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一下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当代诗歌在公众视野里的面目，就会发现一条走向很诡异的踪迹。在1990年代前期和中期，诗歌在公众视野里最引人瞩目的话题是由一系列的“诗人之死”引发的讨论，其基本语氛还算是悲剧。1990年代末，诗歌场域内部两个集团军之间的内战战火多多少少地烧到了公众视野之中，其现身的效果是情节剧式的。2000年以降，如果你问一个普通的公民（或者说有中国特色的网络公民）他对当代诗歌知道些什么，十有八九他都会告诉你诸如梨花教、脱裤子、签署公约之类的富有喜感的事件，可以说，最近这十年来中国当代诗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都以恶搞剧的面目零零星星地嵌入到公众视野之中的。
    从悲剧到情节剧再到恶搞剧的变化其实只是诗歌在公众视野中所呈现出来的两副面孔之中的一副（尽管这一副已经颇具“变脸”的意味），这是一副候补性质的次要面孔，另一副主要的面孔则是无相，没有任何面目，或者说是一副彻底不可见的面孔。近十年来，这副不可见的面孔基本上是个常态：和电影、当代艺术、音乐、小说等其他行当相比，近十年来诗歌至少从表面上看在公众空间里与当代中国最敏锐的问题意识交集越来越少，它甚至比一贯被视为小众之中的小众的小剧场话剧更不具备参与公众话题的可能性。尽管诗歌在公众视野中的常规性不可见在全球大多数国家都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但它在中国当下的文化格局中所呈现出来那种刺眼的孤绝性还是颇为罕见的。
    如果说偶发的搞笑剧和常规性不可见构成了公众视野中当代诗歌的外部轮廓的话，那么，一旦我们换一个角度，从诗歌这个行当的内部视角稍微考察一下近十年来的“诗歌生态”，就会惊讶于近十年来诗歌这个行当频繁而驳杂的内部活跃性与其越来越“微型化”的公众形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诗歌出版物的种类比起上一个十年有增无减，以诗歌发布和交流的名义出现的网络论坛、博客多如牛毛，名目繁多的诗歌奖项令十年前关于中国诗歌缺乏奖掖建制的感喟变得无所适从，而以朗诵、讨论、旅游甚至干脆就是一顿饭局的面目大行其道的各种诗歌“活动”更是密集得令一些外来的观察者得出“从‘运动’到‘活动’”的描述。 
    有意思的是，尽管上述诗歌行当内部的活跃性举措有相当一部分是旨在有意识地改善诗歌在公众视野中常规性的不可见面目、增进诗歌在当代文化格局中的对话能力，但效果往往是：出版物流通的范围越来越小，网络论坛越来越呈现出比地域割据更加细碎的辖域化趋向，诗歌奖项引起的关注很难传递到该奖项所依托的群落之外，而诗歌“活动”大多数看起来更像是强化内部情谊、对“象征资本”的再分配进行确认和微调的小规模联欢。炙热的内部活跃性和冷漠的外部关注之间像是由某种导热性能极差的不良导体相连接，以至于那些来自诗歌这个行当之外的偶发式批评往往带着深切的不靠谱性，它们只能在诗歌行当内部引发激烈的防御性反馈而非良性的对话机制。
    这种不良导体可以被指认为文化建制中失败的诗歌教育、文学和艺术的市场化进程所产生的离心力对诗歌的抛掷、有中国特色的媒体在参与建构文化公共空间时缺乏应有的文化良知，等等。但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问题是：这种不良导体会不会是当代诗歌这个特殊场域的结构性特征？也就是说，会不会是因为当代诗歌场域自身在1970年代末以来的形成和演进过程中所固有的一些因素催化了令诗歌在当代文化格局中越来越显得孤绝的宿命？
    在当代中国的“诗歌共同体”三十年来的建构过程中，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整个诗歌场域日益稀缺的“象征资本”如何合理地配置给为数庞大的场域参与者的问题。不同于在1980年代之后诗歌已经被高度平常化、建制化的其他国家，中国依然是个有着难以祛除的“诗歌崇拜”的国度，这种“诗歌崇拜”在这三十年来的不同时期会以不同的变体出现，有的时候是文化英雄，有的时候是历史见证者，有的时候是道德反叛的先锋，有的时候是游戏现实的语言潮人，对于一个在2000年之后以商界成功人士的面目重返诗歌写作的人来说，深藏在其写作与交往诉求中的“诗歌崇拜”往往约等于从商人到“贤达名士”的华丽变身。诗歌本来就是各种艺术行当之中最为便携的一种，加上不断变幻的“诗歌崇拜”所起到的“招魂术”效应，投身于诗歌写作的人数一直蔚为壮观。然而，作为一个场域的中国当代诗歌无论是在1980年代还是在近十年来都未能提供相应的场域“占位”和“象征资本”供参与者分配。
    在1980年代，在小说、当代艺术、电影等行当还未充分市场化之前，尽管诗歌场域所囤积的可兑换成文化英雄身份的“象征资本”在总量上并不输于其他场域，但其内部配置的艰难仍导致了比其他行当更为剧烈和频繁的结构性调整，这种紧张的内部动态结构使得诗歌场域的运转逻辑很难与其他场域进行对接。1990年代之后，特别是近十年来，在其他行当相继扩容了可兑换为版税、拍卖所得、票房业绩等市场实际资本的场域“象征资本”的情况下，诗歌场域的“象征资本”总量却在急剧收缩，基于诗歌场域内部“占位”本身的焦虑要远远大于增进诗歌场域与其他场域之间的“象征资本”可流通性、促进诗歌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呼应更有文化共性的问题意识的冲动，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近十年来诗歌场域中出现的局域性问题意识大多与代际、身份等场域“占位”的表层属性直接相关，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从商界“回归”的诗歌势力、海外汉学甚至谋求“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政经势力能够以小范围扩容场域内部“象征资本”的方式干预场域运转逻辑并进而导致“占位”和“象征资本”分配状况更加辖域化、更加破碎和吊诡的局面。
    的确，比诗歌在当代文化格局中的孤绝地位更有趣的是“诗歌共同体”内部构成群落之间近十年来不断细分的相互孤绝化。2000年以来，随着官方/地下、北京/外省、知识分子/民间、国际/本土、市场/独立、激进/保守、意识形态/审美等一组组二元性文化张力在新的文化情境下趋于淡化，“诗歌共同体”内部短暂凝聚于1990年代末的二元式群落结构本来有望迎来一次全新的整合或者互渗，但由于诗歌未能清醒地完成文化角色和场域建构方式的调整，来源驳杂的外来力量以恶性僭越的方式加剧了群落的细分惯性，以至于近十年来，“诗歌共同体”内以孤绝的二次方的面目出现的细小群落之间几乎找不到任何共享文件夹。而饶有意味的是，每个小群落自己的文件夹里几乎都存放着容量惊人的信息：网络交流的、出版物的、“活动”的、奖项的甚至对群落自身的小历史进行宏大叙事的信息。如此多互不通约、互不搭界、落差巨大的信息在文件夹与文件夹之间缔造了一种苏姗•桑塔格所说的“坎普”奇观：“它之所以是好的，是因为它是可怕的”；而在同一个文件夹内部，则诱发了让•鲍德里亚所描述的“内爆”：在真实的写作和关于写作的种种拟真的“信息”之间界限的内爆。
    必须说明的是，以上的分析仅仅是在诗歌场域的层面上展开的，就诗人个体的写作而言，近十年来，优秀的诗人们所书写的令诗歌感受力不断刷新的作品并不少于前两个十年，甚至有可能更多。问题恰恰在于，三十年来中国当代诗歌场域独特的建构方式较为隐蔽地萌生出了一整套对所谓“诗坛”和作为文类的不可数名词“诗歌”进行认知的机制，诗人个体的写作实践在被诗歌场域消化成为认知对象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这套以不断细分的孤绝化为主要动力的机制，因而在这套认知机制所形成的视域中，近十年来作为整体的“诗歌”因缺乏必要的“不自觉的联合”而显得多少有些缺乏文化创造力。
    潜隐的场域逻辑不但作用于对诗人和诗歌的认知，更作用于诗歌依存环境的方方面面。一个比较容易被人忽视的例子就是，近十年来层出不穷的中国式诗歌朗诵会作为一个空间文本如何以可见的视觉效果再现并强化了场域的“占位”规则、“象征资本”的分配方式等不可见的场域逻辑。这里说的“中国式朗诵会”，指的是由主持人亦真亦幻的诗歌史常识串场词连缀起来的、多个诗人轮流上台朗诵一两首作品的、听众多为诗歌读者/诗人二合一身份的大场面“春晚式”朗诵会，这与其他国家弱化甚至取消主持人、由一两个诗人集中朗诵大量作品或者由来自其他行当的读者与诗人进行视听语言对话的小场地朗诵会形式颇为不同。“中国式朗诵会”一方面通过模拟“春晚”暗示了一种场域权力关系在空间上的转喻，另一方面则在现场空间的各个环节上对场域结构和场域逻辑进行了可视化再现：舞台背板上的鸣谢机构提示了僭越到诗歌场域里进行“象征资本”扩容的各种外部力量，主持人的行为（尤其是他/她不断从幕后走到舞台上的视觉效果）是隐喻意义上的“幕后”意志按照想象中的群落志/诗歌史逻辑实施场域“占位”和“象征资本”部署这一功能的替代性视觉外化，轮流上场的诗人被主持人的串词和舞台的流程设计框定了他/她的场域“占位”归属和“象征资本”的拥有量，而由于现场听众多是诗歌读者/诗人二合一的诗歌场域参与者，整个朗诵会所隐含的场域逻辑习得和规训功能显得格外直观。
    值得庆幸的是，有很多诗人已然意识到了由场域本身的构造性缺陷所导致的内/外双重孤绝化对诗歌活力、诗歌与当代文化对话能力的减损，他们有的在纵向上致力于从新诗史中激活出新的问题意识、以问题的强度对冲场域的辖域化，有的在横向上试图寻找日益细分的群落在新的文化情境中可能具有的最大公约数；有的在尝试绕开容易渗入场域内部运转规则的汉学家阶层，通过与当代国外诗歌的直接对话在一个更开阔的参照体系下反思中国当代的“诗歌共同体”所呈现出的整体创造力，有的则乐于打破行当的界限，以“跨界”的实践在电影、当代艺术、戏剧、实验音乐等行当中汲取更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经验。
    “跨界”的实践并非一个人人都必须尝试的范式，但“跨界”的视野却是有可能突破孤绝化宿命的最易培养的素质之一。事实上，前面说到的近十年来当代诗歌场域“象征资本”大幅收缩的局面并非仅仅只能催生出群落细化恶循环的负面效果，它还提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彻底突破三十年来诗歌场域的建构规则，把诗歌这个行当“游牧化”，让它以惊人的灵活性、高超的穿越能力和彪悍的体魄到其他“定居化”的行当中去打劫维持自由而强健的诗歌草原帝国所必需的文化资源。因为归根结底，诗歌这个行当从文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属于既有广袤的参与规模又不能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模式，它和匈奴、突厥、蒙古等游牧社会形态非常相似，需要和各种自给自足的定居社会形态发生剧烈的互动关系才能获取外来资源。完全可以想象，“游牧化”的诗歌行当或许有一天会骑着便携的语言骏马再次改写各种艺术行当之间的疆界，拓宽文化创造力的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