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在“汉学视野下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圆桌会上做主题发言时，我是在场的。我不同意陈平原先生关于顾彬“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是哗众取宠”的说法。人们尽可以说顾彬的看法主观或偏激，但把“哗众取宠”和他联系在一起，这就有点太离谱了。实际上，正如与会的叶廷芳先生在最后所指出的那样：“现在情况是，一个严肃的民族、严肃的作家，面对一个陷入了浮躁的民族、浮躁的作家群。”
　　顾彬说他有三个身份，作家，汉学家，翻译家。据我多少年来的了解，在这三个方面他都是极其严肃的。如果说他有什么问题，那也是因为他太严肃了。他的严肃、直率和犀利，尤其是他那种德国知识分子式的“绝对的诚实”，在我们这里大概都属于非夷所思的东西。 
　　就拿人们纠缠不休的“外语”问题来说，一个具有语言意识的作家、一个真正懂文学的学者会明白顾彬在讲什么。然而那么多的人把他所说的语言问题包括外语问题都理解得太实了。他们的第一反应无非是“李白懂外语吗？”“曹雪芹懂外语吗？”这样的反驳，完全把一个有意义的诗学命题简单化、庸俗化了。
　　语言问题包括外语问题当然不是唯一的问题（实际上，顾彬还曾专门发表过另外的文章，尖锐地批评中国作家对权力的依赖和迷恋），但这却是切入文学问题的一个角度，或者说，是一个看文学的基本尺度。从古到今，文学的价值最终也只能由语言来承担和决定。顾彬就是由此来看中国文学尤其是市场化时代的中国文学的。语言不行，语言不过关，一切都无从谈起。他之所以对鲁迅极力推崇，因为鲁迅首先是一位语言大师，当代作家的语言功力和文化底蕴则普遍不如他们的前辈。他的“五粮液与二锅头”之说，就基于这种阅读感受。因此他在这次强调说“文学的对象是语言。如果一个作家不掌握语言，他根本不是一个作家，所以基本上中国作家是业余的，而不是专家。”
　　顾彬这样说，虽然过于苛刻，且有“打击一大片”之嫌。但我想他是在强调写作的“专业”性质。他在坚持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标准。在今天这样一个人们纷纷放弃写作的难度而以“市场”和“卖点”为唯一追求目标的时代，他这样讲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而外语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也正与此有关。当他讲到四九年以前的很多作家诗人都是翻译家，甚至可以用外语写作时，陈平原先生以沈从文不懂外语来进行反驳，但是我们想想，如果沈从文精通外语的话，情形又会如何？他的文学造诣可能会更高些，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完全有可能会更大些！
　　的确，对一个作家而言，懂外语并不是为了去考托福，或像有人以为的那样，供什么“评级”时用。这一切，和他的写作本身其实有着重要的、至今未能被我们充分认识到的关系。对此，顾彬已说得很清楚：“一个作家应该从另外一种语言体系来看中文。一个德国作家说：如果一个作家只掌握一种他的母语，说明他什么语言都不会，因为他不能从外部来看他自己的语言有什么特色。”
　　当然，我知道这样讲没有多少人去听的。甚至还会有人以“母语崇拜”的姿态对此不屑一顾。但是人们忘了，在任何一种语言文化的历史发展中，都吸收了外来的成份（事实上李白精通“蕃文”，《红楼梦》的“色空”显然也受到佛经所代表的语言文化的深刻影响），尤其是“现代汉语”，它从一开始就是以“外语”为参照发展起来的。顾随这么一位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大家就曾这样说：“翻译当用外国句法创造中国句法，一面不失外国精神，一面替中国语文开劈一条新路”；“自从译佛经，已开我国新语法，现在译西洋文学亦然”（《顾随诗词讲记》）。让我们想想顾随的话吧，正好他们都姓“顾”。
　　别的不说，就中国新诗而言，为之做出杰出贡献的戴望舒、卞之琳、冯至、穆旦等，同时都是优秀的翻译家。这就是他们所确立的“现代传统”。他们的艺术探索，往往就是借助“外语”的参照，不断发掘和更新自身语言的过程。中国现代诗歌因为他们而得到提升。他们的诗，已成为“我们语言的光荣”。
　　这些例证也说明了，我们学外语或从事翻译，在根本上正如本雅明所说，乃是为了“通过外语来拓宽拓深自己的语言”（《翻译家的任务》)。因为翻译才是两种语言的相遇、互映，在此过程中，一个作家不仅会“密切注视着原著语言的成熟过程”，他最终经历的，乃是“其自身语言降生的剧痛”。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外语”问题提升到这样一个层面来认识呢？
　　问题在于，人们不仅不能这样认识，更在于已接受不了批评。人们的心理还过于脆弱。在那个圆桌会上，陈平原这样问顾彬“你这样批评，难道没想到给中国作家造成多大的压力吗？”肖鹰则认为这种质问“把中国当代作家高看了，因为他们恰恰是没有压力，他们只有欲望。”
　　的确，有的只是欲望。只有现世的逐求。在一个屈从于市场和时尚的时代，还有多少人在坚持写作的难度和文学自身的标准呢？人们尽可以说顾彬的批评有问题，但那是他的问题。我们这里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