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001 六国六位青年诗人诗十五首
033 九国十位女诗人诗十首
049 杂译诸家诗十七首
081 英语诗歌七家十八首
115 新西兰詹姆斯.Ｋ.巴克斯特诗十六首
133 美国W.S.摩温诗十四首
151 美国埃兹拉. 庞德早期诗八首
167 说明（西川） 

主编：孙磊 周琦



《说明》

西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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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版过三本译著：《博尔赫斯八十忆旧》（作家，2004）、《米沃什词典》（与人合译，三联，2004）、挪威诗人奥拉夫.H.豪格诗选《我站着，我受得了》（与人合译，作家，2009）。凡出现在这三本书中的译诗均不再收入本书。但本书所收译诗，依然不是我在过去的20多年里所译诗歌的全部，例如我舍弃了我在1986年10月、1987年9月和10月发表在内蒙古《诗选刊》上的《当代黑非洲诗选》和《20世纪英国诗选》，以及1988年4月发表在《昆仑》杂志上的《英美战争诗抄》中的大部分译诗。收入本书的译诗是我希望保留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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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过去的译诗整理一下一直是我的愿望。当孙磊先生在2009年上半年的某时建议我在他编辑的《谁》杂志上，以专刊的形式完整发表一下我的译诗时，我立刻就答应了。但因为平日太过忙碌，所以直到2010年7月他再次向我建议时，我才真正动手整理这些译诗。在整理的过程中，我清晰地看到了那个敞开心怀接受影响、勤奋学习热情工作的年轻的我。读者当能发现我早期的个别诗歌与个别我翻译的诗歌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我自己都早已忘到九霄云外，可现在它们告诉我：我不是石头子儿里蹦出来的。尽管从十七八年前我便与这些译诗中的大部分渐行渐远。

3

没有这样的道理，即我翻译了谁的诗我就受到了谁的影响。我的阅读面比这些译诗要宽得多。很多时候，我翻译它们经常是由于一些机缘巧合。我很少为自己翻译（为自己，读一下就行了。当然翻译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翻译它们，要么是为了完成杂志的约稿，要么是出自朋友们的建议和鼓励。例如巴克斯特那一组，我是在老木的宿舍见到了巴克斯特的诗集，并且受到了他的挑唆；例如摩温那一组，我先是在家里随口翻给前来与我告别的吕德安听，看到他的反应，并且自己也喜欢，这才决定动手翻译；例如女诗人那一组，是碰巧借到了巴恩斯通父女编的《世界女诗人诗选》（好像是这个书名），又赶上陈东东为《南方诗志》约稿，就翻了。这都是1980年代后半期、1990年代前半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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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我只能弄些英文。法文原是懂一点的，曾经可以大略读一读法国人写的法国文学史，也能背几首法文诗，但1985年那趟远足使我把我的法文扔在了大西北和黄河两岸。好在英文是一个好工具，我通过英文读到许多非英语国家诗人的作品。英文告诉了我世界是什么样的——它首先告诉我世界并不只是英语世界，而是多元的。近年来我读英语国家诗人的作品反倒不多，除非是朋友们的或朋友们推荐的作品。此外，我还有幸在国内、国外参加过几个翻译工作坊，使我可以与外国诗人面对面地翻译他们的作品。像六国青年诗人的作品我就是这么翻的。2010年我去斯洛文尼亚参加过那里举办的“大语种—小语种诗歌翻译工作坊”，我们的工作语言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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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翻译非英语国家诗人的诗，我立刻想到1995年6月我去荷兰参加第26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那是我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飞机。诗歌节有一个翻译项目：他们选出一位国际著名诗人，由与会的其他诗人在诗歌节期间将他/她的诗歌翻译成各自的母语。那一年他们选中的是比利时诗人雨果. 克劳斯。在英译文的帮助下，我翻译了克劳斯的两首诗（翻译过程中我曾与荷兰汉学家柯雷和当时正流亡荷兰的多多进行过讨论）。然后在克劳斯的专场上，他朗诵弗莱芒语原文，我们朗诵各自的译文。我译的这两首诗都收在了本书中。这一次为了写克劳斯的简介，我上网查维基百科，惊讶地发现，克劳斯已在2008年去世了。在那次诗歌节上我见到的以色列诗人耶胡达. 阿米亥、捷克诗人雅罗斯拉夫. 赫鲁伯，如今也已过世。——生命一茬茬离开，而诗歌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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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译诗中很多曾被收入一些外国诗歌选本，像邹荻帆编选的《世界爱情诗荟萃》（北岳文艺，1988）、王家新、沈睿编选的《当代欧美诗选》（春风文艺，1989）、刘湛秋、马高明编选的《外国现代派百家诗选》（贵州人民，1990）、王家新、唐晓渡编选的《外国20世纪纯抒情诗精华》（作家，1992）、张秉真、黄晋凯主编的作为“外国文学流派研究资料丛书”出版的《未来主义. 超现实主义》（人大，1994）、梁粱、厉云编选的20世纪外国战争诗选《我和死亡有一个约会》（解放军文艺，2005。书名来自我翻译的美国20世纪早期诗人阿兰.西格的一首同题诗，本书未予收录）等。这一次重新校译，我发现我早年的翻译存在不少误译之处，很遗憾，它们已谬种流传，连网络上都是。我真不该发表这么多译诗！所以这一次凡能够找到原文的诗我都对译文进行了订正，但也有一些诗我已找不到原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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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在1986年左右，我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读到，他们正在搞一个翻译征文竞赛，要求翻译的内容为英国一战时的诗人西格弗莱德. 萨荪（Siegfried Sasoon）的一首名为《众声歌唱》（Everyone Sang）的诗。这首诗收录在1929年版的《英诗金库》（The Golden Treasury）中。——更后来版本的《英诗金库》收没收这首诗我不知道。我把我的译文投过去，《中国青年》居然刊登了出来，后面还附了著名翻译家李文俊先生的评语。他批评了我的误译之处。因为我手头一时找不到那一期的《中国青年》，李先生批评的原话我已记不清了。但我还记得我把原诗中的orchards（果园）误译成了“橄榄园”（把orchard 与olive搞混了）。隔了些年头，一次我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开会，遇到了李文俊先生。他还曾对批评过我向我表示抱歉，我告诉他我已遵照他的批评将萨荪的诗重新译过，发表在了《昆仑》杂志上。李先生很高兴。李先生对我的批评我会牢记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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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体会：造成误译的原因有多种。一般说来，外语水平不过关是第一因素（我上面提到的误译萨荪诗歌的事就属于这种情况）。对原文语言层面上的误读、不理解，大概是每一位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都会碰到的事——那毕竟不是母语。但我发现，误读其实还涉及更深层的原因。随着我年龄的增长、见识的增加，我意识到在语言理解力之上的文化理解力的重要性。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原诗字面上的含义你全懂，但你的理解依然有偏差。我曾帮助过几个人校他们的译稿，我发现问题出在他们的文化理解力上。这一次校我自己的译稿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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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新整理这些译诗的过程中，我对自己曾经接触过这么多不同色彩、不同风格的诗歌感到惊讶（我已尽力翻译出不同诗人的不同风格）。虽然其中许多诗作不是出自我们熟悉的外国大师之手（那些人的作品应该由更专业的译者来翻译；我并且认为，大师们的作品也许我们读得太多了），但它们还是显示了诗歌的丰富性和多元化。这让我暗暗觉得，这些年来，中国国内的诗歌写作在风格的多样性方面呈现出某种退步，我们表面的多元化背后隐藏着一种骨子里的一元化或两元化。我听到过一些极端的说法，大意是现在中国的年轻诗人们已不需要再读外国诗了，因为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们已有一些积累，只读中国人自己写的诗就可以了。那么，这本译诗会提醒你，这种看法无异于坐井观天。