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苑艺术馆

长影的老导演，现任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的李前宽先生，日前和亿商传媒的陈柏毅先生一起谈论重拍《封神演义》，引发了对中国神话题材的讨论。陈先生在国外工作过六年，了解国际电影界神话题材的情况。他说好莱坞在没有多少神话资源的美国，却拍出了许多神话电影，圣经故事，《出埃及记》，《摩西十诫》，和《指环王》等，中国是个神话大国，神话电影却不多。李先生说《封神演义》具有母体神话的价值，但开发不够。陈先生投巨资改写了《封神演义》，以弥补原著文学性之不足，他判断封神故事有经典意义，但在当代文化和人们记忆中印象不深，不如《西游记》、八仙过海那么老幼皆知，因为后者是名著。

我想到另外的问题，神话除了传播之外，还在于历史的选择，那是由无数个历史时期的需要决定的。超现实的神话根源和流传的原因都在各历史时代的现实之中。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文化具有多元融合的特点。上古时期，炎黄蚩尤各部落集团大冲突，大融合，便有了昆仑神话系列和泰山蓬莱神话系列等等，后来更有藏苗蒙维等各系神话的进一步融合，便成了多神与泛神信仰。《封神演义》反映的恰好就是商周之交诸神融合和当时诸神尚未在文化中定位的历史，也是部落集团之间争战冲突最终融合稳定过程的历史写照，故要封神。这至少是后人对当时神话形成的一种理解和描述。但神话流传，确实是各时代人选择的结果。从有神到无神的转变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以反传统的形式展开的，打倒孔家店，也打倒了诸神。神逐渐在文化中退位了。更彻底的是建国后特别是“文革”，泛神的信仰被一神的崇拜摧毁了，迷信与信仰都消失了。“文革”后，结束个人崇拜，领袖走下神坛，中国开始了真正的无神时代。这都是人们自己的选择。但无神也恐慌，几度出现信仰危机。当时有人反思，大概中国不习惯无神，不知道信什么的民族是危险和没希望的。

但当今似乎又有点返祖与复古，遍地皆神，处处祭祖，修庙礼佛，对神的崇拜似乎超过了历代。但细观察，却明显带有功利色彩，大款们信的多，贫困者信的多。富者认为神佛爱财，往功德箱中多贡些，就会保佑他们发财，神佛成了有钱人的护身佛。穷人希望神佛能改变自己的生活，攘灾祛病。但并不妨碍为富不仁，做欠功德的事，不妨碍损人利己，心中实际上无神佛。也并没转化为改变生活的努力，困境依旧。于是警察和法院的任务就特别重，而神佛倒清闲，没什么责任，物欲横流，人心不古，香火依然。

但陈柏毅先生看出了神话在民族文化中没扎下根，李前宽先生要开发封神，弘扬传统文化，这是一番美意。也许我们应当从封神的思维中受到启发，历史创造神话，人就是神或人人皆可为神。当人们现实的作为、创造具有了精神的价值也就达到了神的境界，所以可以遍地封神。毛泽东有诗“遍地英雄下夕烟”，是说英雄神灵就是我们自己吧？神只在人心、人身，只在当今！

深绿色的矮草均匀地从脚下铺展开去，象巨大的绿毯；白色的、粉色的、蓝色的小花散落其间，象绣在绿毯上的图案；清澈的、泛着蓝的河水蜿蜒在草滩，象闪亮的绣线；远山、牛羊、草甸，恰是一幅恬静的画卷。这就是海拔3000米上的草原金银滩。金银滩因生长成片的金露梅、银露梅而得名，但真正让它具备金银般价值的是那首著名的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如今，在当年王洛宾采风的地方，矗立着那位拿着皮鞭、骑着骏马、粉红的笑脸象红太阳、美丽动人的眼睛象明媚的月光的卓玛塑像，旁边是藏族风情度假村，歌声不断地在草地上回响，把人们迎进这诗意的土壤。

在王洛宾纪念馆，我为之震憾。1938年与萧军等西北战地服务同仁西行，从北师大毕业的王洛宾，本来是要去巴黎学习艺术的，那是年轻才子的理想。但使他留下的却是那个六盘山的风雨之夜，那神秘的花儿高手“五朵梅”，一名风韵犹存的大车店女老板。女老板的花儿深情、苍凉、真切，深深地打动了年轻的王洛宾，于是有了后来半个多世纪的西部生涯，整整一生的追寻和写出经典的歌王。

今天读起这歌词仍然为之震颤。在全民族的苦难岁月里，战乱使人流离失所，更加上远行的离愁别绪，这西北民间送行的歌，沉郁而凄美，充满了深情，直扣人的心弦。几千年来，离愁一直是艺术的主题和题材。“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是唐人的送别，“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是宋时的乡愁。而这背后的文化内涵是什么呢？在纪念馆里、草原上、归来路上，我细细思忖，反复想着古人与当代、民歌与经典，终于理解，将这些串在一起的是家园之思，是精神家园的追寻与寄托。

“在那遥远的地方……”是爱情的记忆，怀旧的情绪，正是恋的内涵和本意。这样的记忆、情绪和情思，不是特殊的、怪异的才子狂人王洛宾的超人体验，而是人类普遍情感，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写照。青春嬉戏，激情荡漾，是生活之欢畅、生命之快乐的表现。皮鞭轻轻抽打的形象正是爱情体验的美好记忆。这情正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只不过打上了中华文化的烙印。情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重之又重。亲子夫妇之情、朋友之谊、故土之恋、乡里之思等，怀旧中渗透的是家园的感觉。人类根源于群居动物自然本能的伦常情理和人际感情，正是中国文化所珍重的，这也许就是有的学者从“情本体”角度来解释中国文化的原因。

这样的家园情结、情感文化，既有沉郁、深情之美，又有悠远达观之怀。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使人体会到深情、怀旧，更有快乐、明澈，是对生活、生命的理解。先贤们教诲要尊重人的感性生命、生活、生存，重视当下和今生此岸，这正是精神原形结构意义上的乐感文化。中国无神的传统和无统一宗教的历史渊源，大概就是春秋战国以来《论语》、《道德经》、《庄子》思想流传，重视人自身情绪、情感的民族精神吧。而人本身就是家园。

最流行的说法是为纪念屈原而设的。郭沫若先生考证，屈原死于被楚怀王流放十五年之后，楚都郢被秦大将白起所破之时。他认为屈原自沉汨罗的时间农历五月初五也可信，在听闻到国破家亡的绝望消息后投江的。给后人留下了象《哀郢》那样凄美的诗篇，而自身则成为一个壮美的化身。后人为纪念屈原的壮烈之举和爱国精神，每年于端午节包粽子祭江，以免屈原尸身被鱼龙所伤。这当然是一段深情美好的传说，我们宁愿相信它。

但历史似乎比战国的楚国和屈原更古老、更厚重。据学者研究，西晋周处《风土记》记载，“仲夏端午，烹鹜角黍。注云：端，始也，谓五月五日，一名角黍，以菰叶裹黍米。”就是说每年仲夏端午要吃黍米做的粽子。殷朝时，人们用黍祭祀祖先和天地神灵，用牛角进行祭黍。可见是一种农耕文化的仪式。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是四五千年前古吴越族的风俗。吴越族以龙为图腾，每年以新米做各种食物装入竹筒投入江中，献给龙神，以保佑不受洪水侵害。赛龙舟也表达着与水神、龙游戏和谐的意愿。《荆楚岁时记》记载，南北朝时，人们已将作为祭品的角黍和筒粽统称为“粽”。当新谷收获前后首先要祭祖祭神，其中渗透着尊重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这与今天的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的节日多与食物有关。正月初一吃饺子，破五吃饺子，正月十五吃元宵，寒食清明吃冷食，五月端午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等等，在饮食中注入了多少雅致的讲究和善良的愿望！但也有保护自身，抵御灾害，祛毒辟邪的一面。端午节要喝菖蒲酒、雄黄酒避五毒，蛇蜈蚣蝎子等。《史记》和《论衡》中记载，战国时孟尝君田支出生于五月五日，其父田婴认为“五”“忤”“户”同音，恐遭灭户之祸，就要杀其子以避灾孽，得其母保护才幸免于难，后来成为大政治家。足见当时人惧“五”，认为“五”“恶”同音，称五月为“恶”月。古人对五月的行为多有禁忌，至双五之五月五日尤甚，所以祭天地，避毒邪，始有端午节。这实在是个敬畏心理的一种反映呀！

但“五”数也不尽是秽气。中国文化中对“五”有种种信仰和诠释。有五音五味五谷五金，五方五行，一部《周易》、和《黄帝内经》，五行说是其基本原理。中国的算盘实际是以五为进位制的。人们考证这起源于劳动。因为双手各有五指，记事述事多以手指为工具，便有了种种五的概括。但五官五脏五体似乎又与劳动无关，有人解释说是先数了五个主要的，其它的忽略不计而已。我自己相信五的崇拜和禁忌起源于劳动，起源于手在采集狩猎文明中的工具地位和作用，于是繁衍了这数理文化甚至信仰中的“五”文化。从十进位看，五居中，代表着阳刚、中庸、和谐，恰合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因之，端午是食文化和数文化的结合。管他西方的什么七日创世与复活呢，反正我们信“五”。五与午与武与舞都同音，中华民族敬天地自然，蒸蒸日上，如日中天，舞于宇宙乾坤，将生命与阳刚倾注于食酒，那是一种文化，那意味着五月里失去的，我们将永远缅怀，五月里我们还要收获，还要奋发，崛起！

象要教诲我们深刻认识自己的民族一样，在刚感叹过诗性缺失不久，汶川地震救灾中来自民间自发的诗，如潮水般漫过互联网、报章，在短信中传递，电台电视和晚会上吟咏传唱。没有人觉得做作，不自然，倒像是发自每个人心里一样，无论诗雅或俗，工与拗，语言是否通畅。不由人再次感叹，中华民族是个诗性的民族！

数以千万计的诗在同一时刻自发地出现，是一种壮观。那种感觉是那样的强烈，面对大灾大难，大悲大哀，心中的情绪、情感要流要淌，思想信念要表达，要呐喊要吟唱。于是，苦难成诗，对遇难者的哀悼、哀思化为诗篇，把全民族心中的恻隐、伤痛凝于笔端，变作挽歌。那一首《妈妈拉紧我的手》，多少次地被转发，又多少次催人泪下！于是，呐喊成诗，我们要团结，要坚强，民族凝聚的呼声化作祖国坚韧的形象，变为诗人们的亢吟雄唱。于是，忧思成诗，对人类生存和生命本质意义的反思，忧患，理性、情怀、觉悟，也化作万般倾诉，叙说。这样的现象发人深思，说明诗性本在生活中。生活本身是诗意的，所以才有了对它的反映，无诗的年代是生活缺乏诗意，激情，而不是诗人无能。

那么，可否说诗也是时代精神的标志呢？曾几何时，三十年前，天安门诗抄，成为当时社会心理的反映，今天看来，它或许正是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前奏。时代精神中不仅有思想、理性、逻辑，也应有心理、情感、情绪，这些实际包涵着、蕴藏着思想、理性、逻辑的非理性。学者们研究中国文化是一种情本体的文化。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恶之心人皆有之，并且把人的情感境界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层次。朱子解说，“充内形外之谓美，塞乎天地之间，则有光辉之意”，是谓大美。这样发乎情，表为美的东西，正是诗的内容和本质，正是人作为群居动物群体意识情感对自身生存状态，社会关系的反映，情在这里是理性的也是非理性的，是包含着价值观的情感。西方的哲学家也承认情感对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成起关键作用，比如舍勒，认为思想有赖于情感存在。黑格尔则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认为诗反映着精神本质。因之，作为反映人类情感折射人类社会存在的诗大概也可以算作时代精神的标志之一。从这样的联想出发，我们去把握一下汶川地震诗歌中传递的是一种什么精神呢？那是对去者的惋惜，对生命的珍视，对自然灾害的抗争，对团结凝聚的呼唤号召，坚强奋斗的激励，一言以蔽之，是以人为本和集体精神。它本身超越了功利，超越了市场经济，因为人本身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关系包含了市场经济，但大于、广泛于市场经济。那些呐喊吟咏不正是在向人们提示、渲染着和谐、仁爱、团结、奋斗、发展这样更为深沉崇高的理念吗？答案是肯定的。

《离骚》成于楚难，《胡笳十八拍》赋于流离，苦难出诗人，这已被以往的历史无数次地证明过。而当下的历史向我们证明的是，多难兴邦，诗还是一种力量。在无数捐赠中，抢险救灾的行动中，我们看到的难道不是诗心？！而那数以千万计的诗只不过是诗心的外在表现。诗的洪流，爱的潮水，必将把中华民族推向新的高度和起跑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