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古老的敌意
[2011-12-20 17:18:32]
大约一个世纪前,奥地利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在《安魂曲》中写下这样的诗句:“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
20世纪开始的岁月,在汉堡和不来梅之间的小镇沃尔普斯韦德(Worpswede)聚集着不少艺术家和作家,包括里尔克。他们一起听音乐会、参观博物馆,在狂欢之夜乘马车郊游。其中有两位年轻漂亮的女画家就像姐妹俩,金发的叫波拉,黑发的叫克拉拉。里尔克更喜欢金发的波拉,但不愿意破坏这对理想的双重影像。在观望中,一场混乱的追逐组合,待尘埃落定,波拉跟别人订了婚。里尔克选择了黑发的克拉拉,与她结婚生女。七年后,波拉因难产死去,里尔克写下这首《安魂曲》献给她。
这段插曲,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里尔克的诗歌写作与个人生活的关系。纵观里尔克的一生,可谓动荡不安,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四年间,他就在欧洲近五十个地方居住或逗留。里尔克在《秋日》一诗中写道:“谁此刻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刻孤独,就永远孤独”。这正是他漂泊生涯的写照。
里尔克的这两句诗“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对我来说有如持久的钟声,绵延不绝,意味深长,尤其在当今乱世,或许可引发更深一层的思考——对于以写作为毕生事业的人来说,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生活、如何写作、如何理解并处理生活与写作的关系。
所谓“古老的敌意”,从字面上来看,“古老的”指的是原初的,带有某种宿命色彩,可追溯到文字与书写的源头;“敌意”则是一种诗意的说法,指的是某种内在的紧张与悖论。
我们不妨设想,如果里尔克安居乐业,甚至是房地产商,挥金如土,他能写出像《秋日》和《杜伊诺哀歌》这样的传世之作吗?如果卡夫卡从未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中,少年得志,婚姻幸福,一本本出书,整天忙着算版税,他能写出《城堡》和《审判》这样改变世界小说景观的作品吗?如果保尔·策兰的父母没有死于纳粹集中营,他没有饱经流亡之苦,会留下《死亡赋格》、《卡罗那》等伟大的诗篇吗?
要说谁不想既过好日子,又写出伟大的作品呢?而这“古老的敌意”就是冥冥中上天的安排,两者似乎不能兼得。
也许有人会提出反证,比如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做过保险公司的高管,度过平静的一生,怎么也会写出《弹蓝色吉他的人》这样美国现代诗歌的经典之作?其实在表面的平静中,也可以找到某种潜在的“古老的敌意”。比如,他从小想当作家,遭到父亲反对,只好去学法律,取得律师资格后进了保险公司。他其实一直生活在父权意志的阴影中。
我想从这两句诗出发,从三个层面谈谈“古老的敌意”。
就社会层面而言,“古老的敌意”是指作家和他所处的时代的紧张关系。无论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作家都应远离主流,对所有的权力及其话语持怀疑和批判立场。在今天,作家不仅是写作的手艺人,同时也是公共事物的见证人或参与者,这种双重身份的认同构成写作的动力之一。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种社会性的“古老的敌意”,几乎不可能写出好作品。当今世界,金钱与权力共谋的全球化取代了东西方冷战的格局,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更加瞬息多变因而也更加危险。除了对正统意识形态的抵抗外,在一个庸俗化和娱乐化主导的商业时代,我们也必须对所谓“大众”的主流话语保持高度的警惕——在“民主化”的旗帜下,文学艺术往往会沦为牟取暴利的工具。作家必须持有复杂的立场和视角,在写作内外作出回应。
而这“古老的敌意”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层面。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政治不过是短暂而表面的现象,如过眼云烟。作家要有长远而宽广的视野,包括对世界、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深入观察与体验。
如果继续推进,必然会触及到语言层面,那么“古老的敌意”指的是作家和母语之间的紧张关系。任何语言总是处在起承兴衰的变化中,作家要通过自己的写作给母语带来新的活力,尤其是在母语处在危机中的关键时刻。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说:“语言是与刽子手步调一致的。因而我们必须找到新的语言。”30多年前,中国人生活在某种官方话语的巨大阴影下。这种自1949年以来逐渐取得垄断地位的官方话语,几乎禁锢了每个人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甚至恋爱方式。那年头,词语与指涉的关系几乎都被固定下来,比如,“太阳”就是毛泽东,“红色”就是革命,“母亲”就是祖国或者党。正是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现代诗歌,向这种僵化的官方话语提出挑战,最终打破了这种语言的牢笼,承前启后,推动了现代汉语的转型与发展。
如今我们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困境,现代汉语陷入新的危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语言垃圾的时代。一方面,是无所不在的行话,包括学者的行话、商人的行话、政客的行话,等等;另一方面,是沉渣泛起的语言泡沫,包括娱乐语言、网络语言和新媒体语言。这两种语言看似相反,却存在着某种同谋关系。在所谓全球化的网络时代,这种语言,与30年前相比,虽表现形式相反,但同样让人因绝望而感到无力。每个作家应正视这一现实,通过写作恢复汉语的新鲜、丰富与敏锐,重新为世界命名。
最后是作家与自身的紧张关系,即作家对自己的“敌意”。换个通俗的说法,作家不仅要跟世界过不去,跟母语过不去,还得跟自己过不去。在我看来,一个严肃的作家,必须对自己的写作保持高度的警惕。
我在最近一本书的序言中写道:“写作是一门手艺。与其他手艺不同的是,这是心灵的手艺,要真心诚意,这是孤独的手艺,必一意孤行,否则随时都可能荒废。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以写作为毕生事业的手艺人,都要经受这一法则的考验,唯有诚惶诚恐,如履薄冰。”
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写道:“人生来就不是为了被打败的,人能够被毁灭,但是不能够被打败”。目睹某些同时代艺术家和作家的转变,让我深感惋惜,并借此不断提醒自己:与其说他们中很多人是被金钱被权力打败的,不如说是被自己打败的。换句话说,就是不再跟自己过不去,不再跟自己较劲儿了——其实这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连这道防线都没有,就算是向这个世界彻底投降了,同流合污,无可救药。
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一个需要不断追问和质疑的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中,“古老的敌意”为以写作为毕生事业的人提供了特殊的现实感和精神向度。
我想顺便提一下所谓的“粉丝现象”。这本来是娱乐圈的事,现在扩展到文学界和整个文化界。我认为,这与我们文化中的“低幼化”(infantilization)倾向有关。“低幼化”是从精神分析学借用的概念,主要指人们自动降低智力水平的趋向。正如印度政治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阿希斯·南迪所指出的:“那么上千万人所经历的痛苦就将只能存活在人类的意识边缘,就像往常那样,成为代代相传然而渐渐褪色的回忆。”
在这个意义上,某些作家和学者不再引导读者,而是不断降低写作标准,以迎合更多的读者。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导致我们文化(包括娱乐文化在内)不断粗鄙化、泡沫化。在我看来,“粉丝现象”充满煽动与蛊惑色彩。教主(作者)骗钱骗色,教徒(粉丝)得到不同程度的自我心理安慰。
让我们再回到本文的开头,回到里尔克的《安魂曲》的诗句中:“因为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古老的敌意”。其实可怕的不是苦难与失败,而是我们对自己的处境浑然不知。如果在大国兴起的广告牌后面,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赤贫,我们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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