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名为“偶然相遇”的成都-马赛当代艺术邀请展在四川大学美术馆开幕，来自法国马赛和中国成都的27位艺术家参加了此次展览。从前，成都艺术家多以“出川”的方式与外界交流，现在，外省乃至外国艺术家及其作品“入川”的展览越来越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它将给本土艺术带来什么？带着这些问题，笔者采访了此次展览的策展人，法籍华裔艺术家葛峰。

　　“偶然相遇”的展览

　　问：为什么会想到做这样一个跨国界的交流展，它是如何“诞生”的？

　　葛峰：我在欧洲经常旅行，看到中国艺术家的展览。（这些展览）从2002年开始多起来，到2006年就很多了，都是同一批艺术家，行为艺术、一些装置、还有几位画家，作品非常好。但总是同一批人，法国艺术家们认为中国艺术家都这么画画，这次我就带一批法国艺术家来中国看一下。这些法国人都是我很好的朋友，不能真正地看完，看一些小的片段也可以。除了展览，我们还要和当地艺术家交流、走访艺术家工作室。

　　我是画画的，不是策展人，这个展览就是这么偶然促成的，展览前，我没有成都这边参展艺术家的名单，更没见过他们的作品。参展艺术家们，何工了解一半，我了解一半，领到一起，（展览）就办起来了。专业的策展人不可能这样。

　　法国人不会有沉重的思维

　　问：艺术是国际化的语言。画放到一起了，您觉得法国艺术家和我们这边的艺术家的作品有何异同？

　　葛峰：粗看好像差不多，细看还是很不同的。创作的趣味性，法国艺术家更浓一点，国内艺术家叙述性更强。这只是我的个人感觉。定居在马赛的这些艺术家，原来的国籍都不一样。马赛的环境自由怡人，创作没有任何束缚。法国人的作品也有叙述，但很灵活，加入的因素更多，（我认为）法国有全世界最强的理论体系，法国人的天性使他们不会有沉重的思维，艺术家作品也是轻灵的，一般都在“玩儿”。初到法国的时候，我问当地一个艺术家，德国表现主义对他的影响，他说他知道（表现主义绘画），可能有些影响，但他不在乎。（前不久）我带着这些法国艺术家去上海莫干山艺术区（参观），那里的画家技术上都没问题，但法国人问我（他们）怎么画得那么像几个人的画，我说我们再往下看，进入画家工作室，会有另外的东西。

　　艺术市场与艺术教育

　　问：您觉得艺术创作的趋同是艺术教育造成的吗？

　　葛峰：与受教育有很大关系，也与跟随市场有很大关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的艺术教育就取消了基础课，以意识思维训练为主。素描、色彩、人像……即使有也是短暂的。我有时看到他们技巧不够造成的吃力程度，会（对这种艺术教育）产生疑惑。但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下来完成的作品来看，他们把技巧抛掉，以个人意识为主，画得非常棒。

　　问：您觉得近来外国艺术家进入中国办展览和金融危机有没有关系？

　　葛峰：国外艺术家进来是一件好事情，会带来一些新鲜的思维意识，便于开阔眼界。市场是公平的，不存在谁抢谁的份额。中国艺术市场很大部分都是外国人的资本。在金融危机前，来中国就是这批法国艺术家的梦。他们其实受中国文化影响很大，在博物馆里看过中国名画原作，阅读过中国名著译本。如果有机会，他们会马上过来，和金融危机没有关系。

　　出国遭遇“绘画死亡论”

　　问：您在国内学画，学的是国画和写实油画，出国后继续学习，画面变化很大？

　　葛峰：刚到法国的时候，那里正在流行“绘画死亡论”，搞写实做什么，拍张照片就完事了。以前自己绘画时缺少自由度。（在法国）第一年没画画，做影像、装置。等我再碰绘画时，对空间的理解产生了变化。我有一个系列是画手，在国外语言不通，经常用手势比划。而很多手势是国际通用的，比如表示“好”和“不好”，儿童游戏里的“剪刀、石头、布”，用手模拟“望远镜”，几乎在每个国家都有。我加用国画里的“积墨法”来呈现，在（手的）不同部位积墨，看似轻飘，其实很沉重。这个系列构图很满，都是大幅油画，给人紧张和压力感。第二个是快感系列，画我女朋友的维尼熊，我不打草稿，画得很“暴力”，全是用板刷在画布上摔出颜色。第三个系列是风景，画面上只有天和地，中间没有任何东西，其中一张是震后第三天画的，是用红色和黑色“打”出来的。这种绘画方式使我画室的墙上全是颜色（笑）。

　　问：您不去想为什么这么画吗？

　　葛峰：画的时候不想，过后会想为什么我这么画？比如那个快感系列，它可能和童年有关，维尼熊代表一个时代人的童年。从前在国内我可能会事先想好这幅画是什么结果，绘画过程是抄袭头脑中的影像。现在画画是“相遇的乐趣”，身体自由驾在意识之上，画得很写意的那种。比如画手和身体，都是用中国的毛笔，通过控制笔触，（从）局部完成的。经过多年的学习，（我）从写实（方法中）突破出来，（将原来的意识）拆开，（让它们）一片片掉下来。组织、拆开一个形体，需要一个平衡，（让）束缚和不束缚在一起。

　　在海外，中国传统成亮点

　　问：我看您写的文章，好像在国外仍然思考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

　　葛峰：出国前我当了6年老师，也做过商业上的事情，接触的人很多，书也读了不少。出去就不读了，自己的东西往外浮。我不停地走，做一个清理，看到比中国富的国家怎么看中国，也去看比中国穷的国家怎么看中国。中国这个名字太响亮了，非洲人会以为中国人都会功夫，见到你就亮出架势（笑）。中国人在外面感觉也很“武侠”，不管是“独行江湖”，还是一群人在一起，是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在海外，什么是中国传统，是你必须回答的问题。要让西方理解，你自己（的沉淀）反而被激活了。行万里路让人的思维有了更多灵活性。中国的许多现代艺术家是一个“移动的群体”，他们可能出现在北京、上海、广州，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因为省与省之间的文化也可能不一样，出去产生融合，回来是另一种回归。

　　问：许多艺术家都在思考怎样向中国传统回归，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葛峰：传统文化的断层在每个国家里都有，年轻人不在乎这个，只知道“玩儿”。其实中国人就生活在“传统”里，比如我们会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得体，要看环境。但当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或者和很多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疯狂”起来，把爱好发展到极致，比如听音乐、看舞蹈戏剧。将自我释放，寻求自由，我个人认为必须“疯”起来。“风筝”的线会很长，但随时可以拽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