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遗憾，这个词不是我创造的。我属于晚知晚觉的一类，对于男女之间的差异不太敏感，比如说孙文波（男）的诗和清平（男）的诗有什么差别，清平与周瓒（女）的诗有什么差别，在我看来是风格上的不同，表述上的不同，思考问题和处理题材的方式不同。从写作上看，周瓒与燕窝（女）之间的差别远远大于周瓒与臧棣（男）之间的差别。所以对我来说，文本之间的差异，性别不是决定因素。
但我并不否定两性之间的差异。两性之间的差异有多大呢，与同性之间的差异一样大！
若说我反性别本质论，也不对。就社会学和心理学而言，男女是平等的（弗洛伊德见鬼去），但从遗传学来看，我无法将我的XX染色体修改为XY。我缺Y，我就永远无法说我同孙文波或清平一样。但我也不因为有XX，就能说我和周瓒或燕窝是一个类别的，我们三人之间从性格到气质恐怕差异非常大（基因决定），不过这种差异不影响我阅读她们，理解她们，正如性别差异不影响我阅读男诗人的作品一样。
自从女学者女翻译家朱虹1981年将女性主义作品和女性主义观念引入中国当代文学、诗人及诗歌批评家唐晓渡1986年将“女性诗歌”的概念首次用于新诗批评之后，“女性诗歌”这个词所带来的冲击之大，出现的频率之高，再迟钝的人都无法不注意到，但其广泛运用之后所形成的意义之混乱，有时让人晕头转向。譬如这个词在当代中国诗歌语境下给我的印象起码有以下五点：普通的泛指的女诗人作品，特指的有女性意识的作品，特指的女性主义作品，以女性主义观点解读的普通女诗人作品，以普通视角解读的女性主义作品，等等。我在这篇随笔里给我自己的用语下个定义：“女诗人作品”泛指女诗人的诗歌文本，“女性诗歌”指具有女性意识并有意识地从女性角度来书写的诗歌文本，“女性主义诗歌”指有女性主义诉求并从女性主义观点来书写的诗歌文本。这里的“女性主义”指广义上的feminism，开放度与feminism在欧美的发展和变迁一样。
我曾一方面困惑于为什么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潮还停留在欧美女性主义的第二阶段，一方面又怀疑“女性诗歌”这个概念是否真的能够在公共文化领域引起对女性诗人作品的重视。观察下来，发现“女性诗歌”这个词所唤起的警醒远远超过了它所引起的误解和歧义。在唐晓渡和周瓒等诸多诗歌批评家和以翟永明为标志的众多诗人的20多年努力之下，女性诗歌从被无视到被注视（部分被重视），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对女性诗歌的研究和探讨仍然是任重而道远，所以期待看到更多诗人尤其是男诗人的介入或参与。
作为一个女性的诗歌写作者和阅读者，我的女性意识并不强，这个月写植物，下个月写建筑，再过几个月写音乐，感觉走到哪就写到哪，总的来说是写自己内心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写的过程中没有想到自己是一个女性，即使想到了也只是个偶然，是无意识的流露。但我也没有刻意压抑自己，而是很放肆地想到什么写什么。关于我自己说到此为止。我在这里无非是想说，我不是一个有意识的女性主义书写者。
我欣赏周瓒的诗，也不是因为她是一个长期研究并推动女性诗歌和女性主义诗歌的女诗人，而是被她诗歌中的理性和技艺所吸引。最近细读翟永明的作品，惊叹于她的文本建构和思考深度。2004年开始读王小妮的诗，也是被她的语言和诗艺所折服。好了，打住，我可以一口气说出十几位我欣赏的女诗人，但说多了反而容易遗漏不该遗漏的人，不如稍后多读点作品再作文本分析。
这些诗人不用“女”字来修饰或界定，也足以称得上是优秀诗人，而用“优秀女诗人”这个标签并不见得给她们加分。
毕肖普生前曾明确表示不愿意被收进“女诗人诗选”里，她不希望她的性别成为判断她的作品的参照数。
我无意以毕肖普的态度为行为准则，狄金森生前如有机会多发表作品，恐怕不会介意被收入到任何选本里。毕竟，再自我的写作，也不会反对被阅读。
由此，我想到毕肖普和狄金森之间的差异。除了年代和所处的环境不同之外，她们两人风格迥异。题材上的差异我暂时回避一下。是什么造成风格上的差异呢？就拿同一时代的翟永明和王小妮来说吧，我很难将她们两人相比较，因为她们是那么的不同。看来X染色体具有异常复杂而丰富的多样性和多变性。那么男性的XY之中的X是否是与女性在心理和情感上相似的那一部分呢？
我喜欢寻找共性，我发现优秀诗人（不分男女）的共同特点是具有一颗敏感的心，容易受到伤害，也容易察觉他人受到伤害，对人性和事物的观察以及对事物与事物之间、事物与词语之间的关系具有高度的敏感与敏锐。风格的不同，表现出观察世界或自我的方式不同、角度不同，思考和呈现的方式不同而已。这样说未免有些简单化，但我需要快速进入我此刻正想到的下一个问题。
当一个诗人或作家在写到女性的生存环境和心理状态时，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人文关怀呢，比如托尔斯泰在写《安娜•卡列尼娜》或者易卜生在写《玩偶之家》时，他们对女性的关注和同情不亚于女性主义者，而女性主义作家也不是仅仅只写与自身相关的题材，大多数女性主义诗人和作家也关注其它问题，大凡有抱负的诗人和作家都会超越自身而对历史和人生作出思考。
我不是要减低女性主义的意义，恰恰相反，我是想说女性主义并非狭隘到只关心女性，而且即使只关心女性，也是广泛的人文关怀中的一部分。但严格来说，我只是女性主义的支持者，而不是实践者。我看到很多问题是男女共有的，比如说孤独感，痛感，男性也有男性的孤独和他们内心的痛，不亚于女性所承受的，所以我想跳出男女性别的二元对立，而寻找“第三性”。
当我想到这个词时，发现19世纪就已经有人用了，而且是用来指男同性恋（参见我的另一篇随笔《王尔德：唇上留着惠特曼的吻》）。那么我可不可以扩大这个词的词义，用它来指代一种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包括男女同性恋在内的、超越异性恋（但不排除异性恋）、超越性别意识（包括男女在内）、甚至超越身体的灵魂（精神性别）呢？同性恋一直是贬义词，其贬义的意味超出了女权主义、女性主义，所以非同性恋的女性主义者可能会反对与同性恋共用这个名称，而既非同性恋也非女性主义者的我却不反对被称为“第三性”，因为我把“第三性”看作是一种超越性别局限的愿望。
狄金森和毕肖普都碰巧是女同性恋（或双性恋），但她们的作品意义并没有因为性倾向或性别而改变。毕肖普和里奇都不隐瞒性倾向，而围绕狄金森有很多说法，一说是她妹妹为了“保护”她而请求编辑改动诗中任何明显的女性指涉，而编辑正好是她哥哥的情妇。狄金森书信集出版时，有朋友曾鼓励我翻译成中文，但我一没有出版社关系，二害怕自己陷进去，所以没有翻译。这本书信集（Open Me Carefully）是狄金森写给女友（后来成为嫂子）苏珊的情书集，1998年由美国麻州的巴黎出版社出版（315页），而当时已经有一个很长的同性恋名单在流传，从萨福到莎士比亚，到舒伯特和柴可夫斯基，到罗兰•巴特，甚至海明威，看了之后人人怀疑自己是否有同性恋或双性恋倾向。我只能算是同性恋支持者，而非实践者，有些女性主义者强调只有以同性恋的视角来重读狄金森才能读出其深层涵义，而我认为以“第三性”的立场来阅读狄金森的诗歌才能发现它们的丰富性。狄金森的书信所展示的不仅是同性之间的情感交流，更是超越了同性恋的两个个体之间的灵魂交流。有一种批评认为，女性主义批评将女性诗歌逼进了死角。我不赞同这个意见，我认为女性主义批评揭示了诗歌文本中某种内在的深度，只是在这个特例中偏激者又将这个深度狭义到一个不能转弯的角度。性别是固定的，而灵魂是自由的。
性别同宗教和种族一样，除了客观存在，还有一个自我认同和心理归化的问题，比如一个黑人可以自称犹太教徒或者穆斯林，一个亚裔可以不承认自己的血统而认为自己是美国人，等等，这在一个多元社会是常见的，我亲眼见过改变性别的人（目击过前后的变化），虽然我不主张通过手术改变自己原有的性别，但我同情他/她们的性别归属感，我想留学生活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学会了包容。
关于第三性，我首先想到的是天使，天使具有人的形体但没有性别之分。又想起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人物，泰瑞西斯（Tiresias），从男变到女，有说他/她活了七命，也有说是九命，看来“变性”自古有之。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奥兰多》变性活了三百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笔下的女巫活了一千年，但这种神性都是作者赋于的，从小相信唯物主义的人是无法相信人有灵魂的，只当作是文学幻想，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像幻想外星人那样幻想自己一觉醒来后变成一个像天使那样超脱的“第三性”，不受男女性别的束缚，自由地走行或飞行（第一性和第二性都不能飞），灵感无穷无尽（像做梦那样），且能随意写出梦中想到的那些诗句呢？若能具有天使一样的“第三性”，不要说九命，一命也就无憾了。
对“第三性”的向往，并不是对神性或神力的追求，而是希望在写作时超出性别二元或任何二元论，开阔视野，拓展诗艺，同时在阅读时不受制于现有的文学批评理论，而自由地想象，透视，穿越，让文学批评同文学创作一样有生命力，有创意。借助于西方文艺理论（包括后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等等）来重新审视汉语诗歌文本，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些新视角，甚至洞见，但也有可能造成新的盲点。同样，试图以女性主义发展中任何一个支流的观点来博弈，也会将女性诗歌片面化。当然，更可怕的是在对抗话语霸权的同时又建立起一个新的话语霸权。我个人在寻找“第三性”的同时，仍对女性诗歌的发展和成长抱有最高的热情与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