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及新诗与自然的关系之前，似乎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加以简单的界定。
对前者的解释似乎并不会存在歧义。所谓新诗，是与中国古典诗歌相对应的中国现代诗——即新文化运动以来出现的用现代汉语进行创作的诗体。在一篇文章中我曾提到：
新诗概念的提出显然是针对中国的传统诗歌而言的。这个“新”，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写作观念上的更新，也不仅仅是创作方法和风格上的创新，而是诗歌乃至更大领域内的一次革命。它有着更为广阔的背景，而且是在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进行彻底决裂的口号和实践下进行的。
这个说法现在看来未免有些过于乐观，更多带有一种理想化的成分，实际情况要更为复杂。首先，新诗在诗体、形式乃至手法上对西方诗歌进行了借鉴或者说借用，但更多体现在外在形态上，而不是内在机制中，在对诗歌的现代性的追寻上似乎也是刚刚有所领悟。由于新诗的传统并不丰厚，又与古典诗歌进行了决裂，在摒弃陈旧的诗歌观念的同时也放弃了一些好的做法，如这里将要提到的与自然的关系。关于自然，当是指作为存在范畴的自然界，其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要点在于是否包括人类社会。而人们又通常把经过人类的活动而改变的自然称为第二自然或人化自然。后一种区别也许更为必要，因为我们今天能够接触到的自然更多属于后者，而中国古代诗人对自然的喜爱和抒写也更多限于后者。
如果我们今天谈到的不仅仅是新诗，而是包含了中国古典诗歌在内的所有诗歌，那么我们也许会有更多的话题。中国古代诗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篇的第一首诗就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来加以比兴。当我们阅读这部诗歌总集，同样会对里面提到的众多植物感到陌生难解，如卷耳、芣莒、如荇如葛，以致最后有人弄出一本《诗经植物图鉴》的书来帮助读者更好地领略其中的植物。《诗经》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句子也大多与这些自然物相关，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其实提到的这些植物也并非珍贵名贵，在今天的乡村仍然可以见到，更是我们童年时所熟悉的，只是离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越来越远。这些植物在《诗经》中并非全然用来抒情，也是日常生活的写照，在里面就屡屡提到采蘩采蒴，采苓采薇。试想离开了这些，《诗经》就不再是《诗经》了。
同样应该提到的还应有谢灵运和谢眺。他们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有的山水诗传统。陶渊明的贡献也许更大，他不满当时黑暗的现实，却没有避居山林，而是回到家乡从事耕作，抒写人们熟悉的田园景物，开了后来田园诗的先河。他笔下的自然是人工化了的自然，但他的写作由此显得更为自然。
西方诗歌的情况也大同小异。纵观西方诗歌，以自然作为题材的诗歌比比皆是，而更多的诗人也无疑把自然作为精神的栖息地。最为极端的例子是华兹华斯。他在一首诗中写到自然用它美好的事物，通过我(诗人)联系人们的灵魂。他主张成人要向孩子学习，甚至把孩子看做父亲，从而保持自己的赤子之心，这所谓的赤子之心，简单说就是体现为对自然的热爱。即使是描写英雄传奇的《荷马史诗》，在双方交战的刀光剑影中也不忘提及自然意象。当特洛伊将领格劳科斯在和希腊将领狄奥墨德斯交战前互相喊话，狄奥墨德斯问起格劳科斯的家世，格劳科斯说了这样一番话：
豪迈的狄奥墨德斯，你何必问我的家世?
正如树叶荣枯，人类的世代也如此，
秋风将枯叶撒落一地，春天来到，
林中又会滋发许多新的绿叶，
人类也是如此，一代出生一代凋谢。
用秋风枯叶来比喻人类的世代，当是荷马的一个创举。这样的比喻不仅贴切，更具有一种悲剧感。荷马的另一部史诗《奥德赛》更加富有传奇色彩，奥德修斯在返回家乡的途中受到海神波塞冬的阻挠，历尽艰辛，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人与自然关系残酷抗争的一面。里面的神巫巨人大可以看成是自然的拟人化。
由此我们看到了自然的另一副面孔。自然和文明无疑是一组对立项。文明来自自然，或者说孕育于自然，自然是文明之母。但二者并非总是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中。自然对人类文明具有一种破坏作用，而人类文明更是在无情地毁坏着自然。后者对前者的威胁无疑更大，也更具有自觉性，并且促成了自然对人类社会的报复。这一点无须多说，从我们今天的生态危机中即可看出。
前些年玩过一个叫《帝国时代》的游戏，是一位朋友送我的。这个游戏现在看来颇有些象征意味。里面的空间是黑暗的，人迹所至，一切景物才显露出来。这也许是说人类的活动赋予了世界以意义，使遮蔽的一切被命名。这里面有人类的劳作，如砍伐森林，如把荒野开垦成田地。但这些东西并不能再生，因此人类的资源越来越少。其它国家因为争夺地域和资源还要来攻打你，因此还必须打造武器，准备战争。这些都是对文明世界很好的诠释。战争是文明的疾病，战争是对文明的破坏。但建设本身也对自然造成影响，尤其是过度建设和开垦。人们的欲望变得贪婪而膨胀，人们不仅向自然巧取豪夺，而且在大面积地破坏着自然生态，如森林、水泊和湿地的大面积消失。在城市高高矗起的钢筋水泥的高楼中，人们实际上把自己与自然远远隔绝开来，城市成了我们的牢笼。自然在缩小，现在很少有一扇窗子能使我们看到过去诗人们看到的优美景色了。
因此对于诗人，关注自然已经不单单是心灵的需要，也不单单是为写作寻找题材，而是在捍卫生存本身。如果自然不复存在，人类又何所依存?人类的精神家园又何所依存?难道我们只能在古人的诗歌和散文中寻找自然的影子吗?
我们对待自然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多错误。这也许是我们的文明犯下的错误。过去我们的口号是征服自然，后来有了些进步，开始提出保护自然，但事实上仍然更多只是限于口号，我们所说的和所做的是两码事。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意识到，保护自然的基础应该是热爱自然和敬畏自然。
然而在新诗创作中，对自然的关注远远不够。我们既没有接受西方诗人热爱自然的传统，也没有像中国古代诗人那样和自然和谐相处，不分彼此。假如在我们的诗中偶然出现了自然景物，那么也只是一种点缀，是为了让作品增添一点美感和风味。自然仍然是附属之物，而不是描写的主体。当然诗人写什么不写什么，是自己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也由不得自己做主，但其中确实存在着一种主导意识。新诗与自然疏离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确实在远离自然，曾几何时，自然与人类亲密无间。我们来自自然，并且从自然中索取食物和生活用品并且学习生存之道。但随着科学的兴起，人的欲望变得贪婪而膨胀，人类不仅向自然巧取豪夺，而且在大面积地破坏着森林、水泊。在城市高高矗起的钢筋水泥的高楼中，人们实际上把自己与自然远远隔绝开来，城市成了我们的牢笼。而自然则满目疮痍，像贾樟柯在电影里面表现的那样。如果我们在新诗里面想描写自然的话，那么我们能否做到像古人一样呢?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假如我们的诗歌真的触及到了自然，那么也更多只是对破坏自然的行径进行谴责而已。
但这似乎也很必要，至少在目前的阶段,在莫里斯·迪克斯坦关于60年代美国文化的一本书中，提到了罗伯特·勃莱和詹姆斯·赖特等一些诗人，他称他们是“华兹华斯式的诗人”，他们抒写自然是在冲出重围，“寻找着暴风的中心”里“达到安宁和‘中央的宁静’时，这种宁静却是微弱而破碎的”。这里面暗含着对他们试图逃避现实的批评。迪克斯坦显然更加赞同金斯伯格等人的介入姿态，里面的这一观点也值得商榷，但他确实提醒了我们，如果我们因远离自然而重新充满了对自然的渴求时，仍然不要把自然作为逃避之所，而是应该把它作为捍卫生存和文明的一个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