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苑艺术馆

答：我现在的观点和以前比起来要成熟一些，当然是说比年轻的时候成熟，但仍然非常不确定、含混，还需要根据新知识不断作出修正。首先，我认为导致世界陷入目前危机的原因是某种更深刻的东西，比某一特定的经济组织方式或政治体制要来得深刻。西方和东方尽管存在那么多的区别，但都在经历着这场独特而普遍的危机。每一种想找到更好的解决之道的尝试，都应该以反思这场危机为起点。导致这一危机的起因在哪里呢？瓦茨拉夫.布洛赫拉德斯基（Vanlav Belohradsky）曾就此作过极其精采的论述。他在分析近期冲突时写道，其中之一就是存在于非人格化的、无名的、不负责任而又无可控制的主宰性力量（“大机器”的力量）与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个体的基本和原初的利益之间的冲突。

我同样感到，目前的全球性危机正起源于这里说到的那样一种基本的紧张关系。我同时相信，这种冲突－－以及这种越来越过度膨胀的力量本身－－与现代文明的精神状态有着直接的关联。这种状态的特点是丧失：形而上肯定的丧失，某种超自然经验的丧失，所有超个人的道德权威的丧失，和一切更高境界的丧失。这种丧失看来奇怪，却完全符合逻辑：一旦人类开始把自己认作世界终结意义的源头和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世界就开始失去其人性方面，而人类也开始失去对世界的控制。

我们正前所未有地经历着与上帝的分离。就我所知，我们正生活在第一个无神论文明的中期。这种分离有其自身复杂的智性和文化的原因：它与科学、技术和人类知识的发展，与人类理性和人类精神对一切现代事物的兴趣急速高涨有关。我感到，现代人这种确信他能了解一切、控制一切的高傲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当前危机的某种背景所在。在我看来，如果想要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些，必须从改变人的意识着手，从改变每一个现代人的人性着手。

人类必须有所醒悟。他必须把自己从这种可怕的、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包括从消费到镇压，从广告到通过电视进行操纵在内的整体机制中解救出来。人类必须反抗他在巨大而凶猛的机械性碰撞中－－天知道会在哪儿－－作为一个无助的齿轮的角色。他必须再次从自身内部发现他对世界的一种更深的责任感，而这同时意味着他对高于自身的某种事物的责任。现代科学（而不是“科学的世界观”的占有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却不能找到一条救助之道。它的力量不足以唤醒这种新的责任感：这种事情既不是科学也不是技术所能解决的。这看上去有些自相矛盾，但我想有一点将会被证实，那就是，只有当我们转向道德和精神的方向，以对某种“超世俗”的权威的尊重－－对大自然或宇宙秩序的尊重，对一种道德秩序及其超个人起源的尊重，以及对绝对的尊重－－为基础时，我们才能抵达一种状态，一种这个地球上的生命不再受到某种“集体自杀”形式的威胁，变得可以承担，换句话说，具有真正的人性维度的状态。这个方向，也只有这个方向，才能导向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的创造：在其中个人重新成为其个人，一个有特定人格的人。

答：首先，按照我的理解，精神复兴（我曾称之为“存在革命”）并不是什么有朝一日会从天上掉入我们的衣兜，或由一个新救世主予以宣告的东西。它是一个生存中时时刻刻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任务。我们都能够而且必须“为此贡献一份力量”，并且都能够从此时此地做起。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也不能等待任何人。我可以指出大量证据来显示精神复兴已在进行之中。难道这个世界上不是有很多并不冷漠无情的人，而他们正在尝试“为此贡献一份力量”吗？这是第一点。

其次，无论理性和道德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变化都不会外在或前在于我们这个世界，而只能是此时此地的变化，发生在我们社会生活层面上的变化。只要显示出了这种变化，我们就能因其社会影响而有所感知。它们通过社会生活并就在社会生活中“发生”，好比雕塑家的思想通过并就在他所使用的材料中“发生”一样。所以，先构想出一个使世界更美好的理念，然后再将其“付诸实施”是不正确的；相反，你是通过你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事实来创造这种理念或宣示它的－－可以说，是从“这个世界的材料”中创造它，用“这个世界的语言”来表达它。

答：我已经承认过我有。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政治论战历来围绕着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话就是，围绕着企事业究竟是由个人经营还是使之成为公共财产的问题。坦率地说，我并不认为这是个主要问题。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应该以人来评估所有结构，包括经济结构，而不应该用对那些结构的评估来归结人。最重要的是不要忽视个人之间的关系－－某人与其同事之间的关系，与其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他和他的工作之间的关系，他的工作和他的工作结果之间的关系，如此等等。

一种完全国有化和集中化的经济（即指令体制下的经济），比如我们所熟悉的我们国家的经济，对所有这些关系有着一种灾难性的影响。在人和这种经济体制之间，存在着一条越来越深的鸿沟，这就是为什么此类经济运作得如此糟糕的原因。一个人在失去了和他的工作、他的公司之间，和许多决策－－这些决策与他的工作及其结果的性质和目标有关－－之间的个人关系之后，他也就失去了对工作本身的兴趣。他的公司名义上属于每个人，实际上却不属于任何人。工作者的能动性被这种体制的无名和自动的运行所消解，这种运行既没有人为其负责，也没有人理解。经济生活中所有的自然驱动力，诸如人的创造性和进取心、按劳付酬、市场关系、竞争等等，全都遭到了抹杀。没有谁因为他工作的结果得到相应的报酬或惩罚。最糟糕的是，人们失去了和他们的工作意义之间的所有关联。从地位最低的临时工所做的工作，到中央计划部门的官僚所做出的决策，一切都落入了这个非人格化的、无名的、自动的经济运行的巨大深渊。

所有这些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与此同时，我不相信我们只需挥舞一下魔杖，通过改变所有制就能消除这些问题，或我们在疗救这种境况时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回到资本主义。关键在于，资本主义也正在与同样的问题作斗争（异化问题不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提出来的吗），尽管是在另一层面，以不同的日常方式：例如，众所周知，庞大的私营跨国公司就非常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高度工业化、集中化、专业化、垄断化，最后，由于自动化和计算机化，个性丧失和失去工作意义的局面到处都变得越来越深重。与此相伴随的，是体制对人们生活的全面操纵（不管与极权主义国家比起来，这咱操纵是怎样的不显眼）。IBM公司当然要比斯科达工厂经营得好，但这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两家公司长期以来均已丧失了其人性向度，均已把人变成了自身这部机器中的一个小小的齿轮，和这架机器生产什么，为谁生产，以及在这个世界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完全是两码事。从某种观点来看，我甚至要说IBM公司比斯科达工厂更糟糕。因为斯科达工厂只是偶或为满足落后的经互会成员的需要制造过时的核反应堆；而IBM公司却在其雇员对他们的产品之于人类精神和人类社会有什么意义毫无影响力的情况下，使世界充斥着越来越先进的计算机。这究竟是在奴役还是在解放人类？是要把我们从末日中拯救出来还是使我们离末日更近？两家公司都没有发言权。这样的“大机器”不是以人为尺度构建起来的；至于IBM是资本主义的、高利润和高效率的，而斯科达是社会主义的、亏本的和低效率的，在我看来只是次要的事实。

也许，现在您更清楚我持有怎样一种“体制的想法”了。对经济单位来说，眼下最重要的事是保持－－或者不如说，更新－－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以使人们所做的工作具有人的性质和意义，使人们能够看清他们所为之工作的企业在怎样运作，在其中有发言权并为之承担责任。这样的企业必须－－恕我重复－－有人性；人们必须作为人在其中工作，作为有灵魂、有责任感的人，而不是无论多么原始或多么高级的机器人。很难为这种指标找到一种经济学的表达，然而我认为，它比我们到目前为止一直在孤立追求的所有其它经济指标都更重要。

我们的关切并非只涉及作为工人的人；我们所关切的是他工作的普遍意义。此外，我是就最广泛意义上的工作谈论它所应具有的人类质量的尺度，而不只是指生产的数量，或抽象的“质量本身”。另一方面，无论你选择的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都是很难用表示经济增长的高斯曲线来表达的。重要的是，例如，人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有个家，而不是只有个栖身之所；他的世界应该有一种秩序，一种文化，一种风格；自然环境应得到保护，应敏感地予以开发利用，哪怕牺牲生产的增长；自然神秘的创造力、它无限的多样性及其互相联系的不可思议的复杂性应该受到尊重；城市和街道应该有自己的面貌、气氛和风格；人类生活不应被纳入生产和消费的老套，而应向所有的可能性敞开；人不应像一群被放牧的牛羊，受消费品的选择和电视消费文化－－无论这种文化是由三大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电视网所提供，还是由单一无竞争的社会主义庞大电视网所提供－－的操纵，从而过一种标准化的生活。简言之，重要的是，一种制度表面上的多样性，或另一种制度令人厌恶的沉闷，都掩盖不了没有意义的生活那种同一的深度空虚。

综此，我倾向于赞同这样的经济体制：它建立在尽可能多的分散的、结构多样化的、最好是小规模的企业的基础上，这些企业应该考虑到不同的地方特点和不同的传统，应该通过保持所有制的多元化来顶住单一化的压力，从私人所有制（在工艺、手工业、服务业、小生意、零售企业和农业地区，当然也包括文化等领域内，这是不可缺少的）到各类合作和控股企业的集体所有制（与自主经营方式相联系）直到国家所有制，都是如此。当然，在它们各自的领域内，决不应排斥其它不同的所有制形式的存在。任何有关这种多元经济的中央法规（以及一些最低限度的基本法规）都应建立在对以下问题不断保持高度敏感的基础上：什么会对人类存在的普遍利益有所贡献？什么又会限制和损害这种普遍利益？当然，对这类问题的裁断不能取决于国家官僚，而应取决于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实体，取决于后者所依据的公众意见和专家意见之间的持续对话。

至于政治体制，我并不过分信赖那种传统的方式，即由两三个政党来作为民主的唯一可能的保障。如果说共产党国家里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一个由单一政党操控的官僚机构手里，那么不难理解，有两个党－－二者都接受自由表达的公众舆论的检查，而公众可以在二者间进行选择－－的情况要好一些。但后者也不理想。还有，假如选举的是人而不是政党（即假如能选举不属于任何政党的人）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那样政治家们就会寻求这样一些选民的支持：他们是作为行使其自身权利的个人，而不是庞大的政党机器的附属品或党的宠儿参选。对政党数量的多少不应有所限制，但它们只应像是个政治俱乐部，人们可以在那里琢磨他们的看法，作为个人相互了解，并寻定他们中管理国家事务的最佳人选。政党不应直接参加选举，也不应得到许可，赋予任何人以一种优先的、压倒一切的权力。换句话说，政党不应直接参与掌权，因为这样做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官僚、腐败和不民主。他们应该成为那些被选举出来参加掌权的人的知识基地，为他们提供思想和改进观点的机会。

这是我个人的“乌托邦”。我本不想去谈论它，您是第一个迫使我把它说出来的人。我希望，即便是这些概略的、犹犹豫豫的话，也将进一步确定我的观点，即，如果没有人类意识的重大转变，就不能指望“体制”真正从根本上获得改善，而人类意识的重大转变是不能通过简单地在体制上变个戏法来完成的。很难想象，人们未曾如我所说的那样“有所醒悟”，却又产生了我在这里所尝试描述的那种体制。这不是革命家或改革家能捎带来的什么东西；它只能是一种更普遍的精神状态的自然表达，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人类能够高瞻远瞩，能够证明他即便对那些并不立刻关切到他的事物也能－－以未来的名义－－承担起责任，能够为了共同和全体的利益而舍弃一已私利。没有这样一种精神，即便是经过了最周密的思考而制定出的体制改革计划也将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