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道德剧的罪人

　　我每分钟一摸就在肉里感到创痛，我抑制着它，并不求上帝转移它，因为他为什么应当把它从我身上移开，如果他不把它从别人身上移开的话？

　　（米沃什，1977）

　　米沃什出身的背景，在某些方面和那位俄裔英国人的以赛亚·伯林有些相似，他们的年龄也只相差几岁。同为豪门贵族，与当地普通人有着相当的距离；同样不十分在意自己祖先的传统，而是向往着方兴未艾的国际社会、国际文化——柏林的父亲是一位同化了的犹太商人，对于犹太经典一窍不通；米沃什出生后最初几年是在俄国度过的，他的父亲在那里当一名机械工程师。除了这些清晰的方面，两人背景中那些晦涩的方面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柏林的家庭是说德语的俄国人，而米沃什的家庭则是说波兰语的立陶宛人，这种情况多少像一面墙壁被刷了两次油漆。因为民族因素带来的不公正，在两位少年的心里，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如果有一本关于流亡作家的书，其中将柏林和米沃什列在一道，那是不足为怪的，但事实上，同样走上了流亡之路的人们，其道路千差万别。少年柏林颠沛流离，尝尽人间辛酸，但是很快则安定了下来，1921年他随家人到了英国，接着读牛津、当外交官、著书立说，进入上层社会，可谓风光；而米沃什则在年轮所赋予的玫瑰色梦幻中多滞留了一些时间，因而他要为此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柏林曾经用一句话形容自己——“我总是生活在表层”，那么米沃什完全可以担当相反的那句话——“我总是生活在里层”，尽管从个人气质上来说，他们同属于“低调处世者”。

　　日常生活总是有超出历史家的书写之外的那些成分。米沃什后来在描写他在那里完成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的维尔诺，是一个“从童话中长出来的城市”。深藏在林木葱郁的山谷中，远处是众多的森林、湖泊、溪流，耸向天空的众多的教堂塔尖之间遥相呼应，它们金黄的颜色与四周的松树白中带黑的色调形成鲜明对比。当然，城市的郊外还有许多美妙的地方，尤其是不同季节的湖面，成了米沃什和他的诗歌朋友们经常光顾的场所。这些给自己的杂志和团体命名为“灾祸派”的年轻人，并不像是以一种可怕的直觉，预言了即将到来的可怕的巨大灾祸；他们更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迷恋者、追随者，一心想写出骇人听闻的句子，受到世人承认和瞩目。不应忽视的是，受现代主义迷惑本身是有条件的，即感到了与环境之间不可调和的差异。对这些维尔诺上层青年来说，则是与仍在处于挣扎之中的种种传统习俗、观念之间的冲突。

　　这位法律系学生不务正业的投入和付出得到了回报。1931年，他开始在报纸杂志上正式发表诗作，1933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1934年大学毕业之后，他拿了奖学金赴法国留学，1936年回国任职波兰电台文学部， 同年出版第二部诗集《三个冬天》，一个不错的前程似乎正在这位年轻人面前审慎地展开。然而，很快这一切变得烟消云散。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及澳大利亚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实际上，稍早几天，8月23日德国和苏联签订了秘密的“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于其中两国就瓜分波兰达成了协议。立陶宛被算到苏联统治辖内。苏联红军立即开到了维尔诺。而当德国单方面向波兰下手之后，9月17日苏联从东部入侵波兰，至10月中旬，波兰军队已经没有还手的余地。1940年米沃什短期回了一趟维尔诺，他发现苏军统治下的维尔诺已经面目全非，他只有匆匆逃离。他后来形容自己在维尔诺苦苦经营的那个先锋诗歌小圈子，“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了。”

　　离开维尔诺之后，米沃什通过了四道封锁线，艰难地回到华沙，参加了地下抵抗组织。由于他原先的左派背景，在整个抵抗运动期间，米沃什是和左派分子的抵抗运动在一起，他编辑了一本抵抗诗文集《不可征服的歌》，并自己写一些带有左派倾向的抵抗诗篇。但与此同时，波兰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的抵抗组织，是由在伦敦的流亡政府所指挥的“国家军”。这个39年波兰被入侵不久之后先是流亡巴黎、然后流亡英国的旧政府，在相当部分波兰人当中很有号召力。对很多人来说，所谓忠诚于国家，便是忠诚于这个流亡政府。1944年夏天，当苏联红军把希特勒的部队赶出境内，来到易北河对岸时，这个流亡政府有些沉不住气了。他们希望在华沙城内迎接苏联人的，是一个已经有效运作的波兰政府，因此在这之前，应当从德国人手中夺回华沙。1944年8月1日，集聚了好几年的这支抵抗力量在华沙犹太人居住区发动起义，但很快遭到德军的顽强抵抗。希特勒很快从别处调来了军队，决意夷平华沙，杀一儆百。一部叫做《华沙起义》的纪录片，拍摄者为当时起义队伍中的战士（几乎未能幸存），其中有清晰拍摄到的隶属苏联红军的华沙某部队在易北河对岸河边洗澡的镜头。但是苏联人却没有伸出援手来帮助波兰人。因为他们深知现在正在抵抗德军的这支部队这些人，是他们进城之后最不易对付的。在《被禁锢的头脑》一书中，米沃什将此比喻为“一个苍蝇面对两个巨人的搏斗。” 其结果只能是，一个苍蝇不能反抗两个巨人，只有先后两次被不同的巨人所吞噬。整整63天，华沙城火光冲天，死者达20万，而德军损失不到2000人。眼前悲惨的情景使得人们不得不再次仰天哀告：“到底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忠诚？” 不久之后米沃什和朋友在废墟上行走，他看见一块小木板上用红色（不能确定是血还是油漆）写道：“利欧特纳·兹别斯塞克的受难之路”，他陷入了沉思：谁是利欧特纳·兹别斯塞克？在仍然活着的人们中间，有谁知道他最后所受的罪？“从一个被毁弃的大地抛向天空的一声叫喊。……”由民族分裂带来人的内心的分裂，精神上的分裂，更是灾难深重和无法衡量的。记住米沃什的这句话：“如果说那些发展得较为和谐的国家里的人们觉得波兰文学难以理解，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体验过国家的分裂”。

　　米沃什不在起义现场。但是这场起义同样把他变成一个幸存者。在这之前，他已经有好朋友不断地死去，在战场上，在牢房里。在某种意义上，处于一个幸存者的位置上，就是处于一个被拷打的位置上。别人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在周围的亡灵余温尚存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个无谓的问题。当死神人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带走的时候，也给其余人留下了巨大的空白——死者为什么而死？而活者凭什么活下去？显然，幸存者并不直接等于正义的主持人，那么留给他的责任是什么？是否要见证那些离去的人们，他们曾经和你我一样活过？米沃什在战争阶段写的的诗，充满了种种重重疑虑、困惑，垂死者的孤独、与亡灵相处的经验、真实的界限以及灰烬、拯救这样一些主题。某些主题甚至贯穿了他一生的写作。在一首叫做《彼岸》的诗中，诗人先是引用了伊曼纽尔·斯威登堡关于地狱的一段话，其中谈到有些温和的地狱如同大街小巷，如同农人的茅屋。诗的开始设想一位年轻人在抓住窗帘的丝绒这最后一件大地上的物件之后，“滑向地板”，他没有想到所有人经历的，自己终究也逃不掉：“然后，我踩进轮辙，/在铺得很差的路上。小木屋，荒野上残缺的分租房屋。/用铁丝网围起来种马铃薯的小块土地。/他们玩仿佛牌，我闻到仿佛卷心菜，/有仿佛伏特加，仿佛污垢，仿佛时间。”这里的“仿佛”(as if)，浸透了巨大的悲哀：即使是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之后，这些人们所过的仍然是依旧原来一样的日常生活：仿佛是玩牌，仿佛闻到卷心菜，仿佛有伏特加、仿佛拥有污垢与时间。他们是一些多么不甘心的人啊。

　　这首名为《咖啡馆》非常著名的诗，写于1944年。诗中出现的时间是冬天的下午，那是起义之后第一个冬天，诗人在咖啡馆桌子面前想起了他们。“只有我劫后余生，/活过咖啡馆里那张桌子，/那儿，冬天中午，一院子的霜闪耀在窗玻璃上。/我可以走进那儿，假如我愿意，/而在凄冷的空中敲着我的手指，/召集幽灵。”在一个布满屈死的亡灵的城市里，传统上被认为是“通灵者”的诗人，成了亡灵的搜集者。他为发现自己与亡灵之间巨大的不对称感到心烦意乱：……我可能仍在遥远北方的森林中砍树，/我可能在讲台上说话或拍电影，/使用他们闻所未闻的技术。/我可能学尝海岛水果的味道，/或者穿着这世纪后半叶的盛装照相。/但是他们永远像某些巨大百科全书中，/穿着礼服大衣和胸前有花边皱摺花纹的半身像。”诗的结尾，在一种反讽的情景中，亡灵们终于扳回了局面，“转败为胜”：因为他们拥有一件为别人不了解的知识——如何死于同类的手中：“有时当晚霞漆染贫穷街上的屋顶，/而我凝视着天空，我在白云中看见/一张桌子晃动。侍者带着盘子急转，/而他们望着我，暴出笑声，/因为我仍然不知道在人手中死去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知道，他们知道得很呢。”(杜国清译) 顺便地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战争诗之所以很少流传下来，原因之一在于缺乏对于死者平等的眼光，在把牺牲者提升为“英雄”、“烈士”之后，他们也就没有了人类生命的体温，不存在作为普通人对于生命的热切渴望。

　　生与死把天空切割成不同的部分，一半是光明、一半是黑暗；也把大地分裂成不同的部分，一半是实体、一半是阴影。站在生与死的界限上，诗人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交给这个世界，而另一部分交给隐匿在世界背后的那些动向、那些影子、那些脚步，认为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具有与这个世界同等的价值，倾听它们在风中摇响或沉默。读米沃什的诗歌，就像看一出出黑白的无声影片，一方面有着关于事物的有力轮廓，鲜明而生动，就像我们上面所举的两首诗，其中的场景栩栩如生；但是另一方面，这些物体的声音仿佛被一头不知名的怪物吞吃掉了，它们都处于某种湮没无闻的状态，嘴巴上仿佛被贴上了封条。这也许成为阅读米沃什诗歌的一个障碍，因为仿佛有一股来自地心的引力，要把这些句子要带到地面之下，而不是放在嘴里甜甜地咀嚼，或者像翎毛插在头上加以炫耀。“岛屿是沉睡的动物，/在湖的巢穴里，/它们躺下来，呜呜直叫；/它们头上是一片乌云。”（《最后的声音》绿原译，下同）“在白色正午在残砖断壁中间，让蛇/在款冬的叶子上取暖吧，让它沉默地围着无用的金器转着发光的圆圈吧。/我不想回去。我要知道在拒绝了/青春和春天之后，在拒绝了/那些在狂热的夜晚/情欲从中流出的红唇之后/还有什么剩下来。”（《别了》）越到后来，这种带有波兰文化中特有的阴郁氛围的场景，越来越具有一种危机四伏的性质，仿佛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一点什么，某种临时的平衡就要打破：“睡眠：岩石和海角将躺在你体内。/荒芜的地带有不动的动物军事会议，/爬虫的大会堂，泡沫四溅的白茫茫一片。睡在你的上衣上吧，你的马在啃草/一只苍鹰在测量一座悬崖。”（《这是冬天》）

　　你会发现，所有这些景象通向一条草木不生的绝路。如果说一个诗人是有所承担的话，那么承担死者给人们留下的巨大的空白，承担巨大的灾难之后精神上空虚绝望，这是一种为那些高唱“道义、良知”者永远不明白的。高调论者们他们口口声声谈论“诚实”，但恰恰将对自身的诚实排除在外，有关自身的黑暗和软弱，并不出现在他们的词典当中。他们的“良知”是用来检查别人内心的，是对于别人良心的检察官，而并不是来感知自身，并通过感知自身的疼痛和尴尬，从而能够感受和体验他人。“但我身上除了恐惧一无所有/除了黑浪一无所有/我是刮在黑暗中又消失了的，/我是去了不再回来的风，/是世界的黑草地上马利筋的花粉。”（《她》）“我们是一个掠过一长串屋子的回音。”《茵陈星》）“没有影子的东西，没有力量活下去。”（《信念》）一再触及那些不发出声响来的事物，去推开无人问津的柴扉，米沃什走的是一条寂寞的羊肠小道。

　　但这只是米沃什所遭之罪的上半阙。他真正的苦难还在后头。

　　必须把米沃什1951年的离任出走和比如昆德拉以及苏联诗人布洛茨基区别开来。后两者都是因为作品在国内惹了祸，遭到禁止，基本生活都遇到了困难。布洛茨基因为写诗，甚至以“寄生虫罪”被判劳教三年。结果是最后一次迈出牢房的大门，便被塞进一架其本人方向不明的飞机，目的地是巴黎，从此流落西方。米沃什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他的作品和他本人都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并且他身为国家官员而非平民。其时关于斯大林以及苏联集中营的罪行还没有揭露；战后由全民投票和立法议会选举的“人民波兰”刚刚诞生不久。

　　需要引进另外一个维度作为参照。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作家托曼斯·曼恰好旅居瑞士。对于从祖国传来的消息，他越来越感到怒不可遏。纳粹宣传机器中宣称的所谓“新的德国”，所谓“民族革命”，对于这位自认为是从路德和歌德传统中生长出来、无限热爱德国文化传统的作家来说，是无比的粗野和公然挑衅。而且居然许多知识分子都跟着起哄，曼称他们在报纸上的作为是“精神杂耍”。不久前成立的“帝国作家联盟”要求曼公开效忠在“国家权威”精神下的文学。他的一位老朋友恩斯特·伯特兰姆最终把曼惹恼了是因为他竟然把席勒说成一个“一个陶立克式德国－腓特烈男人”，这使得曼断绝了与他的来往。1933年到1936年，这期间离战争、集中营、大屠杀还有好几个年头，这位德国大文豪、贵族礼仪的典范，被称之为“最孤芳自赏的欧洲精英的王冠上的钻石”，在私人书信中，用了全部“酒吧斗殴式语言”：“白痴”、“流氓”、“令人厌恶的小丑”、“悲惨的可怜人”、“邪恶的闹剧”、“奴隶的劣根性”、“精神上的阉割”等等。1946年才出身的波兰年轻历史学家米奇尼克1986年在雅鲁泽尔斯基当局的狱中，阅读了这批后来才发表的信件，苦苦思索这位文明的杰出代表，为什么“在言词上失去了控制”？米奇尼克的结论是——因为所有这些做法背后的“野蛮和荒芜”。“多么不可思议的粗野”！对于人类文明的侵犯！把人的头脑削弱成宣传机器的一个容器的做法，没有比这更加粗野了。

　　如果不能深入一个作家对于精神自由、创作自由的要求，单单从一般的道德立场甚至国家的立场，米沃什的做法迄今仍然会有极大的争议。相反，在一些完全不存在争议的地方，也很可能存在某种误区。逃离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有什么过错？这样的辩护其实同样太意识形态了。许多事情、行为表面上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所持理据不一样，实际上就不能混为一谈。对于诗人米沃什来说，他直接面对的可能不是制度、国家、民族身份等等，他感到关系最密切的是，头脑和想象力如何自由地展开、他自己的写作如何延续，如何保证自己新的作品保证在一定的水准之内。不难想象，从那样一种先锋写作的圈子出来，他太知道什么是写作的尺度。

　　然后你就来理解他的这样一些行为：不幸流落巴黎街头之后，他生计无着，他后来说这一阶段对他来说，甚至比战争时期更加困难，没有工作，还要养活一个家庭，然而他是唯一一个不给自由欧洲电台写稿的流亡作家！当然他给流亡杂志《文化》写稿，稿费不高但他心甘情愿。在写了几部有关现行社会制度的作品（《对权力的攫取》、《被禁锢的头脑》）之后，他立即罢手，觉得自己没有向西方世界介绍他曾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制度的义务。在巴黎他将冷门的法国女哲学家薇依的作品翻译成波兰文在流亡出版社出版，他愿意对于“波兰异端的宗教思想”做出贡献；同时他还翻译了雷蒙·阿隆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但并没有像对待薇依的著作那样，署上自己的名字和写一个导言。1960年他到了美国，很快在伯克利大学斯拉夫语系取得教职直至终身，他感谢美国使得他的生活有了保障，感谢只有在美国他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在法国便不会，但是他把自己归做“极端的反西方分子”，为自己“生活在西方这么多年没有蜕变”（见米奇尼克访谈米沃什《人在清晨需早起》）感到十分自豪。在一篇文章里，他甚至把两种制度相提并论，认为处于随时失业的恐惧之中和处于随时被监禁的恐惧之中，并没有孰好孰坏的问题。当然，不能不提的是，对于70年代之后波兰兴起的民间独立社会运动，他也并没有公开表示过热情或者兴趣，他不和这些持异议者有什么具体的联系；刚才涉及的那位米奇尼克曾经提到比如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因利希·伯尔，包括后来获得诺奖的小说家君特·格拉斯，都曾经公开署名呼吁支持波兰工人运动，给了他们极大的鼓舞，而这个名单上却从来没有出现在大名鼎鼎的本国同胞米沃什！哦，对了，当他的热情读者米奇尼克1985年在牢里，由美国某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米奇尼克的文集《狱中书简》，已经获得诺奖的米沃什为此写过一个序言。但那篇文章如此糟糕如此不得要领，使得我无法将它翻译出来，这篇不长的文章实在不如米奇尼克这本文集中的任何一篇。按照我们这里的某些人的观点，你可以把他称之为“波兰的昆德拉”。

　　但至少米沃什是承担所有这一切的！！他知道自己的弱点，知道自己全部的脆弱、彷徨、迷茫和缺少勇气。他从来没有用任何借口予以推卸。他甚至承担了自己不应该承担的！在离任出走这件事上，他的处理方式仿佛那是一件私事，然后你可以在他的诗作和文章中无数遍地读到有关自身的罪责、罪孽，羞耻等等。“至于我的罪孽深重，有一桩我记得最清楚：/一天沿着小溪，走在林间的小路上，/我向盘在草丛里的一条水蛇推下了一块大石头。”《路过笛卡儿大街》绿原译）。据译者注释，按立陶宛的民俗学，“水蛇”是神物；而对于屡遭侵犯的波兰人来说，没有比“忠诚”更重要更敏感的了，这个神物则应该是是“忠诚”。当然，对所有这些东西不可以做一种“窄化”的理解，不可以将诗中的有关表达和某件现实的事务直接挂钩；如果是那样，便是缩小了米沃什精神上的宽度、那种对于其他生命一视同仁的巨大包容力量，就像本篇文章开头所引的那句话中所表达的：某种创痛存在于他的体内，也存在于其他人的体内。在这个意义上，米沃什在诗中通过“我”而表达的对于“罪”的感知，是在向所有人开放对于自身罪的认识，是替别人感知和承担他们的罪恶，其效果能够唤醒我们对于自身人性种种弱点的感知和承担。在我看来，没有比“知恶”尤其是知道自身的恶，体现更多“良知”和“良善”了。 “/我想我会完成我的生命，只当我促使自己提出公开的自白书，/揭示我自己和我这时代的羞耻"（《使命》杜国清译）而在一首致印度诗人雷杰·饶的诗中，他是这样向友人敞开心扉：“雷杰，要是我知道/那病的原因就好了。/多年来我无法接受/我在的地方。/我觉得我应该在别的地方。/……雷杰，这并没治愈/我的罪过和羞耻。/不能成为我应该成为的/一种羞耻。……假如我有病，这毫不证明/人类是健康的动物”。（《致雷杰·饶》杜国清译）很多人提到他一直使用母语写作，这被认为是一种忠诚的表现，依我看，与其说是显示“忠诚”，不如运用母语，诗人进行着他那无望的救赎。“忠实的母语啊/我一直在侍奉你。/每天晚上。我总是在你面前摆下你各种颜色的小碗……我懂得，这指的是我的教育：个性的荣誉被剥夺了/命运铺开一面红地毯/在一出道德剧的罪人面前”。（《我忠实的母语》绿原译）

　　我的一个在波兰生活多年的朋友说不喜欢米沃什的“自恋”。但是与一般自恋的人更多地迷恋自己的优点不同，米沃什似乎是有点过分迷恋自己的缺点，而把自己的优点故意省去似的。这本《米沃什词典》中有关他自己的部分，提供了这样一种形象——“我一生的故事是我所知道最惊人的生命故事之一。的确，它缺乏一个道德故事的清晰性。”在他1984年为自己所选的诗篇《被拆散的笔记本》中也基本上如此。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米沃什，这个米沃什我们不甚熟悉。波兰最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米奇尼克，在谈到波兰民主传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有四位，他把米沃什放在了第一位。这个学历史出身的米奇尼克可以随口引用米沃什的诗句，迄今我还没有找到他在牢房里写作所引用的这两段米沃什的出处 —— “一切都不在人们的掌握之中，但是每一件事情又都取决于你。” “雪崩的形成，有赖于滚落的石子翻个身。”米奇尼克本人接着写道：“于是你想成为那颗让雪崩形成的石子”。在一篇文章中，米奇尼克中将民主形容为是“灰色的”，因为它是“罪人、圣徒和猴子把戏的大杂烩。”而在表述什么是“灰色“时，米奇尼克说，那是在“激进的红色和黑色的压力之下，所丧失的那些东西。”米沃什就是这么一个被红与黑所无法吸收、被它们所要一笔勾销的那样一个灰色人物。几乎很难再寻找出一个比他更典型的灰色人物了。也许，与此相比肩的就是那位以“消极自由”著称的以赛亚·柏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