则认为我是个不可救药的波希米亚人。我最憎恨的法律就是“流浪罪”，正如中国以往惩罚盲流的收容制度，它不仅使我吃尽了苦头，也是令我耿耿于怀的非人道条例，甚至认为它扼杀了整个民族的野性活力，驯化了一群平庸而萎缩的国民性格。然而，我却向往着一种艺术乌托邦的精神家园，它云集了形形色色的哲学家、诗人、艺术家，哪怕是一座思想与艺术的疯人院。或许一生过于飘荡，潜在地渴望一个满足自己思考和创作的地方。

得知京郊有个上苑艺术馆，可以为艺术家和诗人提供无偿的住所和工作室，心中既惊喜而又生疑，天下毕竟没有免费的午餐，何况我们处于一个极度商业化时代。但是，我还是向上苑艺术馆提出申请，没有想到我竟然被“录取”了，成了上苑艺术馆一员。由于生计需要奔波的关系，我还不可能常驻艺术馆，但几次入驻使我对它产生了特殊感情，一些人、一些事使我感动不已。上苑艺术馆还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它已陆续吸引了几批艺术家和诗人，开启了中国艺术乌托邦的处女地，其中凝聚了程小蓓女士与刘丽安女士的心血。

程小蓓给最深的印象是乐观而热情、精干而果敢。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她可能有过“上山下乡”的非常经历，这使她保持着惊人毅力与充沛精力，还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这都是她那代人身上最宝贵的特殊品质。正是青春的理想使她对诗歌文学注入生命热情，以致她的人生也富有诗化色彩，丈夫是著名诗人孙文波先生。因为上苑艺术馆使我开始对中国诗人这一特殊的精神群体产生了浓厚兴趣，仿佛他们是被人遗忘的群族，成为时代的苦行僧；中国诗人的自杀率可能高过任何一个文化群体，根源在于社会过度的物欲化，使诗人丧失了精神与物质的栖居地。程小蓓等人最初集资组建上苑艺术馆，目的就是为诗人们提供一个精神据点。可是，它的实施过程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没有坚持的恒心，上苑艺术馆不可能有今天的成色。与此同时，上苑艺术馆的艰难，从侧面又反映出中国文化生态的危机，如诗人近乎面临灭绝的境地，他们的激情的空耗、精神的孤寂、物质的贫困、生存的艰难，甚至遭受四周的冷眼，一切都表明整个时代的悲哀。一个没有诗意的时代，它必定是缺乏想象与激情、信仰与希望的时代。兴许，我们这个民族处于物欲极度膨胀阶段，还感受不到诗意与信仰的饥渴。

来到上苑艺术馆的第一天，我被艺术馆赞助人刘丽安女士的一举一动所感动，她身上有着罕见的高贵品质。在我印象里，我们这片土地上只能产生傲慢的官吏、狂妄的暴发户、虚伪的文化人和势利的小市侩，无法造就博爱而高贵之人；刘丽安的里外可能跟她的身世与经历、视野与信仰密切相关。可以说：我们是一个没有贵族的国度。尽管我对刘丽安女士了解甚少，仅知她捐资设立了“刘丽安诗歌奖”，并长期资助一些中国艺术家和诗人。虽是一面之交，可她身上的那种平和态度使我觉察到一股内在的高贵气质，犹如旧时贵族的大家风度。我们驻馆艺术家均从刘丽安手中接过一个礼物，除了一笔赠款之外，还有一台小收音机，上面的电子日历时钟都调得准准确确，还贴有每个人名字的标签，如此细微周到的一点一滴，令我非常感动，从而也感到刘丽安女士那颗平和而高贵的心灵。

刘丽安女士在致辞说，她愿意成为中国“第四桥梁”的期盼者：“第一座桥”指150年前，沿海一带中国人为了生计飘洋到旧金山修建铁路，他们的生活与命运代表了一代华工的血汗史；“第二座桥”是沿海一带的华侨到旧金山去淘金，他们是开餐馆、洗衣店的生意人；“第三座桥”像胡适、钱忠礼、梁启超、杨振宁等这些学者；“第四座桥”应当则是中国艺术家、诗人、作曲家、画家、编舞家、建筑设计家，最后这座“桥梁”还处于铺垫与建造之中。刘丽安女士正是抱着这种期盼的美好愿望，不惜余力赞助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可见她对民族的信心以及奉献。从刘丽安和程小蓓两位女士身上，我看到了理想与信仰赋予人的恒久力量，更使人那么高贵而美丽。

跟驻馆艺术家交往不算多，他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艺术家和诗人。在如此一个浮躁而充满诱惑的时代，它对程小蓓以及每个驻馆艺术家都意味着一种艰巨考验，但愿上苑艺术馆成为一个艺术乌托邦的永久之地，赋予人们更多的理想与激情，成为中国未来“第四桥梁”的驿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