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8-9 23:11:42]

我的优势只能源于生命本身

知青经历

七十年代的田园乌托邦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曾撰文说你在中学阶段就有乌托邦梦想，到底指的是什么？

　　翟永明（以下简称翟）：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从贵州搬回成都，搬到一家老公馆居住，注意到院子里一个大我两岁的姐姐，我和她都读26中，都是北方人。相对于成都人，我们长得又高又大，这让我们成了无所不谈的“闺蜜”。我和她挤在只有五平方米的闺房里，躺在她的小床上，没完没了地聊天……当然了，我母亲对此很不安，以为我们会成为同性恋。

　　记：你在中学总有些爱好吧？

　　翟：我和闺蜜开始喜欢舞蹈，但发育的烦恼跟随我们。篮球队的女孩都发育健康，穿上球服，看起来更加成熟。每次比赛，男生都聚集在篮球架下，不怀好意地鼓着掌。这让篮球队的女生们畏手畏脚，很多时候，球在中场传来传去，大家都不愿意三大步上篮。七十年代的中学女孩没有电影《美国美人》中那些拉拉队女孩的骄傲，有的只是禁欲意识和身体不听指挥的耻辱经验。这让我练就了一手3米圈外准确定投的绝活。

　　记：后来呢？

　　翟：好朋友下乡到广汉的连山人民公社，就是后来闻名的梨花沟风景区。我每到放假就去那里，满世界都是水果飘香，由于交通不便水果运不出去，可以随便吃。我发现知青也不怎么劳动，他们组织的宣传队成天载歌载舞。你想想看，水果、花香、歌舞、赶场、田园、青春、浪漫，这些元素加在一起，一种乌托邦的幻象就出现了。而且，我实实在在置身其中！

　　记：你就跟着下乡了？

　　翟：我高中毕业后就急着报名下乡。按当时一些情况，我其实可以不去，但觉得自己大了，渴望回到田野，去过一种独立的属于自己的生活。1976年六七月，我来到了静安大队。当时和我一道下乡的只有一个同路人，她家在新都县城，每天骑自行车来回，等于上下班。我独自住在生产队的仓库里，老鼠吱吱吱，夜风在门缝打唿哨，总觉得有脚步声靠近……

　　记：我查阅了那一时期的报纸，在1973年5月的《人民日报》上，有一条涉及你所在生产队的报道，说那里“较为后进”……

　　翟：这里比较封闭，没有果树，没有歌舞，也没有什么人理睬我，只有水田和蚊子，我的乌托邦田园之梦受到了巨大挑战。毕竟我一直是中学篮球队队员，我必须学会随遇而安。这样，我与生产队的农民一样，早晨6点被鸡鸣叫起床，挥舞扁担和锄头下地。9点多回来煮早饭，然后继续下地干活；下午1点多回来做午饭，再一气干到天黑才回家生火……那个闺蜜已经陷入热恋，我像个旁观者分析他们的进程。深夜还要给她回信，发表我的看法。

　　劳动的艰辛不用多说了。冬天我去砍莴笋，手冻得失去知觉。当时家里每月给我5元钱零用，有段时间我一直吃豆瓣下饭。5月份打麦子，农民们会几天几夜不睡觉，连轴转，我这辈子唯一一次感受过的情景——走路都睡着了。

　　记：你一直没有退却。

　　翟：是的。我有一分自留地，种蔬菜、种黄豆，自己也喂鸡，实在没法了我还卖过口粮。新都的条件毕竟比一些地方好点，没饿肚子就是万幸。记得第一年召开年终大会，除掉口粮，我分了二十几元现金。
　　
　　记：对你来说，劳动一年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

　　翟：我不这样看。当时我就是一个普通知青嘛，何况我还是有不少收获的。明白了田园乌托邦的不切实际，逐渐体会到生活的重量，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过程，也可能为我以后的变化打下了基础。

纸上涂鸦

不过是为了对抗黑夜

　　记：阅读与知青是两个不可分开的关键词，你那时在看些什么？

　　翟：梨花沟知青那种火热集体的感觉，在我这儿一点也没有，我感到沉闷和孤独，大多数休息的时间，我都用来阅读。后来我常想，如果我也到梨花沟这样的地方，我可能会像傅天琳一样成为一个果园诗人，绝不可能写出《静安庄》。

　　记：读《静安庄》可以感觉到你关闭了外部图像的干扰，使得捕捉天籁之声的功能得以归位。在这个“鸦雀无声的村庄”，你展示了你奇特的声音捕捉术。

　　翟：我自幼是一个古典文学的狂热阅读者，这决定我不同于北京“文革”时期的地下写作者，他们有条件阅读到“黄皮书”和“灰皮书”。我只能顺着古典的意象和哀愁行走。我喜欢看武侠和公案小说，《三侠五义》被我活生生翻成了两半。另外大多是描写才子佳人的古代作品，还有西方十八九世纪的爱情小说，比如《简·爱》，滚瓜烂熟，而对我造成震荡的则是《牛虻》。我从父亲藏书里翻出一本《唐诗声韵》，读了半年，还是没弄懂平仄，这阻止了我进一步写作古体诗词的愿望。

　　记：可惜你当时没继续古诗词写作，说不定又是一个吕碧城……

　　翟：生产队的人发现我爱看书，带我去家里，找到一本《笔生花》，让我通宵未眠。父亲有不少古典戏剧集，我也带些《桃花扇》《西厢记》之类到乡下混时间。

　　记：阅读之余也写作吗？

　　翟：只能叫涂鸦。我怕黑夜，知青经常晚上开会，回家我必须经过一片坟地。跑步回来，心咚咚的，我在纸上写，不过是为了对抗黑暗。

　　我中学时写了很多古体诗词，下乡两年大约又写了几十首吧，包括自己画的配图，可惜全部遗失了。你提到我何时接触西方现代文学的，那都是在我大学毕业后。

　　记：你返城后情况如何？

　　翟：1977年我进入西南技术物理所工作，后来通过了兵器工业部内部考试，被推荐到电子科技大学（当时叫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读书。由于单位当时有很好的电教设备，我看了大量西方电影，培养了我的审美，对色彩、造型、域度等视觉元素逐渐敏感起来。由于看电影上瘾，常常逃课看电影。后来我喜欢电影、摄影、造型艺术等，均可以在这段经历中找到痕迹。

　　记：看电影、看画也是一种阅读，那时西方文学名著开始大量出版了……

　　翟：你肯定知道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封面外围饰以一圈精美的纹饰，内里又是一圈简洁的单线装饰，书迷们称之为“网格本”。我听说书店到货了，但买不着。最后跑到沙河新华书店终于买到一套！心中狂喜。那时我才开始接触西方现代派的一些作品。

　　记：你如何看待自己的阅读和生活？

　　翟：我对人生没有什么刻意的规划，比较随缘，也没有很留心自己给人的印象。我在单位里第一个穿牛仔裤，被其他人看成另类……1980年毕业回原单位后，写作状态好，完成组诗《女人》等，后来我请人油印了20份送朋友。

写作任务

做减法，不做加法

　　记：你暗示了一个问题，那时处境不佳，活得有点压抑。

　　翟：我的穿着打扮，阅读写作经历，我的朋友圈子，其实是我女性意识的组成部分。因此，常有身着奇装异服的艺术家来单位找我，单位上的人对我侧目而视，我强烈感觉到我成了异类，想出去透气，可是到哪里去呢？我在思考女性命运，关注女性内心感受，那种敏感、内向的情愫……

　　我打印的诗稿传到了北京，李小雨看到后来成都找到我，邀请我参加1986年的青春诗会。诗会上我结识了韩东、于坚、车前子等诗人。《诗刊》选发了《女人》6首，给了我很大鼓励。我参加诗会回来，下定决心离开单位。

　　记：那时离开单位需要勇气……

　　翟：是啊。我四处找工作，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可是没有一个单位要我！我不死心，又去一家文学杂志，偶然听到一个人在议论我，我一下豁然了，从此断了再去找工作的心思。1988年，成都市作协聘请我为合同制作家，这样写了两年。这一年，我的诗集《女人》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引起较大影响。约稿也多起来，看来，写作可以养活自己了。

　　记：你何时开始出国的？

　　翟：1990年去美国两年。回来后我写了一批散文。其实是阅历到达一定阶段后，对往事、对诗歌、对女性意识的一次反刍。“我永远无法像男人那样去获得后天的深刻，我的优势只能源于生命本身。”想清楚这个问题，我就一心一意做自己的事情。

　　记：你走访过三十来个国家和地区，考虑过在国外定居吗？

　　翟：我喜欢旅行。以前考虑过定居，后来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我无法在一种远离母语的环境里写作和思考。毕竟写作才能体现我的手艺。

　　记：你在国外时，感觉西方作家对汉语写作了解吗？

　　翟：上世纪90年代初，西方作家好像根本无兴趣了解当代汉语作家，他们只对李白、寒山等人推崇备至。我曾与一个苏格兰作家交谈，她对我有关苏格兰经典作家的津津乐道大感惊讶，而她说不出一个中国当代作家的名字。近年，由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我逐渐感到西方文坛也留意当代中国作家了，有些汉学研究者则显得更为急迫。这是经济强势带来的趋光效应……

　　记：你在国外出版了三本诗集，目前还有什么打算？

　　翟：就写作任务而言，我是做减法，不做加法。我在2010年完成了一个诗剧，上演大概有一个小时的长度，属于舞台剧。等修改好了，今年我会公布。

　　记：再回头看看你所说的乌托邦，其实那不是梦，你的乌托邦就是写作之舟抵达的静美星空。再问一个问题，不做母亲如何体验女性意识？

　　翟：我觉得女性意识与母亲无关。做母亲固然有母性的女性意识，那么不做母亲也有不做母亲的女性体验，对吧？

作者：蒋蓝 来源：成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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