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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体内都有一条黄河 诗人程小蓓 张后访谈
[2017-8-11 20:18:38]
谁的体内都有一条黄河——张后访谈诗人程小蓓
张后：我不喜欢归类，所以我想到什么就问什么，完全不拘一格，小蓓姐，我认为一个人成为诗人肯定不是偶然的，他（她）在童年里或成长的某一年龄段里一定遇到了什么不可思议或不为人知的事情？你的童年是怎样的？
程小蓓：我的童年里有两件事情对我影响极大，一是三岁时父母离婚，我跟爷爷奶奶长大。二是我奶奶工作的医院里，有一名外科主任高大夫的死亡，深深影响我，下面我先讲他：
我叫他高伯伯，是解放后从美国学成回来，秃顶，他太太是药房的师药。夫妻俩没孩子，特别喜欢我。高伯伯有时就抱着我在膝上给人开处方，病人为着尊敬高大夫也就用了好的表情和赞美的语言对了我。我愿意就这样长久地坐在他的腿上，收藏这些赞美。
那时候高伯伯告诉我，长大了呀，去考个医学院，来接我的班。我想一定是这样的。
后来，高伯伯戴了高帽子，在烈日当空的正午跪在广场上。一张餐桌上撒了许多的碎玻璃和小石子，他的裤管挽到大腿，肉的膝盖直接跪在碎玻璃上面，点点滴滴的血渗透出来。
我五岁多上小学一年级，放学路过广场，看见了高伯伯。我不明白，瞪大眼睛，张大嘴，看着他被烈日晒红的脸和那因了干渴而开裂的嘴唇。许久我合不上嘴。这时，已是快昏晕过去的高伯伯抬眼看见了我，想张嘴对我说什么，可终因少了润滑的唾液没能说出。
我飞似的往家里跑去。不知是为了听到高伯伯到底要对她说什么？还是因看到高伯伯的确需要水喝？我将水壶灌满水，又飞似地回到广场，踮起脚尖，将水喂在高伯伯的嘴里。我想高伯伯自己端了水喝，可我发现高伯伯的手被反捆绑在身后，脖子上还挂了一块牌子，上写着“美国特务、外国反动权威”。我就只有一半撒在桌上一半喂进高伯伯的嘴里。这时，高伯伯能说话了：“快回家，快回家，不准再来了。快，快走。”
当时我很失望，他要对我说的就是这个？这失望慑住我幼小的心是那样地痛，以致我多年都不能排解。
第二天，我奶奶在家里偷偷地、哽咽着哭泣，一点也不愿意别人知道地哭泣。这使得家里乌云密布，沉重的空气让我不堪重负，我也不明就理地跟着哭。奶奶看见我哭就赶紧止了自己，过来问为了什么哭？她说，为了奶奶哭而哭。
奶奶长叹息一声，说：“你高伯伯，昨晚，上吊自杀了。多好的人啦。怎么就想不通呢？”
说着奶奶又要哭。可终是忍住了，又说：“不能在外面提一个字，关于你高伯伯的。听见了吗？”
我被奶奶的严肃吓住了，也被这突来的死讯弄懵了。那时我已经知道什么是上吊自杀，医院里有好几个，都是平常病人最喜欢的大夫。为了好奇，我还挤进人缝隙里看到过脖子上有红印的死人，舌头都歪在外面。但是我不能想象高伯伯也会是这副模样。
程小蓓17岁与父亲、妹妹
一辈子我都没忘了高伯伯在烈日下的脸和高伯伯笑着要我接他班的话。为此我后来当上了医生。
可我也是一个诗人，这里有偶然的因素也有必然的因素。
说偶然的因素是一个胚胎的形成是偶然的。对艺术的敏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因决定的。天生对语言的敏感、对声音乐律的敏感、对视觉形象的敏感……并且有创作的欲望和激情。同一娘胎里生出来的子妹们，为何有的就对艺术没有什么感觉呢？我认为这里有DNA组合的偶然性。
说到必然的因素，天生有着艺术敏感性的人，在他生长的过程中，有必须的教育、环境及能获得的机会。由一个契机，可能是一本书，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个与诗有关的场域……就可能触动他拿起笔来，并且不再放下。
我的童年是在医院里长大，玩具几乎都是注射器、听诊器、玻璃瓶、手术刀片之类的。我喜欢透明洁净的东西，还因为注射器可以当水枪玩。我组织大家玩的游戏也多半我扮医生伙伴们扮病人，我给他们听诊、打针什么的。这些与诗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我对语言和声音从小就敏感，我奶奶医院里的大夫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南腔北调的，我都能听懂并模仿他们说话。当我学会简谱后，只要听谁哼唱一段乐曲，我能立刻将简谱写出来。后来识字了，书和笔就成了我最喜爱的东西，超过了那些医疗器械。
2010年程小蓓与刘丽安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与美国艺术家在一起
十岁之前我读到的第一本诗集是匈牙利的《裴多菲诗选》，是文革我叔叔从工人俱乐部偸出来的精装硬壳禁书。再后来我有了一本《勃朗宁夫人诗选》，这两本书都是用牛皮纸包装好了的，书脊处都有医用胶布粘贴，发黄的白胶布上工整地写着书名。这本诗集至今仍然在我的书架上，但有三十多年没有取下它来了，上面还缠着医用胶布，如一件过度穿旧的衣衫，有着许多补丁。我说这些细节，就是想说我是与生俱来就有对诗的喜好。
后来我当了医生也是这样，病人来了我看病开处方，病人走了我将处方翻过来写诗，院长批评了也不管用，诗歌挡都挡不住地来到我的笔尖。这是必然的。
张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里，同属于四川方面的诗人群，我曾读过你许多诗歌。我一直以为你是四川籍诗人，也许是我模糊的记忆造成的某种错误。现在才知道你是江西人。但后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好像慢慢读的少了，你好像淡出了读者视线？你去哪了？或者你做什么去了？如果这些不算个人隐私的话？
程小蓓：我在成都二十年，说我是四川诗人群体里的人，也没错。况且我是在四川开始的诗歌创作。四川的确是一个产生诗人及艺术家比例大于其它省份的地方。
1989年我的孩子出生后，写诗就少了。我能找到的原因是我得了很严重的产后抑郁症。那些年我还去过精神神经科找医生看病，给我开了抗抑郁药阿普唑仑，一点用都没有。那时候这方面的专家、心理医生几乎是一个空白。当我渐渐好一点的时候，我开始读弗洛依德、荣格……自己对自己进行诊疗。
2012与崔卫平、徐晓、蓝蓝、文慧、李媚、陆晓娅、于华、王小平等体验现代舞蹈
读这些心理学方面的书，也对我的医生工作带来了益处。后来我从妇产科转到内科门诊工作，主要研究和诊疗“无体症性疼痛”的精神神经症，才发现这类病人门诊上非常多。临床检查、化验室检查什么毛病没有，可他就是这痛那痛的，有些还会伴有无菌性腹泻、尿频尿急等。但凡他想像的到的症状都有可能出现，但就是查不出器质性的病变来。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收集这方面的病例，发现抑郁症患者智商都比一般人高，“无体症性疼痛”患者一般都多疑、敏感、固执……而且这类人群里几乎都有不完美的童年。我用了4～5年时间收集并编写一部很长很庞大的临床心理学著作《临床无因疼痛案例总结》。这不是由一个人的力量来完成的东西，它应该有一个临床科研团队。另外，写这样的东西我没什么成就感，只是一种责任驱使我写作，不能带给我愉悦，反给我带来压力和焦躁。所以，最终也没有编写完成。对我来说，它实在是一个太庞大的工程。超过了我后来组建30000平方米的艺术家基地。
说了半天，我成不了一个医学家，虽然我从小就喜欢，当真正干上了这一行时，发现这种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不适合我。它受限于诸多的科学要求与标准，受限于病人及其它科室医生的配合……而我更喜欢干一个人能独立完成的活。
我也成不了一个商人，因生存问题有几年我下海了。这个海是一个巨大的人之海，与各色人等打交道我有心理障碍，几乎可以说有“社交恐惧症”。一个不善于与人打交道的人，硬要去干必须与人圆润的事，故此我差错百出。因此受到他人之暗箭便是自然的了。
在这个时间段里，我写了两本长篇小说《你疯了》、《无奈》……内容都与这个时期的经历及心理旅程相关。另外，不写诗的日子里我还整理出版了我的摄影集《活路》；组织建造20000平方米的“上苑艺术馆”，并结集出版了记实文献图书《建筑日记》。
我只能干一个人能独立完成的事情，或简单地与一些年轻艺术家打交道，组织并帮助他们的艺术创作与交流。这是我擅长的。我这里说的年轻艺术家，一定是那种还在执着于艺术创作道路上的人，希望在路上伴他们一程。
与艺术没有关系和不写诗的日子是黑暗的日子。
张后：顺便也谈谈你当年的诗歌环境？都和哪些人在一起玩诗歌？古今中外受谁的影响最深？
程小蓓：我写诗与当时的四川诗歌环境好象没什么关系。一直是自己写自己的，后来与非非诗歌圈的人认识后，有过一些语言上的试验，但觉得那并不是我自己生命里生长出来的东西。
我在1989年算是中国比较火的女诗人，那年我参加《诗刊》社组织的青春诗会，一年在《诗刊》上发两次头条组诗，比较少有。 但我想并不是得益我的诗写的如何如何好，主要得益于我的诗歌题材恰好适合于放在头条而已。这点我有自知之明。
……后来认识了孙文波，他对我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通过他我认识了柏桦、张枣……这两个人的诗我特别喜欢，但并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另外就是杜甫、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能够准确描述和表达痛苦、悲剧的诗人和作家，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认为这是气质与血液中某些元素在起作用，我不太喜欢喜剧或浪漫的东西。
那时候诗人是国家的“敏感病毒”，听说有国安的人常常混迹于这个人群里。不过我的写作从来都是在自己的世界里挖东西，我是当下这个时代里活的很真实的一个人，素面对人——也就是没有假面具、没有身份感，面对毛泽东和面对我村子里的村民是一个样。当把我自己挖到底并写透了，就是这个时代真实的一个缩影。如某个季节大海里的一滴水，它的化学成分就是那个季节里大海中所有水的成分。
张后：读你的诗歌，会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你有一种使命感？比如《谁的体内有一条悲伤的黄河》这样的题目，比如“就像遗嘱，要写在死亡之前”这样的句子，当然我不是单指这一首，我是总体而感，这种使命感，致使你的文字之间有一种爆破般的质感，有棱、有角，换一种话来说，锥子一般让人拼命往肉里扎，让人疼，让人疯，让人叹息。也许我说的不一定对，或理解的有偏差，我就抛个题目，你大可以为之一辩？写写你对诗的理解和看法？
程小蓓：你的这些看法来自于我的《99首情诗和1首绝望的歌》，你说的很对，因为那些词语也在往我的肉里扎，让我痛，让我疯……
我骨子里就是一个比别人能更多看到痛苦的人，不知这是否与我从小在医院里长大有关？在那里我几乎天天能看到死亡降临到这个或那个病人的身上，并随之而来的亲人们的哀嚎。哪怕是我后来呆的时间比较长的妇产科，那里是生命降生的地方，应该是喜庆的，但不知为什么，我记忆里仍然是悲苦的画面多于喜庆的画面。如生了女孩的产妇没人照料，我妈为得不到食物的产妇送去荷包蛋时，产妇悲伤而感激的泪水；上海知青悲剧式的爱情，在终止孕辰时双方无奈的眼神……
2007年程小蓓与孙文波
但我知道的更清楚的是，父母离婚对我所造成的伤害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所以，我对于家的完整有着病态的坚守，如果它破裂就会有着比求生欲极强的人，在死亡到来前更尖锐的疼痛和绝望。
我认为人的一生就是承受苦难的一生。不是我的痛苦比别人更多，但我比一般人更能承受苦难，只有能够承受苦难的人才能面对痛苦从容写作。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监狱里做苦役十多年，他用脑子记录下了这些素材，出来后他写出的作品，成为人类的财富。
生活所带给我们的欣喜与痛苦都是我艺术创作的材料，但我的诗歌、我的摄影、我的小说、我的纪实档案……所收集、记录与描绘的都是我自己亲历的痛苦，或我眼睛看到的苦难。只有这些是刻骨铭心的，只有这些让我有创作的冲动。
我极少面对喜庆场面掏出我的相机，我极少因为快乐拿起我的笔来描述，我极少因为欢愉而书写诗歌……在我看来这些是短暂的，就如性高潮这种原始的愉悦，最多也就几分钟，剩下的时间只能是对它的期待，而这种期待就是痛苦。我相信爱情，但我也相信繁殖需求是爱情的美丽艺术表达，面对生物学，人是自作多情的，而且有时会使我如上帝一样发笑。为此我认为它们不值得我为其花费时间去写作，也没有艺术创作的冲动。
我注定不会有“掩耳盗铃”似的人生，明明死亡摆在每一个人前面，可没人愿意拿眼睛去看；明明衰老会带给我们越来越无望的时间，可健壮时只描述辉煌的未来……我的写作忠实于我自己，让这些终极的思考与感受从我的笔端流出，太阳就高高升起在我的心中，并且会在我的墓地上永远不落。
张后：说点题外话，我喜欢你拍的那些江西老宅的相片，对于江西，我仅知道景德镇、南昌和婺源，谈谈你的故乡及你的家族好吗？
程小蓓：我父母离婚后，我在爷爷奶奶家长大。我爷爷根红苗正，是刘少奇当年在安源煤矿发动大罢工时的地下党员，我奶奶是矿山医院的医生。所以我小时候大多时间是在江西萍乡。
我外婆家则来自于江西吉安。我拍的江西老宅就是吉安我外婆家的村子。那是一个很有文化传统要求的村子，非常多精美的祠堂祭奠着祖先和功成名就的先人。那里的人非常看重名誉和功绩。但我和这个村子没什么关系，也就最近几年常去看一看。
这个村子里有我的一些远亲，去了住在表叔家，他是个乡村医生（看来我的家族里医生是主要职业）。他和我说起我外婆的事，我外婆就是一个特别能承受苦难的人。十八岁，她的丈夫（我外公）就去世了，膝下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因饥饿生病，她迫不得已将小女儿（我母亲）带到市场上去卖。被当时在国民党法院里工作的我后来的外公买回了家。四十多年后她终于找到了我母亲，因此我见过她一回，印象深刻。面对她的外孙女，她只说了一件事，就是我后外公抱走我母亲时，我后外婆只给了她一升米，不管她如何央求，我后外婆头也不回地跟在后外公身后走了。结果，在她失去她的小女儿之后，她的大女儿仍然没有能够救活。为此她诅咒我后外婆四十多年。她一个人靠当佣人孤独地活到七十多岁。
解放后，我的后外公因为是国民政府里的人，当然就是地富反坏右了。我妈也因此下放到乡下的卫生院里工作。但我后外公由于也是当地有名的书法师。江西是一个非常注重丧葬婚庆这类仪式的地方，这样我外公就有了生活的来源。他就靠给这样新人或死人写字、画像谋生。我在寒暑假不是在我妈的医院里，就是看他画肖像。
关于我的家族，太多的故事，太复杂的关系，我在长篇小说《你疯了》里有更详细的记录。
程小蓓1周岁
张后：你做了多少年医生？哪一类医生？不会是使用手术刀那种吧？我看安东尼奥尼《中国》，那里有一个妇产科剖腹产的镜头，用两根钢针，从女人肚子上穿过，起止疼作用，然后就见医生用手术刀朝肚子“刷拉”一声，拉了一个大口子，当时我的头发就直竖起来了。我最害怕拿手术刀的医生？觉得他们特别“狠”。你呢？你“狠”不“狠”？
程小蓓：正儿八经干二十多年的医生，前十年差不多是在妇产科，后十年是在内科偏精神神经方面的门诊。但是说起来还真是比较特殊，由于奶奶、妈妈都是医生，其实在我读初中期间的寒暑假就开始上“赤脚医生”训练班了，教师都是江西医学院当年下放的教授。高中期间的寒暑假就跟着我妈她们医院的医疗队下乡给人做“计划生育”手术。
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就开始在尸体上学习解剖学、生理、病理、药理……十七、八岁就开始在妇产科做实习医生……你肯定想不到一个十几岁的姑娘能够成为“计划生育手术”的高手，技术与知识远远超过当时许多“赤脚医生”。
一九七十年代未，中国开始强制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我们就是执行者。我妈所在的地区组织“计划生育医疗队”，我妈是医院的妇产科主任，由她带队，我也被编入，随队下乡。那时我已有过三年季节性的医学基础学习，出发之前，我妈丢给我一本《计划生育手术图谱》。我非常认真地看完了，并且烂熟于心。“计划生育医疗队”约十人左右，带着医疗器械，坐在拖拉机上突突到一个个的村子，那时候叫大队，我们一般都在村小学里搭建 “手术室”。就是在教室里将四张课桌拼拢，作成手术台，上面铺上白床单，上面也将白床单的四个角用绳子牵着成天花板，边上再有一张桌子放手术器械。一个教室一般搭三个台，“手术台”两边各一大夫，等着育龄妇女躺上去。
大队书记和妇女主任则负责组织村里的育龄妇女，我看到她们脸含怨怒，被无奈地驱赶着来到村小学。在外面排成一条长龙，三个一轮地进到“手术室”里来。
起先我和我妈是一台，我当助手，帮她拉钓、递剪子和钳子，缝合……她是在给我做示范。第二台手术时，她就试着让我当主刀。我很让她欣慰，第一次就准确无误地完成了手术。到第七台手术时，我已经是完美的“计划生育手术”高手了。因为面对满脸哀怨的妇女们我心里难受，我想尽可能少地让她们受苦。于是，我追求伤口最小（只缝一针，其他大夫是两针，有时是三针），速度最快，痛苦和伤害就最少。后来，我几乎平均十二分钟一台手术，手术完成后，病人自已走回家。同一个教室里另外两个台子上的大夫做一台手术，我已经完成了两台。
结果，消息一传开，外面等候手术的妇女们就只愿上我的手术台了。
想想我还真的比一般人更“狠”，有当医生的天赋，一个好医生首先要有扎实的医学基础知识，我十五岁开始学习的那些医学基础知识，象刀一样刻在了我的脑袋里，是我一生的养分。其次要有对生命的尊重，面对病人要认真和有责任心。最后是综合分析能力、敏锐的判断能力、善于总结临床案例（经验积累）、良好的心理素质……到果断的处理能力。也就是你说的“狠”。妇产科大夫没有这些素质，那病人就遭殃了。
张后：我大概2008年或2009年开始来上苑玩，有时看到你，“蓬头垢面”的忙前忙后，觉得你特别不容易，操持和打理这么大一个艺术馆，自己还要保持旺盛的创作精力，时不时还要跨界一番，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难以想像你是如何分配这些时间的？
程小蓓：这首先得感谢上天，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和旺盛的创作力。
说来我喜欢的东西的确很多，建设艺术馆建筑群时我完成了我小时候想当建筑设计师的愿望，那几年在建筑师与建筑工人圈子里混，自己也画起了建筑方案图；艺术馆建设完成了，天天在画家圈子里混，忍不住也跟着画起来……其实，我想象不出那些一天到晚说没时间的人，我好象只要我想干什么总有时间一样。我早晨起来先放音乐，同时打开了电脑，先写点什么，可能一、二个小时。早餐之后我到画室里开始画画，可能一搞就是三、四个小时，饿了，下去吃饭。下午可能关心一下艺术馆的工作与活动安排，也可能上网东看西看。晚上有一个小时我弹弹琴，之后我QQ我儿子，再之后我看电影到深夜。没有觉得如你说的好象多么多么地不容易，当然说的是现在。
或许你说的是那些年的确是有很多烦恼事。不过我这人很皮实，而且忘性大，永远活在当下。这话听着怎么这么熟呢。
程小蓓10岁与妈妈妹妹合影
张后：现在到处都喜欢提倡什么什么“精神”，如果让你提出一个“上苑精神”你觉得怎么样？反正我是被上苑这里面的“人文气氛”所吸引来的，报到那天，我向你陈述过，我喜欢上苑，喜欢这里有一圈像你程小蓓、蓝蓝、蒋浩、何三坡、秦晓宇、胡赳赳这些诗人，我愿意我的记忆里有你们这些人的身影和气息，和你们有过一阵接触，生命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倍觉温暖。我忽然这样认为，上苑是一个有机会可以让艺术生命提升或爆发的地方？你认为呢？
程小蓓：谢谢你这么说！也代蓝蓝、蒋浩、何三坡、秦晓宇、胡赳赳等诗人谢谢你喜欢他们，我也喜欢这帮哥们。
你说“上苑精神”，我更想说上苑有真纯的生命力，与世俗不太搭界的自然艺术生命。所有有意味的艺术形式，在这里都能得到充分的尊重与创作鼓励。就你说的这群哥们也是如此，你能从他们的作品看到他们对艺术的真诚与艺术创作能力。
上苑是一个特别适合搞创作的地方。真正在生命里需要艺术的人，到了这里就有创作的冲动与激变艺术生命的机会。千万别给上苑戴上不适合于它的帽子，拿一般的社会共识的标准来衡量上苑艺术馆。
有一种社会评判这些年里不断有人给我提出来，如应该请一些功成名就的艺术家来，请一些名家来讲座……还有说现在这里大多都是一些青涩驻馆艺术家，应该吸纳一些更成熟的艺术家过来……云云。
我想告诉大家：你如果已经很成功了，我们决不是那种抬轿子的人，也不是那个锦上添花的人。但如果你是那个在雪中还紧握画笔的人，我们一定是那个给你送碳的人，给你搭帐篷的人，并且就此为你心中那颗正在成长的艺术之树浇水施肥的人。这就是我们正在干的事，而且就这样干下去了。
上苑艺术馆的宗旨是 ：提倡和推动在野的，以具有创造性与诗性语言特质的，和艺术家生存的“现在”相关的，真实生命体验为创作“冲动”的艺术创作。更注重跨界的艺术合作与推动，更注重对年青艺术家的扶持与成长互助。
2014程小蓓绘画作品参展《上苑女画家》今日美术馆展览现场
张后：那天我们聊了很多，也聊了一些关于马雁的人和事，对我很是震憾，有可能上苑是马雁临终前最后逗留的“天堂”，在她魂归的时候，我希望她来这里看看大家。我建议上苑可以给马雁曾居过的房间保存下来，放上她的诗集、文稿、使用过的东西，布置一个纪念室之类的场所？供后人永久瞻仰、凭吊。你说呢？
程小蓓：马雁的工作室始终是一个诗人的工作室，她之后是梦亦非……另外，由刘丽安赞助出版的《马雁诗集》、《马雁散文集》已经在这里了。每一个驻馆的诗人来到她工作和生活过的上苑艺术馆，都能看到她写的书，同时又能写出另外的作品来，这就是最好的纪念。
上苑艺术馆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很少做那种只注重形式和口号一类的工作。而且，也不以普遍的社会价值标准来权衡和左右自己的行为。踏踏实实做点没人想做的，能够推动艺术朝前走一点点的，琐碎、细小但对某些有价值的小人物有用的实事。不抱怨、不指责、不太过张扬，现在、眼下就迈开脚步，用行动去做便好。
张后：2012年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程小蓓：2012年我想通过完成五十个诗人朋友的油画肖像，以获得对于油画语言的认知能力，从而能够更好地与驻馆艺术家产生“肢体”上的理解。另外，帮助实现驻馆艺术家们的一些创作、交流与展示的愿望。
张后：你最近突然像火山爆发一样写了那么多的情诗，让人吃惊你的高产。我也一直写情诗，2009年我出了本100首情诗选《纸上玫瑰》，但我的情诗特别平淡，没什么，有时我特别怀疑我自己，我是否是一个没有激情的人？或缺乏激情的诗人？也许我的生活太平淡了，有时我看这个世界都觉得很没劲，你呢？不知你的激情从何处而来？或者换句话来说写情诗一定需要激情吗？
程小蓓：没有情的情诗是怎么样的？我还真不知道。但是否一定要起伏跌宕的激情，那倒不一定。其实勃朗宁夫人的诗大多都是些平静、琐碎的情诗，只要情是真的就好。我那100首情诗并不都是一年里的诗，有一大部分是这些年里陆陆续续写的，只是集中整理修改后发出来而已。
张后：细品你的诗歌，觉得你柔情似水，敢爱敢恨，是一个胸怀坦荡的大写意的女人。一般我最后一个问题，都是问人家为什么写诗？这次我变了，我想问你究竟什么叫爱情？抑或爱情与诗的关系？
程小蓓：我有时候将这个问题归为生物学的问题，但从生物化学上来说就太没有诗意了。我的多重身份时常也让自己乱了套，一个医生用科学方式来解读爱情时，那就是生殖需要。如果以一个常人来说，是一种双向情感需求与赠予。
对我来说爱情是——对于“家”的人员组合的固定保守，以求遗忘童年的创伤。其实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对我是心理学问题。孙文波另爱更年轻的姑娘，这不是什么大错。我借题发挥只是一种宣泄方式，孙文波成了我写情诗的激触点。
所以我的情诗，由着性子来的时候多一些。这个时候我放弃了医生的职业敏感，而抱紧了童年的创伤记忆，并将它发扬光大，延伸到成年的经验之中，放肆到诗歌的词语之中。
2012年8月上苑
程小蓓简介：
江西省吉安人。女诗人、作家、艺术活动策划人。上苑艺术馆馆长。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从医的同时，创作出大量诗歌作品，出版诗集《热爱生活》《一支偷来的笔》《她跑进跑出》；1997年开始写小说，出版长篇小说《无奈的生命》、《你疯了！》。
程小蓓在2007年组织和创建了，中国首个“国际驻馆创作计划”。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提供免费的工作室和展示空间。每年有上千名艺术家提出申请，程小蓓组织艺术家、专家团队，对申请人进行审核，在美术、诗歌、音乐、摄影、艺术批评、影视、舞台、建筑设计等不同的艺术领域里，选拔三十多名优秀艺术家进行为期一年的驻馆创作。
张后简介：
中国著名独立诗人、高产作家。曾被评为1917--2016影响中国百年“新锐诗人”。其作品以情诗为主，意象奇幻，视角新颖，充满新唐诗之美。拥有广泛的读者，素有“梦幻之王”之美誉。并获过多种奖项，2017年获得网络文学诗歌组银奖。并著有历史小说春秋三大霸主系列：《雄飙霸主齐桓公》《威凌霸主晋文公》《荆楚霸主楚庄王》（1998）、长篇小说《再红颜一点》（2004）《像鸟一样飞》（2003年）、诗集《少女和鹰》（2004）《梦幻的外套》（2007）《纸上玫瑰》（2008）《牙齿内的夜色》（2005）《张后网络诗选》（2005）《草尖上的蝴蝶》（2005）《独自呢喃》（2012）及《三人诗选》（田力、张后、韩永合著2002）《丛林七子》（罗唐生、杨然、张后、赵福治、北塔、周占林、张嘉泉合著2013）、散文集《月光下的水影》（张后、海沫合著1995）、随笔集《诗人之梦》（2015）。《张后访谈录——访谈诗人中国》(2012)、访谈录《诗人往事》（2015）。2012年自编自导自演中国首部以诗人海子拍摄的诗电影《海子传说》。2016年创办中国唯一访谈类专刊《访谈家》。现居北京。
来源：张后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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